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的讲话中多次提出，在党的建设中要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来，“自我净化”已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关键词出现在各大传媒。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已经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提出了丰富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改正缺点、修正错误，不断地实现“自我净化”，以保持不竭的生机和活力。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有关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相关内容，对当前党的建设无疑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1]他把人民比作“铜墙铁壁”，认为只有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什么力量也打不破。他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作为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认为共产党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像“土地和种子”、“鱼和水”一样的不可分离。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1]革命胜利后，他又将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北平刚解放时，毛泽东到颐和园，园中空空。他问身边的人，人都干什么去了？有人解释道，为了安全，把人都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名堂？把水排干了，鱼还讲什么安全？1957年，他又说：“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党群关系不仅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政党的安危，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建成与巩固！ 

　　如何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贯彻群众路线。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1]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做长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一再地告诫全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5-1]任何工作都要从调查研究着手，都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才能够了解政策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5-2] 

　　从革命时期到建设年代，调查研究贯穿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历程。从在湖南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到井冈山斗争时期、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以致新中国建立后；从考察农村的阶级、阶层、地租、田赋、农民观念、民歌到考察人民公社体制、公共食堂、整风整社、人民生活等；从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到江西的宁冈、永兴、乌县、兴国，再到了广东、湖南、浙江以致全国各地；从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关于农村调查》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毛泽东始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民情、区情、党情、国情，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依此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并修正和完善这些政策。在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十几个省的山山水水，他的脑海里装着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和嘱托，他关注的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正是基于对百姓浓厚的感情，基于对中国各方面情况系统的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掌握了基层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使党能够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并保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活力，实现不断的自我净化；同时，也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使中国革命在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胜利，使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建设成就。 

　　二、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抵抗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 

　　在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全党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将“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4-2]“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4-3]这种办法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和纪律，反而会增强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首先，开展党内批评必须要从“团结和进步”的目的出发，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而不是泄私愤或图报复；其次，批评要有理有据，“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5-3]，“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5-4]；再次，批评要当面的指正，而不是背后的指责，“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6]，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最后，批评是及时的，而不是事后的批评，“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7-1]，及时发现，及时指出，是对同志负责任的表现，它可以使自己的同志及时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及时加以改正，从而避免小错铸成大错，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事后的批评（不包括事先不知的情况），则是动机不纯、居心不良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它只会贻误自己的同志，贻误我们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正是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错误路线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倾向、对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评。长征路上，遵义会议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扭转“左”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延安整风更是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初的整风、整党，以及后来的“七千人大会”等，都比较好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了当时党内思想、作风问题。虽然1957年整风运动后期犯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党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的方法和良好初衷是不容否认的，这一方法也确实使党在不断进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必要的积极的斗争，在不断清除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中得到净化和提升。 

　　三、居安思危、戒骄戒躁，防止党的肌体腐化堕落 

　　在革命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就意识到，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滋长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思想，要尽早防止此类思想的孳生和蔓延，以防重蹈历代王朝几世而亡的覆辙。抗战后期，胜利大势已定。毛泽东将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李自成起义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印本发行，让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曾任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交谈时，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环境变化后继续保持优良作风提出关切的疑问。对此，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回答完事，而是以很高的警觉告诫全党同志：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 

　　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避免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覆辙，再次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思考的大事。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捧场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要警惕胜利后的骄傲情绪。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会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8-1]此番话语，道出了毛泽东深感胜利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胜利果实的情怀；也道出了毛泽东居安思危的政治远见。 

　　建国后，他一再告诫全党居安思危，戒骄戒躁，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孳生和蔓延。他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8-2]在思想根源上，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骄傲自满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根本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它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严重阻碍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如果听任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开来，势必会最终毁灭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同时，他警告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8-2]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发动了一系列的整风、整党运动，重点就是克服官僚主义。1951年底到1952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以“三反”为内容的整党运动最为典型。在“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毛泽东指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8-3]毛泽东亲自指导“三反”运动，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委，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从中选择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并对其中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作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三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对防止干部的贪污腐败、铲除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以这种高度的革命警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从而有效防止了干部队伍的腐化堕落，保持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和党的肌体的勃勃生机。 

　　四、依法治党、从严治党，以保证党的肌体永不变质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主张要严惩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以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9]，表现了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宣布：“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2-2]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建立与旧式国民党腐败统治截然不同的新的廉洁政治的建国理念。 

　　为了实现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严重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7-3] 

　　在我党反腐历史上，有几个重大的事件让人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反腐败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贪官”谢步升；第二件是延安时期被处以极刑的黄克功；第三件是“三反”运动期间被处决的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枪决谢步升、处决黄克功，表现了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不姑息腐化变质分子的坚定决心和巨大魄力；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则表明了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力主惩治腐败从领导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依法治党、从严治党的执政理念；也表明了党中央对待犯法的官员，不论位多高、权多重、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依法惩处的治党治国准则。 

　　当前，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整治“四风”，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近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习近平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还没有结束。如何更好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法治党？如何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都是需要理论界和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回顾毛泽东关于党“自我净化”的思想，无疑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2．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162[-1]、1238[-2]．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47．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99[-1]、1096[-2]、1096[-3]．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09[-1]、110[-2]、92 [-3]、91[-4]．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59．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6[-1]、254[-2]．208[-3] 

　　[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04-205[-1] 、612[-2]、207[-3]．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5． 

　　[作者简介]刘维芳（1973—）女，安徽太和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和妇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