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十年代前期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重，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１９６４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１０月１４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旬起的十来天里写了十三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说毛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１１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与胡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１９６４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１９６５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益发高涨起来。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５年１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和《红旗》杂志（１０月１日出版）登了出来。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如果说１９６５年元旦发表的《词十六首》以现代中国史诗的雄浑和时事讽刺诗的辛辣博得赞誉，那么，《诗词二十六首》以动人心弦的时代颂歌和发人深思的人生探究吸引读者。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发表的这种规格，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激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在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在作文和做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关系真可说是珠联璧合。

　　四、“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乔木受到冲击。周恩来采取过保护措施，揪斗有所缓和。但不久胡乔木被公开点出，又成了被批判的一个重点。由于毛泽东的关顾，挨斗的命运才得以解脱。那是１９６７年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上天安门途经胡宅，令停车要去看望。因敲错了门而未如愿。第二天又安排专程前往，又遭江青吵闹阻拦而未成行。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得悉主席没有忘记他这个秘书，欣慰地说：我心领了。毛泽东这样惦念胡乔木，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便采取过激行动。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关顾，从此，胡乔木免除了揪斗之苦。

　　但是，江青、陈伯达等没有放过胡乔木。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６日起，胡乔木即被正式列入“中专一办周扬专案组”，从此被长期审查。江青等控制的专案组甚至无中生有地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还给他加上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所幸毛泽东没有忘记胡乔木。１９７１年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一次谈话时，称赞胡乔木“这个人有点知识”。此后，毛泽东又过问胡乔木的事，但江青等人以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来搪塞。直到１９７４年秋，在落实政策、大批解放干部的时候，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当年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此举借用京剧行话，称为“亮相”：昭示世人，此人已经获得“解放”。

　　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初主持国务院工作，胡乔木担任邓小平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一方面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方面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

　　胡乔木动手，很快就把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进一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性文件《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整理了出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胡乔木带领政治研究室，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在此期间，不少得到毛泽东直接干预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如电影《创业》公开放映，举行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支持姚雪垠《李自成》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批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写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著名批语，等等，都是由胡乔木将有关书信或材料，或经邓小平转呈、或由胡乔木直送毛泽东而促成的。江青一伙因此对胡乔木深恶痛绝。在后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研室被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胡乔木参与或指导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作“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于是胡乔木再一次“靠边”。

　　五、历史转折时期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年冬)为标志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以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为前奏，从１９７７年批评“两个凡是”开始，到１９８１年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关键。无论是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潮的束缚，还是遏制全盘否定的右的思潮的泛滥，胡乔木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胡乔木做了许多工作。详情下一讲再讲。这里只说一说在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写好《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的过程中，胡乔木发挥的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有三点：

　　一、提出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不能把他的错误列入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这一“区别”，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据他的秘书回忆，胡乔木想出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非常兴奋，要秘书立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打电话告诉组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另一位负责人邓力群。

　　二、实事求是地评论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胡乔木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几经推敲，胡乔木改定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明确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又区分了他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本质不同。历史决议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分阶段作了分析、评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正确的思想、理论和重大的功劳，对“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进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外工作打开新的局面等，也作了肯定。

　　三，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概括。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具体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 胡乔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论述精辟、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作出概括。

　　美国记者白修德（Ｔheodore H.White）称赞《历史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自由化。通过科学评价，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地位，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得起他的恩师毛泽东，无愧于“中共第一支笔”的称号。

　　胡乔木在１９８２年６月七十诞辰时写的七律《有思》中，也用四句诗写建国后同毛泽东的关系和内心的感慨：“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白话释文：在红墙内中南海里面，得到春风的吹拂，春雨的滋润，我真是三生有幸。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是非功过，到此刻才做出历史的结论，何其迟也！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已经如烟雾般模糊消散，更多的如火焰般闪烁在眼前！滔滔的江河，辉映着耀眼的繁星。听啊，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汹涌奔腾而来！）在胡乔木的心中，毛泽东始终是一颗最耀眼的星！

　　在作出《历史决议》以后，继续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胡乔木的主要工作。八十年代，胡乔木同美国记者白修德、索尔兹伯里分别进行过重要谈话（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４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５日）。１９８９年春，胡乔木赴美国访问，作了关于中国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关于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学术讲演。１９９１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他又抱病写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十二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

　　１９９０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胡乔木，决定着手写对毛泽东的回忆。他要超越一般回忆录的程式，“想另选一个题目，就是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写出来后，下一步，“可以往五十年代延伸”。这不仅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深情，而且是由于他对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极端重要性的理念。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过，由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努力，《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部书，终于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出版。唐朝大诗人杜甫在送别朋友时用“九重泉路尽交期”［九重，天上，有九重天之说。泉路，地下，谓死后走上黄泉路。］来描述友情的深厚。在九天之上的毛泽东和胡乔木，看到这部书的出版，当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吧！

　　最后，我想套用英国丘吉尔首相对斯大林的评论来评论毛泽东，作为我这次讲演的结束语。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斯大林八十诞辰之际，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他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自己还不会造一辆汽车，而他走的时候，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已经能够准确地回收人造卫星，跨进了太空俱乐部的大门。今天，更把神州六号载人飞船送上了太空。

　　附记：一，这篇讲演已经在《百年潮》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公开发表。承编者对文中每一个阶段加了小标题。兹顺次附录于此：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十载沐春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红墙亲风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鱼雁传诗情；“文化大革命”时期：岁寒得关顾；历史转折时期：青史判爱憎。

　　二，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蕙同志指出，文中笼统地说“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可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不妥。她依据档案撰文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对美国国务院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的六篇评论的情况，纠正了本文偏颇的说法。

　　三，“文革”初期一直在胡乔木身边的秘书东生同志指出，文中按流行说法说的关于毛主席要看望胡乔木的情况不够确切。他说：敲错门的那次大约是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７日，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去，路过南长街。后来的那次是１９６７年五一劳动节傍晚，中办主任汪东兴先到胡乔木家通知和安排。东生一直在场。等了很长时间，说毛主席来不了了，因为路上车堵。那天晚上毛主席上天安门，比预定时间迟了二三十分钟。

　　对以上各位为本文正误和增色的同志，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