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教育，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到1956年，新中国在成功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批判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错误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要任务[1]，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斗争，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思想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对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斗争中，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会现实，坚持“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既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2]。

　　这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既要批判又要慎重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52年。1952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杂志先后刊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第1 期）、《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 期）、《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第3 期）等文，实质上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迅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并将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3]。毛泽东还在3月27日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上写道：“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4]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又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5]

　　1952年9月，毛泽东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方法和步骤开始有了新的战略思考。在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6]的设想。尽管“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7]，但在一些具体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统一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继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深入思考的同时，先后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错误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并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8]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干部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错误观念及时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党“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教育和批判”。[9]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经毛泽东的重要修改和增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发布，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道路，使之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为确立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10]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高度重视，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部分文章撰写了题记和注释。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第一次印行达106.6万册，第二、第三卷的首次印行都达到150万册以上。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讲话和论著，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毛泽东思想愈益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为适应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3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全党集中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至第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11]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学习中应当参考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献”，主要包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等[12]，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3]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4]

　　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5]6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重新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6]。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