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出发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正确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因此,在《正处》发表50周年的时候,重温《正处》,我们又多了些期许和体会。
一、“二个月讲话,二个月修改成文”及毛泽东本人的评价
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文章发表,历时近4个月,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已经将这个过程讲的比较清楚了。但是怎样解读这一过程,也还需要研究者加以关注,这将有利于全面理解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理论价值。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讲话稿最初只是一个1600余字的提纲 ,[1]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从下午3点开始,讲到6点40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2]讲话由速记员记录,胡乔木将记录稿整理成文字,于3月30日报送毛泽东。4月24日,毛泽东开始正式修改讲话稿 ,[3]直至6月19日公开发表。那么,可不可以将其归结为“一次讲话,2个月修改成文”呢?恐不尽然。我认为准确地说应该是2个月讲话,2个月修改成文。
为什么说不是一次讲话,而是2个月讲话呢?因为,除了2月27日的讲话之外,毛泽东在3月初至4月上旬又作了一系列讲话和报告,这些讲话、报告都是2月27日的讲话的延伸和补充,因此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3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一周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开了6个会,讲了六次话,包括5个座谈会,即3月7日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3月8日的文艺座谈会、3月10日的出版座谈会、3月11日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以及3月13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和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除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外,其余5个座谈会主题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围绕着2月27日的讲话展开的。紧接着,毛泽东驱车南下,从3月17日到20日,4天旅途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向3省(山东、江苏、安徽)2市(津、沪)做了4场报告。从4月4日到6日,毛泽东又连续3天在杭州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4省一市思想动态的汇报,主题还是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问题,当然重点是党内。毛泽东通过座谈会多方了解党内外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继续深入思考,他一边整理思路,使之更加条理化,一边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之更加完善。
举个例子,比如,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做了解释: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是“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段话,就是3月17日晚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时讲的。这个意思,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明确讲出来。而这时据全党整风文件的发布还有整整40天,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因为反右派斗争而起了变化。
至于文字修改过程,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分析,从5月7日毛泽东将讲话稿的题目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6月中旬,毛泽东共对讲话记录稿做了6次修改和补充。 [4]5月10日,毛泽东将“草稿第一稿”送出,在小范围内印发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将“第二稿”印发给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嘱其“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5月25日,毛泽东将“第三稿”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了,除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30余位到京开会的各省市区负责人。毛泽东要求务于当晚12时前将三稿送到各人手中,“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毛泽东再次请大家“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5月27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他特别提示“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并请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这一稿的印发范围,是“此次到会人数”,应该和第三稿同。5月28日,他批示将“第五稿”“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征求意见。这仪稿的印发范围有所不同。6月9日,毛泽东将他自己标明的“6月8日修正稿”批示“分送政治局、书记处个同志及田家英”征求意见,并“即刻付翻译。” 6月17日,讲话整理稿经毛泽东最终审定定稿 。[5]
其后出版的《毛泽东传》介绍得更详细。它不仅具体列出6月9日之前每一稿是如何修改的,还披露了6月9日至17日之间这段时间的修改情况,即6月9日凌晨,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稿第七稿,毛称这一稿为“6月8日修正稿”。 [6] 6月14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并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6月16日,在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出了第九稿。第二天(6月17日),又做了一次修改,是征求意见稿第十稿,这一稿注明是“最后定稿”。这就把《毛稿》的注释进一步说清楚了,没有这段细节,人们很自然地以为毛泽东的修改稿只有6稿。 [7]上述征求意见稿两次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三次印发各省市委负责同志,两次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关于修改的版本,薄一波也有个说法。据薄一波的书中说,《正处》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15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 [8]这和《毛传》有出入。《毛传》计算出的是13稿,因为最初毛有4次“自修稿”,第一个征求意见稿是他“自修稿”的第四稿,等于前边还有3稿“自修稿”,加在一起是13稿。 [9]不知道这个误差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还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毛泽东对于讲话的修改是非常认真的,不仅在于他自己一遍一遍的改,还在于他几乎每一次都要求拿大家在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确是集思广益。
《正处》的正式发表,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据有关资料统计,该文发行单行本120多个版本,其中汉文版10多种,少数民族版20多种,外文版80多种,盲文版4种。到1958年已印行2135700册。 [10]它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苏联《真理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同一天全文刊载,其他东欧国家都有宣传和介绍。它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在稍后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社论。美国其他大报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等也都刊载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苏、美、日、德、意等20多个国家也分别出版了该文的单行本。[11]
引起了如此的反响,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向外人评介这篇著作的呢?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一个空白。从所见到材料看,毛泽东几乎没有做什么评价,更没有突出自己的理论建树,他所关心的是介绍并阐述这个理论的观点。
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到,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时期内,在苏联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看成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乃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需要加以调节的。专政的范围主要是对阶级敌人。对人民内部的关系,则应用民主的方法。这大概是毛泽东最早向国际友人阐述《正处》的主要观点。4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新任驻华大使时再次谈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不过不多。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服。第一种办法是用来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内部只能采取说服的办法。是我们错了的就要改正,对正确的意见要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进行解释,讲明道理,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这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是讲不通的。5月12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讲到闹乱子是有益处的,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时,特别强调:说社会主义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要矛盾来推动前进。
毛泽东对自己理论贡献的一次明确的肯定是在同年4月8日会见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他说,不能以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界限往往容易混淆。我们党对阶级斗争有经验,现在碰到人民的问题,就联想敌人来了。用过去的方法,行政命令,强迫解决问题,混淆了两类矛盾。西伦凯维兹说:在这里,区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义的最重要的问题。毛肯定地讲:这个问题,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
由于讲话已经被西方媒体抢先公布,而正式的版本尚未出版,各社会主义国家来访人士差不多都提出想要得到讲话全文的要求,这时,毛一般都是以“以后可以得到全文”一句带过,不做过多的解释。个别时候也会解释说,讲起来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但更多的情况是很快将话题转到阐述观点上面去。
对内毛泽东也提到过《正处》这篇文章,那是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21日至23日他就看到了。并在23日做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这番话,没有谈理论观点,说的是文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