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教育，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到1956年，新中国在成功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批判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错误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要任务[1]，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斗争，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思想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对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斗争中，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会现实，坚持“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既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2]。

　　这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既要批判又要慎重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52年。1952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杂志先后刊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第1 期）、《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 期）、《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第3 期）等文，实质上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迅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并将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3]。毛泽东还在3月27日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上写道：“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4]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又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5]

　　1952年9月，毛泽东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方法和步骤开始有了新的战略思考。在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6]的设想。尽管“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7]，但在一些具体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统一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继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深入思考的同时，先后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错误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并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8]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干部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错误观念及时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党“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教育和批判”。[9]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经毛泽东的重要修改和增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发布，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道路，使之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为确立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