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名字是同毛泽东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９月逝世，照常理，胡、毛关系到这时也就终结了，而我的讲演题目，把他们关系的下限定在１９８１年，延伸了五年。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实际上，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论定”很不容易，“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两个凡是”，也有全盘否定。直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最终“论定”。而胡乔木,是这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人。所以,讲胡毛关系，要讲到１９８１年才比较完整。

　　胡、毛关系四十年，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一、四十年代。胡乔木１９４１年２月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毛主席和政治局的秘书，到１９４９年进城。这是从学徒到助手到开始独当一面工作的阶段。

　　二、五十年代。胡乔木在毛泽东领导下，一方面独当一面，主管新闻工作，一方面参加文件起草。这是开始发挥党内第一支笔作用的时期。

　　三、六十年代前期。胡乔木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是诗友时期。１９６１年夏，胡乔木因病休养，１９６４－６５年间，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主要是诗词创作和修改。

　　四、文革时期。文革初期胡乔木受到冲击，因毛泽东要去看他而受到一定“保护”，从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７４年，处于他自己所说的“冷藏”状态。１９７５年毛起用胡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胡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在年底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靠边”。所以，文革时期又可分为“受冲击”、“冷藏”和“复出”、“再受批判”四小段。

　　五、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五年，可称之为“历史评价时期”。

　　下面，按照这五个段落来讲一讲胡乔木和毛泽东的关系。

　　一、四十年代

　　胡乔木是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发生“皖南事变”后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的。

　　对于胡乔木来说，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的最初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再至独当一面工作的时期。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这样的导师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共理论家、“党内第一支笔”。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晚年由衷地说，他的进步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分不开。对于毛泽东来说，胡乔木这个“学徒”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了得心应手的助手。毛有这样一个管用的助手，真是如虎添翼。不仅大大有助于他领导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整个四十年代，胡乔木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大致有三段：一是准备和参加延安整风。二是抗战胜利后随毛重庆谈判。三是１９４７年４月中旬起随毛转战陕北。１９４８年４月到达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要他独当一面，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四十年代，胡乔木的工作和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胡从１９４１年６月起就在毛指导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到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他写的社论，收到《胡乔木文集》里的就有５６篇。不少社论，传诵一时。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三、四十篇。这很不容易，既要有积累，又要有才气。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对胡乔木起草的文稿，毛泽东也没有少花力气。胡乔木的许多手稿上留有毛泽东悉心修改的笔迹。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如：１９４９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六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通称“六评白皮书”－－美国国务院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这些评论针对这份白皮书而发），可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

　　再一个方面是中共党史研究。胡乔木在毛身边参与了六项重要活动。（１）编“党书”。先参加《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接着又参加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的赞许。（２）１９４１年９月至１０月，胡乔木列席了总结、检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３）列席了１９４３年９月至１９４４年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４）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学习、检查。（５）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６）列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有这些，既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又对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作出了贡献。

　　胡乔木非常珍视毛泽东对他的十年教诲，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他在１９６５年七一前夕作《七一抒情》（七律四首），第一首回顾这段经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白话释文：这样辽阔、壮丽的国家，这样先进、优越的政权，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这样意气风发的人民，真是幸运啊，我同千年不遇的良辰美景相逢。［毛泽东］挥舞他那像太阳、月亮一般光芒四射的大笔，写就了具有雷霆万钧威力的千古不朽的文章。指点、察看，［意思为清醒地洞察情况，正确地决策指挥等等，诗要用形象的话说］崎岖小路都成了平坦大道；谈论嘲笑那些丛生的荆棘，跟天上飘过的浮云一般。［意为“荆棘”――艰难险阻――都如同随风飘散的轻云一样］旌旗在和暖的春风中猎猎作响地飘扬，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都看着我们中华民族这一支奋发图强的队伍。）１９８２年，胡乔木在七十诞辰时又作七律《有思》，第二首开头四句，回顾四十年代的生活，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情怀：“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白话释文：少年时代我就放弃了学业，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在文韬武略两方面我都没有成就，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革命取得了成功。想当年，在人民军队主帅的司令部里，接收各路人马从远处传来的军情报告，向他们发出战斗的命令和讨伐敌人的檄文。常常陪伴领袖工作到夜深人静，桌上的灯与心里的光［胜利的希望之光］交相辉映。）胡乔木赞颂毛泽东“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应该说，“写就”这使“崎岖成坦途”、使“众志成（城）”的“雷霆不朽文”的，也有胡乔木的一份辛劳在内。

　　二、五十年代

　　毛泽东对胡乔木这个人才是很欣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交给胡乔木掌管。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引人瞩目。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庆祝“七一”的报告，用胡乔木名义发表完全是出于毛泽东的安排。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胡乔木五十年代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从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起，《人民日报》换了一付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

　　五十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

　　１９４９年，胡乔木是《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同毛泽东一起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搞了几个月。

　　１９５６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５６年中，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１９５６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作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辞：乔木固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作出的决断，还是应毛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主席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要公布的１９５９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既内疚、自责，又委屈、苦恼。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