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的说法。[1]随后，这种说法被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征引，成为当时开展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国家话语）。关于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在党史国史专（编）著中虽有所提及，但专门研究论文则几乎未见。[2]

　　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从国史角度，将此期文化建设纳入六十多年文化建设总体史中，作为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二是从党史或科社角度，结合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实践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3]这两种分析路径代表当前学界共同的研究旨趣，其特点都在于重长时段的宏观分析（宏大叙事），但不足之处是研究的结论多趋同化、概念化，不重视研究此期文化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所提出的文化建设高潮论，是此期文化建设中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尽管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有所诟病，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不需要探究细节。有鉴于此，本文试分析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和影响等，并结合此期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揭示当时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以丰富人们对这个时期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

　　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1）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2）革命由武力斗争转向政权建设。对此，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已做出正确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各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在这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除应付繁重的军事任务外，还同时在准备召开政协和创建新中国的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要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并在此基础上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5]他表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1）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2）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6]随后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他宣告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将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这种预言式近乎一语成谶的宣言，当然不排除新政权建设之初所具有的政治表态的因素，但仔细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文化上旧新交替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新的国家政权必须统筹考虑政权建立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因此，毛泽东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有鼓舞人心、弄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人民群众集体和智慧和力量来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8]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论，作为特定时期的论断，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内容来分析提出的原因。概言之，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

　　（1）1940年代以来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1940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这个时候，毛泽东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也方在开始。” [9]不论是毛泽东自谦，还是实际情况如此，但自此之后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倾注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很多，他所提出的一些文化观点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42年5月，毛泽东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0]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11]至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成为理论形态成熟的用以指导新政权文化建设的理论思想。近代史家龚书铎曾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12]这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或理论），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还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另一条新道路。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边区及各根据地都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来指导各自的文化建设。如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13] 1941年5月，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14]1944年3月，毛泽东提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问题。他说：“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5]他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16]，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同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注：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17]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成为优秀文化人才的汇聚中心，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随着抗战的胜利，又经过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理论）为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开展各自的文化建设工作。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根据地和解放区都用以指导各自区域的文化建设，但必须指出，这种文化建设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则是全国性的文化建设，早已突破了过去地域范围的限制。但正如龚书铎先生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形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1940年代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以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开展的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也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论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容。

　　（二）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政策

　　新政协会议召开之时，中国社会又再次面临着如何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虽此时已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但毕竟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文化建设经验，要得到人民的认同并上升为国家意志，还需要像政协会议这样的重大会议来加以确定。

　　文化界民主人士，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参与了协商建国工作。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的协议里“关于新政协筹备会”23个单位就包括“全国教授”、“文化界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单位里也有“文化界民主人士”、“新闻界民主人士”。[18]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文化界民主人士”作为23个会议组成单位之一，有7人参加（分别是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侯外庐、曾昭抡、欧阳予倩、田汉）。[19]不仅如此，7月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学艺术、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闻、舞蹈、戏剧、电影等全国性群众团体相继成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发言说：“你们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20]随后，文化界推选出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并分到各个小组中工作（负责起草大会文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文化界民主人士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协商建国，纷纷表示拥护《共同纲领》等文件，并动员文化界的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服务。

　　中国共产党利用文化界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机会，通过提前解释和通过《共同纲领》的方式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文化教育政策。1949年1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向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报告，具体谈了五个问题：1.思想自由；2.文字改革；3.新闻政策；4.大学教育；5.文艺政策。[21]3月21日，李维汉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3月24日，钱俊瑞向北平的民主人士作“关于北平文教接管工作”的报告，内容分三部分：1.新解放城市的文化教育政策；2.接管工作的方针和步骤；3.提出几个文教方面的问题与到会者商量。4月10日，教育界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问题。5月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1周年，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科学界、学术界、各大学教授200余人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向文化界民主人士的解释说明工作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施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倡导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如9月23日，李济深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22]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成仿吾发言指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法要理论与实际相一致。25日，平津代表团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们要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普遍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量培养建国人才，以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23]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这里面专门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政策。[24]《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初期是起着临时宪法作用，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广大人民的主动选择。

　　如果说1940年时毛泽东对文化尚有“门外汉”之感，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属“大音希声”，然而事易时移，此时人们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已变得更加清晰而明确——坚持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随着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民主主义文化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交汇自然是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的逻辑起点。新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曾表示对新民主主文化政策的讨论不多。[25]这里所谓的“讨论不多”，实际上反而说明人们已成竹在胸。对于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来说，则更是如此。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的影响及深化转换

　　随着文化建设大幕的开启，文化建设高潮论在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过程中起了积极影响。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文化建设高潮一定会实现。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委），全面负责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统一领导下，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专门机构。各个地方，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设置，成立有相应的文教管理机构。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构建起全国及地方文化机构，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26]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强调，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的预言一定会实现。[27]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新中国建设工作的人们来说，此时信心和勇气比什么时候都重要。

　　其次，文化界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北京市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号召要为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28] 1950年，《新建设》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即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政治学及新法学研究会）密切合作，增加编辑委员和常务编辑委员，决定将综合性双周刊改为学术性月刊。发刊词中，编辑部提出：“在今天，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来看，学术文化的进步却落后在时代要求的后头。……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为了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需要，也为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全国学术工作者实有加强联系和团结的必要。”[29] 1951年1月，《新建设》出版“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的专题。张奚若、华岗、王学文、周谷城、丁易、李达、林砺儒、华罗庚、徐悲鸿、宋云彬、周建人、施复亮、孙伏园、谢觉哉、陶孟和、冯友兰、沈体兰、汤用彤、罗常培等人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展望。[30]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撰写《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创刊词，提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31]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文化建设高潮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发生转换。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32]随后，《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发表《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一文。他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都相信，党和国家制定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33]同年2月，《新建设》发表社论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突飞猛进，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巨人式步伐，并指出：“迅速发展着生产事业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34]冯友兰表示：“国家的进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来。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也得胜任，不能胜任也得胜任。”[35]中共八大上，周扬表示要调动文化艺术界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鼓舞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36]这个新的繁荣的时代实际上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虽然文化建设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转换，但共同特点是人们始终在期待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三、文化建设高潮论的历史评价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不可避免”，还是“汹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来”，这些都表现出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从中也体现了人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内表现为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坚持。如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7]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国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始建设人民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

　　这种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外从学习借鉴苏联文化和文化建设经验中也得到体现。当时人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新中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早在1945年，毛泽东表示，苏联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成为新政权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38]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向中国系统介绍了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经验。代表团归国时，周扬表示说：“他们亲自告诉了我们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这种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方向。”[39]当时报纸上曾发表彭燕郊的诗《卡赞采瓦的女高音独唱》：“你们已经凭着你们无敌的心力/建立了有高度文化的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永远跟着你们学永远跟着你们走。”[40] 1952年11月，陆定一在文化部举办的“苏联影片展”上题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41]中国对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充分说明我国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同及充满信心。

　　（二）文化建设的高潮实际上并未到来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直线式的、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文化建设高潮论首先看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亦即文化建设高潮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纵观新中国初期7年的文化建设，始终都要围绕着当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来展开。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高潮向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发生转换。但实际上，人们所期待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

　　1950年3月，陆定一表示，要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他说：“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国民党二十余年的法西斯统治，劳动人民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文盲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无缘。自然科学的研究事业更是被摧残得奄奄一息，连原来就极少的科学设备多被国民党破坏或搬走。现在，我们必须在这个残破的局面下，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重新奠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42]拿文盲来说，当时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90%，试想在这种基础上怎么可能建设高度文化的国家。因此，新中国初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扫盲工作以及群众性教育工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1953年10月，郭沫若说，毛泽东所倡导的文化建设的高潮是指“文化建设跟随着经济建设，而不是跑到经济建设的前头”。[43]

　　从国家每年文化事业的投入来分析，文化方面确实所占有限。如下表所示：

　　表1 国家对文教科学投资情况表[44] （单位：亿元）

　　而对文教事业的经费投入中，有相当大部分集中到教育领域，用到文化事业其他领域的费用相对更少。如下表所示：

　　表2 教育事业费及其所占比重情况表[45]（单位：亿元）

　　以上两组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初期，国家对文教科学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总投资额的6%-8%之间，而教育事业费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6%，可想而知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投入确实较少。1956年时任国家计委文教计划局局长的高云屏说：“就文教事业的基本性质来说，在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它是一个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务由我国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服务于这些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46]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初期国家提出既要发展文化，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按比例地发展文化。

　　另外，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1）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急躁冒进思想一直存在。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们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进的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常常不根据主客观条件，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而只顾需要，不顾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贪多、图快、急躁地进行工作。”[47]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以及发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工作中相应地提出文化大跃进、放“卫星”的目标任务。1958年5月，钱俊瑞提出“配合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全国农村文化大跃进”的号召。[48] 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目标。这仍然是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艺术事业中的体现。（2）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政治批判、上纲上线的做法影响到后来文化的发展。新中国初期几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都存在用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的共同取向。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就认为：“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49]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问题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断上纲上线，很多人因此入狱，牵连甚广。1956年文化艺术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有纠偏作用，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文化上的问题更是归结为简单的两条路线斗争。[50]

　　结合以上分析，新中国初期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与文化建设的实际确实有一定差距，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同时受制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发展。即使到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国家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更加紧迫，这时新形势要求“文化、教育、卫生工作的发展，要求在最短期间扫除全国文盲，要求科学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在不太长的时间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51] 1956年4月，中共中央才正式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又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文化大跃进”、放“卫星”等。[52]这时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激情式的情感宣泄和主观表达，对于文化本身的独立性和发展特点并没有太多人去关心。但这些并不能说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而是经济、政治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

　　四、结 语

　　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建设高潮论，始终贯穿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过程中，是理解和认识此期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文化建设高潮论，其特点首先是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必须指出，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高潮实际上并未到来。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毛泽东所提出的文化建设高潮论呢？笔者以为，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意义在于提供给广大人民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强信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这种思想的遗产正是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另外，与新中国初期将文化定位在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单一角色不同，今天人们则强调文化同民族、文化同人们精神需求的关系，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53]，并指出文化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分别是“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以及“推动发展”）。相对而言，这种认识比新中国初期要丰富全面得多，已经突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但如何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变化关系，对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共同的永恒课题。还需要注意，文化建设的急躁冒进情绪和思想根本不利于国家整体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系。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Opinion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hina

　　Abstract：When the New China was founding，Mao Zedong put forward an opinion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Subsequently,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was widely ci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voic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hina.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was fully aware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economic foundation.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was highl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t cultur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was not actually com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was to provide strong confidence in people's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e and highly self-conscious and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t culture.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ru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was an important clue to underst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hina.

　　Key words: Culture Construction; Opinion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Upsurge;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he Socialist Culture

　　作者介绍：储著武（1980——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研究。联系方式：15811185039，chuhaoran1980@163.com。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1号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研究室，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