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不但领导新中国长达27年，而且由于中国革命首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因而他领导革命战争的22年也是在局部地区执政的22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领导实现了中国经济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两次大变革，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些经验，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这样相互关联的两方面的内容。深入研究这些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执政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时候，七届二中全会为此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毛泽东在全会的报告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领的科学预见，是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而向全党发出的警示。毫无疑义这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

　　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取得政权作为它的终极目标，有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夺取政权仅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的，因而正确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也就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这就正确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民主革命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而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仍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仍然要正确处理阶段性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党处在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要明确这一切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目的，是为了将来向更高的阶段过渡准备条件。如果离开了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就会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如果忘记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日的，那就会走上邪路。二者都是不足取的。因此，处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要牢记毛泽东早就指出的，在为现阶段而斗争的时候，心中总是悬着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

　　第二，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这是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了人民手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掌握的权力还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

　　毛泽东认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单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为此而进行的探索虽然有过严重失误，但他的这些重要思想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