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术界长期以来大多关注毛泽东各种作品的对外翻译，却很少留意他本人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毛泽东一生深受翻译影响，也深刻影响了翻译。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同翻译工作者有较多接触，深知翻译的重要，对翻译工作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要求和意见，对我国翻译教育事业帮助甚大。他对我国翻译方面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译员培养和翻译实施等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翻译人才的态度和观念

　　（一）信任及尊重翻译工作者

　　毛泽东对承担翻译工作的口译和笔译人员都充分信任。这种信任，既包括对他们工作能力的认可，也包括对其工作态度和政治立场的认同。毛泽东一生无数次得到翻译工作者的协助，其间总是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不曾严厉批评或中途更换过翻译人员；他对将其著作外译的同志和将马列主义经典作品译成汉语的人员同样非常信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简单一句话，浓缩了他对翻译工作者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评价。

　　毛泽东始终尊重翻译工作者。这种尊重既包括对译者所从事工作的尊重，也包括对其人格的尊重；既尊重口译人员，也尊重笔译人员；既尊重从事外译汉工作的人员，也尊重从事汉译外工作的同志。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翻译工作者为我国引进马列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武装，翻译工作者就是我国马列主义理论的引荐者。因此，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翻译的同志是理论工作者，要重视他们。他指出：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由翻译工作者介绍到中国来的。他要求全党同志“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其二，翻译工作者是光荣的劳动者。他一向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从事任何革命工作的同志都是光荣的劳动者，不能因分工不同而区别对待。所以，翻译人员自然就是高尚的劳动者，理应受到尊重。

　　（二）关心和保护翻译工作者

　　翻译工作者也有七情六欲，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难免遇到不顺，尤其是遭遇事业或者人生的低谷时，旁人的关心往往能化为意想不到的动力。毛泽东早年接受过师范教育，身上具有教师诲人不倦的可贵品质；另外他还拥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所以他不是单纯就人论人，而是从事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更加广阔的层面看待人才、重视人才、关心人才。这种关心，既包括对翻译工作者所遇困难加以留意和帮助解决，也包括对其业务进步的积极鼓励。

　　毛泽东一向爱惜人才，保护人才，要求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对翻译工作者，毛泽东同样本着爱惜人才的思想用心保护，避免他们受到不应有的误解和伤害，或减少所受伤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多次明确表态保护翻译工作者，如范承祚、阎明复等等。

　　（三）体谅翻译工作者

　　1帮助翻译工作者减压

　　毛泽东长期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在国内外拥有崇高的威望。一般人初次与他接触，难免心有紧张，刚开始为他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也大多如此。发现这一情况之后，无论正式会谈之前还是会谈中间，他都注意主动给翻译工作者减轻思想负担，消除精神紧张。

　　2鼓励翻译工作者进步

　　真诚鼓励也是他体谅翻译工作者的表现。比如，沈志英首次为其担任翻译时，显得不够自信，毛泽东就亲切询问她学的什么语言，然后鼓励她说：“非洲的人民很喜欢听你讲他们的语言啊，你要好好学习，很有前途的。”这句话让沈志英受到极大鼓舞，促使她更加努力地学习，斯瓦希里语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为毛泽东担任过翻译的许多同志都有类似的经历和体会。

　　3主动配合翻译工作者工作

　　翻译工作，无论口译还是笔译，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对口译工作者来说，发言人语速过快或篇幅过长，都会给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对笔译工作者来说，对原作的理解难免有时不易到位。此时，如果能够得到发言人或者原作者的帮助与配合，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助益。为主动配合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便利和帮助，毛泽东会见外方人员时，总是避免大段讲话，注意压缩单次发言容量，降低说话速度；或耐心等待翻译工作者揣摩佳译；或耐心复述，详加点拨；或施以援手，讲清说透。笔译人员将毛泽东作品翻译成外文遇到理解困难需要他亲自释疑时，他也乐于认真配合，提示如何处理。为了配合他们工作，有时候甚至不计时间早晚。他还曾应邀欣然为其作品的外文译本作序。

　　4帮助翻译工作者纠错

　　毛泽东对待革命事业高度认真负责，极力避免出错。在外交领域，翻译工作者准确传递信息也就成了他对翻译工作的必然要求。他曾用心学习英语，虽然断断续续，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遇到翻译工作者因为未能听懂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而翻错，或者译成的英语不能让他满意时，只要他能听出来，都会认真帮助翻译人员纠错。

　　5对翻译工作者严格要求、知才善用

　　毛泽东一向重视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工作，对翻译质量也有较高要求。他认为，翻译质量不仅关乎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内容的准确理解，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也关乎国际声望，故此必须提高翻译人员素质。他希望翻译工作者努力学习，不断积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多次亲自组织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翻译的质量应和中国的威望相称”。

　　毛泽东尊重每一个人，但凡与人接触，总会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并在接触中认识对方的长处和弱点，根据能力知才善用。如日语翻译赵安博虽然能胜任口译工作，但不擅长诗歌翻译。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日中友协会长黑田寿男，向其赠送了事先手书的鲁迅的一首无题诗，还建议对方找人翻译成日语。最后，他还亲自推荐擅长诗歌创作并精通日语的郭沫若来做这件事。

　　（四）规模培养翻译后备军

　　毛泽东总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因此，他不仅重视现有人才的保护和使用，同样重视后备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延安时期，身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非常关注翻译人才培养。由于他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1941年8月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很快扩充调整为延安外国语言学校），培养军事、政治、外事方面的翻译人才，后来的黑龙江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便缘起于该学校。1942年，在俄文队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毛泽东每逢周末都会过去，在与学生交谈时，鼓励大家学好俄语。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先后成立多所外国语院校，还在许多院校开设了多种外语专业，培养外语和翻译人才，但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翻译人才培养，尤其是翻译后备人才的规模化培养。

　　对翻译工作的见解和理念

　　（一）翻译工作意义重大

　　毛泽东尊重、信任和保护翻译工作者，与他对翻译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互为因果的。他认为，翻译工作非常重要，既为我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必需力量，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翻译工作也是国内外学术交流必需的工具。因此，必须重视翻译工作，并且有目的地组织和开展对内对外翻译工作。

　　为了引起全党和全国对翻译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他曾不止一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上公开呼吁。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郑重提出：“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再次强调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一般同志重视翻译，从业人员坚持翻译。他说：“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认识方面重视翻译工作，也多次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毛泽东一生阅读了大量译作，尤其是其接触的马列主义著作都是翻译作品，因此深信翻译工作为我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翻译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学术发展等同样非常重要。因此，翻译工作要妥善组织，服务于国家。1956年4月25日，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从学术交流和国家建设的角度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加强翻译工作，促进内外交流。

　　（二）翻译方法需适宜得当

　　毛泽东一向思维缜密，行事谨慎。对待翻译工作，慎重、准确是其基本认识和原则要求。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轻率开展，擅改原意，而应该贯彻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的原则。1974年，他曾在一份批示中要成仿吾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列著作中文译本的校正工作。根据他提出的这一要求和确定的上述原则，成仿吾和助手对《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又做了修改加工。

　　在翻译界，有关翻译方法的讨论始终存在，究竟是用直译好，还是用意译好？千百年来，无数译者见仁见智，难得统一意见。毛泽东虽然并非翻译界人士，却发表了精彩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方法不可僵化，具体翻译时，应该根据人物对象和原作属性等区别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有时应该意译，有时应该直译。根据这样的认识，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百家”应该严格按照字面的“一百家”予以直译。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见解确有道理，翻译工作者根据他的意见给出的译语，外国读者很容易就理解了。

　　对于译入语，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认识。虽然他不懂外文，但是，对于译入的外国作品，他从汉语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译入语必须得当，要符合汉语表达，要像中国话，还应流畅易懂，否则影响受众的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认为，翻译工作一定要忠实于原稿，不应擅自改变原稿的意思，否则就不能准确传达原稿的含义。尤其是翻译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更应该严格忠实于原稿。在他的翻译认知中，忠实于原稿包括完整保留原文内容、准确理解原文原话和保持原文风格等。出于忠实原稿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政治敏感性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英国共产党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删除《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开头两段的做法不予接受；但对方固执己见，出版的译作中还是没能保留这两段对应的译文。这种有违作者本意的做法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与外宾会谈时多次提及此事；中国最后停止授权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再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根据毛泽东对准确理解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对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为了防止外方记者采访他之后发表的文章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本意，有时候他会要求身边的翻译把谈话笔录译成外文，交给外方记者整理成稿；再由我国翻译工作者将外方记者整理好的访谈录回译成中文，自己亲自审阅并作必要修改；确认无误之后，再交由身边的翻译订正外文，发回给外国记者。

　　毛泽东认为，翻译工作是重要工具，翻译成果是重要借鉴。翻译工作引进国外成果有利于国内工作开展，但绝对不应该因为有了翻译工作和翻译成果，就养成懒汉思想和作风，一切照搬外国的；应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创作。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借用翻译谈创作。虽然其发言并未直接阐述其翻译理念，但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含义，恰好就是他对翻译与创作的辩证思考，深刻反映了他的翻译理念：我们需要翻译工作的开展和翻译成果的获得，但是获得翻译成果不是目的，我们更需要借鉴国外成果不断创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因为有了翻译就放弃自主努力和创新。

　　（三）译场组织确有必要

　　毛泽东认为，翻译工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需认真组织力量开展翻译工作；为了翻译大批书籍，就要组织大量人力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关心，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这天，在延安兰家坪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院特设编译部，专门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代理部长的何凯丰的亲笔信中就提出，组织“一个大的翻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并具体推荐吴亮平作为编译部负责人选。虽然因为当时形势所迫，毛泽东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却另外成立了“编译校阅委员会”，负责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大规模地系统翻译苏联文献。为此，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由此成立，并采取集体翻译做法。从此，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虽然就目前所搜集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没有使用“译场”这个术语，但是他要求组织起来的专门翻译机构，正是目的清楚、分工明确、组织得当的现代译场。

　　结语

　　毛泽东对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工作都有自己的认识，形成了系统的观点。这些认识和观点构成了其充满智慧的翻译理念。毛泽东长期与翻译工作者、翻译工作频繁接触，因而有了很多亲身体会与理解。他的翻译理念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既源自其人才思想、国际战略思想、革命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及教育思想等，又服务于这些思想，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翻译理念对促进我国翻译与外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新时期我国翻译与外交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因此，深入探讨毛泽东同志对翻译人才的态度和观念以及对翻译工作的见解和理念，对于毛泽东研究和我国翻译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