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多次强调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他曾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26]他强调要扫除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奴隶劣根性，树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自立自强的观念，“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27]挺直腰杆发展科学技术和建设社会主义。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队伍方面，坚持科学家与普通工人群众相结合。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8]1957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又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9]毛泽东非常重视工人群众发起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1960年3月，他在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等文件时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在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运动的若干情况的报告时写道：“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30]1963年3月，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鞍山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结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坚持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这一制度被称为“鞍钢宪法”。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认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提出来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1957年，他把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转交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拟定了一个鲜明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搞科学不行。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清醒地分析了实际情况，认为这话有一半道理。我们党内缺乏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技术员，在具体业务、具体学科、具体内容上没有发言权，外行难以领导内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党又能领导科学，这是由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了”。[31]首先我们能在政治上领导，在国家计划上领导。毛泽东认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经济工作是辩证统一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2]他既不赞成不问思想和政治的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技术家；也不赞成不懂业务和技术的空头的政治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更高些、更快些，科学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因素。他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另外，我们也通过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调动各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的积极性，使我国科学技术走上较快发展的轨道。其次，共产党通过学习可以转变为内行。我们党花了二十多年才学会了阶级斗争，学习自然科学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他还说，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培养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那时我们会有许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委员会，而且是一个科学委员会，我们领导科学的本领就会大大提高。

　　三、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战略意义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毛泽东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科技战略思想可以直接转变为方针政策，付诸于实践，因此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业绩。1955年5月14日，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在上海试制成功。1956年7月13日，第一个汽车工业的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1958年6月13日，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型原子反应堆正式运转。1958年8月1日，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诞生，标志着计算机学科的建立。1961年9月，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1965年9月17日，首次在世界上成功地采用人工方法合成牛胰岛素。[33]同时，在许多科研领域还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例如，在冶金方面，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钢的品种达900个，钢材品种达9000个，以前不能炼制的高温合成钢、精密合成钢、高纯合成钢、有色稀有金属等，都能炼制了。[34]在标志着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国防科技领域，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苏联尔－2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我国研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特别是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35]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增强了国防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邓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6]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与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邓小平科技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中科院曾经撰写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比较系统地把毛泽东革命科技路线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方面：关于科技工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略作用的思想；关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的思想；关于建立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科学技术队伍的思想；关于发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创造精神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关系的思想；关于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思想；关于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的思想等。《提纲》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革命科技路线，是指引我们的科技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灯塔。[37]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邓小平科技思想，体现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科技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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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3]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7页。

　　[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9]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5页。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1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1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5] 参见陈建新、关前：《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1] 毛泽东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2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25]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27] 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

　　[3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31]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3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33]  参见《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载《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

　　[34] 参见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35] 参见《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644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37] 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