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1]）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的统一战线组织。毛泽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第二、三、四届名誉主席，为人民政协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坚定地将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延续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进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学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2]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明确回答了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以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前途等问题。这些思想，为人民政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人民政协的筹建可追溯至抗战胜利后。其时，蒋介石违背1946年政协会议的精神，建立了独裁政府。为此，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致信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让他告诉北平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其中经毛泽东亲自改写的第五条，正式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又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指出“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3]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得到了有关各方的拥护和响应。从1948年8月开始，各方面人士陆续来到解放区，就民主建国和新政协的召开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1949年6月，有中共等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参加的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4]

　　经过充分的筹备，１９４９年９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三个重要法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四个重要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京，纪年采用世界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会议还通过了其它事项。毛泽东组织了会议，并致开幕词。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正式诞生。

　　人民政协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担任5年主席和22年名誉主席，为建立和健全人民政协的组织机制做了大量工作。人民政协最初的组织形式只有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全国政协很快成立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宗教事务等８个工作组，作为政协委员开展经常性工作的机构。１９５０年３月，全国政协建立了工作会议制，由正副秘书长、各工作组组长、秘书处正副处长及其他有关专职人员，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政协工作。设立了秘书处，作为全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１９５４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扩大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名额，保持广泛的代表性，扩大团结面，政协组织机构由原来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层。地方委员会也是全体会议和常委会两层。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领导日常工作。人民政协组织机构这一基本框架一直沿袭至今。

　　建立人民政协，就是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在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毛泽东任人民政协主席期间，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完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新中国的各项重大事务，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的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各党派合作协商的机构。毛泽东在1949年10月9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主席。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过四次全体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国徽图案、关于抗美援朝的决议、惩治反革命条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协商。在此期间，全国政协通过了《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各省市由当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行使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此外，还协助政府做了很多工作。这时期，人民政协虽不是国家机关，但它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在团结各族人民，实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4年9月开始，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人大职权的任务结束，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和各党派合作的组织继续发挥作用。人民政协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议政，在团结人民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活跃国家政治生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政协事业得到了发展，政协全国委员会历经二、三、四届，共召开八次全体会议。1954年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其他有必要的地方，设立了政协地方委员会。1956年1月全国有政协地方委员会358个，1959年4月增至908个，1960年3月1023个。[5]1959年，政协会议同人大会议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并形成制度。[6]

　　建国任务完成后，特别是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是否要保留？人民政协的重要基础——民主党派有无存在的必要？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是毛泽东持坚决肯定的态度，才使人民政协这个经过历史考验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得以延续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准备宣告结束。在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应是我们的外围，应是一个进步分子的团体，应由大到小，由多到少，由政治上的复杂到统一，由与我党有距离到无差别，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为我们自己找麻烦。还有人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0年2月，毛泽东明确表示，民主党派不能解散，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7]他还对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指出：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拔不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8]要团结他们，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的口号。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民主党派要不要继续存在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有人认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消灭，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个人正在被改造，民主党派将“后继无人”，“寿命不长”；还有人对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是否还要继续合作持否定态度。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希望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尽可能地把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据此，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今后将“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使民主党派深受鼓舞。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各民主党派还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55年民主党派成员总数39000人，比建国初11000人增加了二倍多[9]。

　　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结束后，有些人对人民政协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产生动摇。毛泽东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肯定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10]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6年8月30日起被迫停止办公，各级政协的工作也被迫陷入瘫痪，整个政协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被剥夺殆尽。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多次讲到“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966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1]1971年8月，他视察南方时又说，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不要急于取消。1971年底，人民政协工作开始局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