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为国民经济调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尽管到1959年底“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已经相当严重，国民经济却依然在“大跃进”的轨道上滑行，1960年初《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也依旧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决心和信心。”宣布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这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的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万吨减至4.98万吨，4月上旬又降至4.84万吨。到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11项产量低于第一季度。如果说对于工业生产的下降人们还难有直接感受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则是几乎所有人的切肤之痛。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产量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连年增长，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至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同1957年相比，1960年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在许多地区，人们因营养不足而普遍发生浮肿。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成员，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现实也使人们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

　　在会议发言中，针对“大跃进”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表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他提出今后多快好省需要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对基本建设的安排，李富春认为“要有重点，要分轻重缓急。要排纵队，不要排横队”，他还指出要“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搞托拉斯，土洋结合”。李富春指出，计划应当“留有余地，留有机动，留有后备”。他特别提出要改善管理，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牵动农业，农业牵动工业，牵动交通运输，牵动商业外贸，都是互相联系的……必须进行全面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是从正面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相当鲜明的针对性，都是从总结“大跃进”教训中得出的认识。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期间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并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当时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无疑也进一步激发了李富春反思“大跃进”运动并纠正其错误的勇气。

　　在上海会议上，李富春虽然还没有提出调整的主张，但沿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的思路，调整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李富春调整经济的设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