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外开放是相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闭关锁国而言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同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紧密关联着的，也是近代世界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论者把毛泽东晚年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进而认为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他是搞闭关锁国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类的字眼。其实大谬不然。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使我国一个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上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纵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应当说恰恰是他奠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他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做法，推动了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当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来他对此加了一段说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遐想联翩，遨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上引词句，可谓充分表达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处在新旧潮流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痛恨那种用“闭锁一个洞庭湖”的做法，不给青年人用武的余地①。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激励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主张大留学政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计划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苏俄，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思想，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体人类的幸福，认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②随后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则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并说：“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③可以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而贯串于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在两种政权的长期对峙中，革命政权是处在严酷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很难实现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触与交往。即使这样，在毛泽东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锁，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明确规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原则立场。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④这表明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权仍然是主张对外往来的，而不是自我封闭。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动的日益猖獗，极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极大变动。这时中国革命大本营已转移到陕北，中国共产党也已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因而有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党的对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问题时，就充分表达了党对发展与友好国家交往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党对这些友好国家都采取欢迎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抗战实现后，英、美等国如能对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切实的援助并对日本进行封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主张，他说，如果中国取得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人民政府对“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而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则“一概不予承认。”⑤等等。这些论述，虽是初步地但确是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内党的对外开放的构想和政策，也大体展示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