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发动武装暴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带领一班人去了上海。
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四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三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参会。
除马天水外，与会人员对中央的果断措施表示完全拥护。马天水竟提出：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们……马天水回到住地后，还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达对解决“四人帮”的不满。
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10月8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周纯麟。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随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紧急措施，把“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王洪文就曾在上海多次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发出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示他们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0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
秘密进沪
10月19日，在玉泉山4号楼苏振华的住处，根据中央的部署，苏振华会同倪志福、彭冲一起研究从国家机关部委、北京市委、海军机关挑选工作组主要成员，确定进驻上海的时机和方式，研究接管上海后三人的工作分工以及需要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
10月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苏振华主持了中央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苏振华指出：“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手中，他们还在活动，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中央决定立即派遣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苏振华特别强调，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特殊任务，必须做好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还说，我们去上海的方式、时间都是绝对保密的。中央指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必须严防不测。我们入沪前不通知上海市委，中央派专机护送，由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负责接待。
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不动声色，率领工作组成员静等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杜彪、康庄赶到后，苏振华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考察工作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四人帮”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后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同时深入到市属单位和主要基层单位了解和掌握动向，并电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于次日赶赴上海商谈稳定局势的军事部署。
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长期受“四人帮”及其余党压制的人民群众从10月14日上午起，把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10月15日开始，群众连日自发走向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游行，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上海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这些现象有可能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方向偏离。特别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返沪后，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于10月15日、19日两次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已经瘫痪，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流露出使用武力镇压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企图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把“四人帮”余党发出的两个电话记录转交给了工作组。苏、倪、彭研究后建议中央办公厅答复，要他们必须按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和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得挑起群众斗群众，更不得使用武力镇压群众。中央严厉的答复和警告，有效地震慑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10月20日深夜，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那是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
平定危局
10月21日凌晨3时，苏振华找马天水谈话，宣布“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三人领导。现在请你把从北京回来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做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现在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难以控制局面，难以工作。今天下午的揭批大会有上百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不让我们发言，搞得很狼狈。现在，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晚7点，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组织好大会对你们是一次扭转立场的机会和考验。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小动作，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合法斗争”。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请到了上海，随行人员有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对他们说，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要立即调回。同时提出请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做好上海的安全警备工作，保证上海不出乱子。廖汉生当即决定让张挺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非法活动。
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问题性质，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数日来，工作组驻地每夜灯火通明，所有成员衣不解带紧张工作。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连续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汇报。苏振华还向“文革”前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的王一平、韩哲一等人了解情况。苏振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制定对策和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任何动乱，并把每日情况上报中央。
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了上海区局县干部大会。会场气氛热烈而紧张。苏振华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宣布了对他和倪志福、彭冲三人的任命。
苏振华为保证落实中央制定的“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决心从组织、思想上彻底清除“四人帮”遗留的隐患。他与倪志福、彭冲等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坐镇锦江饭店，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规定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知道武装叛乱罪责重大，于是避重就轻，互相推诿，能瞒则瞒，能推则推，继续负隅顽抗。苏振华果断决定，采取组织措施，将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原上海市委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大批罪证，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20日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从11月4日开始，苏振华和上海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行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教育群众，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
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有1/3是上海提供的。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同志曾说：“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