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功:为改革开放探路

　　广东毗邻港澳，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的经济与广东相差无几，但仅仅十几年，香港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广东却仍十分落后，这主要是国内的政策问题。陶铸深感国内的政策需要改革，管理体制需要改革，他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此后的20年里，6万多宝安人逃到香港。为了制止逃港风，宝安县委于1961年8月27日上报省委，希望寻求开放政策，改善百姓生活。

　　据原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当时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100斤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就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拿到香港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宝安县委开始大胆探索与香港的往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初次尝试。当时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李富林回忆说，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在陶铸的默许下，宝安开放逐渐变为现实。

　　1961年8月13日，在李富林的布置下，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自我检讨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把边防搞得越管越死，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9月25日，广东省委回复，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并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允许沙鱼浦、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七处为小额贸易出进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全国进入困难时期时，宝安却取得了大丰收。1962年宝安县总收入达到3233万元，粮食产量224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62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656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返回来，随后都陆续回来。此外，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3099名外逃人员回来。

　　宝安县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而这次能促成开放，前前后后都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和肯定。后来虽然迫于大形势叫停了，但是为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作了一场破冰式的探索。

　　在探索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按劳分配改革方面，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即在公社范围内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提出怀疑，并逐步加以纠正。他在1960年初就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东莞、新会、澄海、饶平和海南、湛江等地调研，多次到食堂中与群众吃饭、谈心，弄清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一年是广东最困难的时候，农村不少地方发生了水肿病，以陶铸为“第一把手”的省委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从省市地县机关抽出几万名干部分三批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纠正“三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纠正“共产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凡是平调生产队的粮物，一律退还，由财政拔出1亿多元，进行退赔;各部门、企业无偿占用的农民土地，一律退还;迅速恢复农民自留地;恢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的产品上集市自由贸易;凡群众不愿参加的集体食堂可以解散。同时，还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有计划地提高了63种农副产品的价格。陶铸亲自主持执行的这些有力措施使广东农村在1961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要早一年到两年。

　　二是1961年全省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陶铸到清远洲心公社蹲点，推广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各户承包责任田，评定产量，超产奖励，有的按比例奖励，有的全奖全罚。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经中央批准，在新会、清远、惠阳、廉江、潮安、花县等8个县进行试验，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有些地方未经批准也自发搞起来了，但终因“左”的错误影响，不得不半途而废。到1965年，虽然试验结束了，但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是陶铸敢于主张在经营管理上放宽放活。广东在财政方面，大体上都是包干上交，超收的大部分留给市、地、县作为地方建设资金。在粮食方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实行了几年包干不变，各县完成上交任务后，多余粮食可以自由经营和处理。在外贸出口方面，各市、地、县组织出口收到的外汇给地方一定的留成，以用于地方进口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发展农业生产。60年代，广东鼓励发展水果生产，陶铸还兼任水果生产委员会主任。那时潮州柑生产始终起色不大，主要是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太低，以至种潮州柑收益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当地群众要求每斤柑的价格提高一角钱，这样农民才有利可图。但要改变收购价格，在当时是很难的事，因为柑橘价格权在中央。陶铸听了汇报后，果断决定采取灵活的办法，每斤柑给予一角钱的补贴。于是大大提高了种柑的积极性，扩大了种植面积，加强了管理，到1966年，潮州柑的产量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