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鲁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农业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廖鲁言于1913年1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店员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起便追求进步。上初中一年级正逢五卅运动，他和有爱国思想的同学走上街头讲演、募捐、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高中时，他通过结识共产党人，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并因为组织进步社团、参加反对国民党校长的护校运动而被校方开除。 

　　1930年，廖鲁言考取北平军医专门学校，第二年在那里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初，年仅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很快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和北平民众义勇军执行委员长兼党团书记，成为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在组织和参加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的示威游行中他被捕入狱，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参加秘密党支部领导下的监狱委员会，并任分委会书记。 

　　1936年10月，廖鲁言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来到山西阎锡山部队做统战工作，先后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太原军政委员会编辑室编辑、军政训练班连指导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大队政治工作员、第六总队政治部主任、政治保卫队209旅政治部主任。1939年，当阎锡山向蒋介石反共政策靠拢时，他被党组织从山西撤出派往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科长、科长，中央党务研究组组长，中央研究局党务室主任，刘少奇同志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廖鲁言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成立后，他历任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年，他带职下放到河北省，兼任石家庄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于1972年11月在监护审查期间病逝，年仅59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恢复了名誉，并于1979年1月举行了他的追悼大会。 

　　廖鲁言的生命虽然短暂，但革命生涯却相对较长；经历虽然相对简单，但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却十分独特。其贡献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全力投入对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改造旧军队、发展壮大由党掌握的人民武装做出过积极贡献。 

　　廖鲁言自1936年秋被党组织派到阎锡山部队做统战工作直到1939年冬撤离，认真贯彻了党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坚持独立自主、既重视上层关系又放手发动群众、既抓群众工作又抓政权抓武装、既推动阎锡山坚持抗日又对其动摇性和反动倾向保持警惕的正确方针。当时，阎锡山在日军进攻威胁下，既不愿降日又不愿迎蒋，故接受我党合作抗日的主张，同意建立由他出面任主任、由我党实际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采用我党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批抗日青年和政治上比较开明的进步人士。廖鲁言按照上级指示，利用在牺盟会太原军政训练委员会编辑室当编辑和在军政训练团当教员的机会，编辑了名为《阎主任的救国主义》的小册子，用阎锡山能通过的“山西语言”，如“守土抗战”、“武装民众”等，宣传我党的主张，使其成为军政训练班的教材，影响了大批由全国各地前来参加抗战的进步青年。 

　　那时，阎锡山鉴于旧军战斗力太弱，同意我党组建新军的建议，并先试建了一个总队，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后来，新军相继扩充为四个总队、四个纵队（相当于旅），又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政治保卫旅、暂编第一师等，至1939年发展到50个团，总兵力约5万人。这是一支编制上属于阎锡山而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它同八路军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整个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廖鲁言按照党的指示，利用自己在山西新军担任大队（相当于营）政治工作员、总队（相当于团）和旅政治部主任的机会，把阎锡山承认的山西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办成披着合法外衣的党组织，把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建在连上，把部队政工人员换成共产党员，并在军事指挥人员中选用旧军官中的进步分子、安插从八路军调来的干部，或用共产党员撤换反动军官，实现了党对部队的实际控制。当阎锡山与我党闹分裂后，新军很大一部分并入了八路军，其中廖鲁言工作过的决死2纵队第6总队被并入八路军晋绥军区第8分区，政治保卫队209旅的3个团被并于八路军115师。它们和我党掌握的新军其他部队一起，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战功，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解放军第14集团军的前身。 

　　自觉充当党中央的“政治参谋和政治秘书”，为参与研究和制定党的决策、起草中央文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过重要贡献。 

　　廖鲁言自1940年初由山西新军撤到延安后，长期在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曾先后受王若飞、任弼时、刘少奇、彭真、周恩来、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的直接领导，参与过统战工作、党务工作、土改工作、城市工作，以及关于工厂管理、对资改造、农业合作化等问题的调研与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因为有这种机遇，使他一方面得以从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受到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得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中的参谋作用。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①]廖鲁言早在1942年就跟随西北局调查团到陕西绥德、米脂做过历时一个月的调查，参与写成了《绥、米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一书；后来又在1947年作为先行东渡黄河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人员，参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团，领导了晋西北保德县华树塔村的土改试点工作。他坚决贯彻党的平分土地的政策，积极主张由农代会做土改的领导机关，反对消灭富农经济和对地主乱打乱斗的现象，与当时进行的另外一些有“左”倾偏向的试点形成鲜明对照。随后，他参加了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并作为大会秘书处下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的起草。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土地改革法》的制定，并在“土改法”公布后，代中央起草了对各地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答复。他还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土地改革问题的宣传要点》，亲自撰写宣传土改政策和成就的文章。其中，在1950年《人民周报》发表的《一年来的土地改革运动》和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曾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那年8月，廖鲁言刚好被调去参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筹建，担任政研室的秘书长和政治组组长。中央对政研室的定位是“做党中央的政治参谋和政治秘书”。他很快进入角色，并根据中央领导指示，迅速着手组织有关单位制定出关于《城市军管会组织条例》、《入城守则》等6个规定；又主持编辑了中共中央《1948年以来的政策汇编》。这本汇编长达600多页，汇集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各中央局的有关决定、讲话、报告、指示、通知、文章、社论、总结、简报等，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主要经验等七个部分。书编好后，由中央下发各中央局翻印，作为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南和干部培训教材，在我党顺利完成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历史转折中发挥了及时而重要的作用。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就上海、南京等城市接管,以及人民币下乡等问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出报告；就工厂管理问题召开多次座谈会，并就及时结束“五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得到重视和采纳。此外，他还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的布置，起草和组织起草了《农民协会组织法》、《人民法庭组织法》、《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关于国家征用土地的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参加了有关“婚姻法”的宣传和检查工作。 

　　土改之后，如何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适应工业化的集体农业经济，成为摆在我党面前又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事实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一些完成土改的贫苦农民已经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1年与1950年相比，全国农村互助组由272万个发展到467万个，参加农户也由1131万户发展到2100万户，均翻了一番左右。在此基础上，农业生产合作社也由1950年的19个增加到1951年的130个。要不要以及怎么样引导农民从简单的劳动互助组织进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合作经济组织，再进到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党内一度存在不同认识。从1951年到1956年，党中央和1952年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曾先后召开过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和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廖鲁言不仅全部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参与了会议文件和决议的起草、修改，有的会如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还是由他主持的。他坚决拥护和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注意纠正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倾向和强迫命令、过多干预农民的现象。在这段时间，他参与了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修订，参与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邓子恢一起，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各省发布了《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代中央修改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特别是参与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起草，并就此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出说明，强调要反对滥用人力、物力和劳动强度过大，以及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 

　　长期参与领导全国农业工作，为奠定我国的农业建设及农业工作机构、工作体系的基础做出过突出贡献。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廖鲁言被任命为农业部首任部长和部党组书记。那年他41岁，是当时国务院各部部长中年纪最轻的，也是此后农业部历任部长中年纪最轻的。从那时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近13年，是此后农业部历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中央农村政策工作部以及国务院七办和农林办的负责人，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研究制定农村政策，协调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各部门的工作，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廖鲁言担任农业部长期间，正是我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期间、“大跃进”运动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几个时期的突出问题，都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与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为此，他夙兴夜寐，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始终放在粮食问题上，千方百计抓粮食增产和供应的保证。上任伊始，他便决定设置粮食生产总局，组织90多名机关干部，由7名局长带领分赴14个省调研，协调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解决生产资料供应方面的困难，为春耕做准备。1955年3月，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尽管农作物总产量1954年比1953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连续两年都未能完成增产计划，加深了粮棉供应的紧张，显示出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国家工业化和人民对于农产品的需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虽然依靠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明确了，但农具推广、技术指导、干部训练和其他经济援助等实际工作仍落后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为此，他提出要合理、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推广良种，健全县以下的农业机构等措施。同年7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一方面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和全面展开更大规模水利建设；另一方面，工业化需要的大量资金又主要靠农业积累来提供，并且不能靠削减工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因此，农业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依靠互助合作，挖掘内部潜力，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加强抗灾能力，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批示“此建议很好”。 

　　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同志把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他先后同15个省（区）党委书记谈话，共同商定了“农业17条”。随后，中央指示廖鲁言起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纲要》（草案），将17条扩展为40条，并于1957年发给全国征求意见，最后又于1960年4月经过二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试行。《纲要》突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要求用12年时间，使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由150多斤提高到400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提高到500斤，在淮河、秦岭以南地区由400斤提高到800斤。由于《纲要》制定后期正处于全党反“右倾保守”的气氛下，故指标不免偏高。但即使这样的指标，在紧接着到来的“大跃进”中也被撇到了一边。然而，《纲要》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很长时间里被人们一直当成奋斗目标，在农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后来，鉴于“大跃进”的教训，廖鲁言提出用7年时间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田的建议，把它作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重要措施。 

　　廖鲁言把粮食生产放在工作第一位，并没有忽视农业的其他方面。他从一开始就强调，在农业生产经营上，要“以粮食为中心，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经济作物发展的多少快慢，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速度，也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和速度。”他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同农业相结合的多种经营，如林业、渔业、园艺业、运输业、家畜家禽饲养业、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他针对忽视山区生产的倾向指出：山区生产门路多，应采取农、林、牧业相结合的方针。他提倡农业社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有条件发展的工业、手工业，认为这是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利用副产品及豆饼、粉渣之类废品，还可节约运输费用，分散城市的供应压力。 

　　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廖鲁言也十分重视对农业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1955年6月，他在同越南农业部部长的谈话中就表示，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农业社和个体农户应该有自主权，农作物的生产与销售应由农业社与供销社订合同，社员根据合同讨论决定生产计划。此前，他还提出要把农村的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加以统筹，使它们相互结合的主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同志就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从理论上突破了苏联模式，引起热烈反响。会后，廖鲁言即提出关于农业生产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认为“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很大，计划控制越紧，基层生产单位的机动性越小，就越不能因时制宜。”国家今后不应再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生产任务而只提出农产品收购任务，农业社在完成农业税和各种农产品统购任务，履行了同国家、商业部门的合同义务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自由安排生产，从计划体制上保证实现农业社的生产经营独立性。他的这一主张在“大跃进”中未能实现，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次提出。1961年6月，他在农业部干部会议上总结关于农业生产指标安排的几条思路，强调订指标必须处理好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与群众提供商品粮的可能、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国家计划与农民自给性、国家计划与土地合理利用规律、农业分散性与计划的统一性、气候影响下的农业多变性与计划安排等六对矛盾。接着，他又撰写了《建议对农业计划工作实行根本的改革》一文，在肯定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同时，指出问题在于要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强调解决这个问题关乎尊重还是侵犯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促进还是妨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对于人民公社的体制，廖鲁言也比较早地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所有制”和实行社员生产责任制的主张。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自1960年以来也在考虑，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认识一直未能到位。在此期间，廖鲁言按照中央口径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例如，1960年10月，他参加了由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等四个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会议，参与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又称“12条”）的起草工作。“12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不过，这里说的“队”，仍然是生产大队。他在会后即以这个提法作为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1961年3月，他又参与了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60条”）的起草。“60条”将“生产小队”改名为“生产队”，但仍然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大队。直到这一年9月，毛泽东同志终于下定决心，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降为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在生产经营方式上，廖鲁言虽然不赞成普遍实行“包产到户”而主张实行劳动定额制、小段包工制或组织作业组、按件计酬等，但对于偏僻山区分散的农户却主张设立“独立包产组”或“独立包产户”。 

　　廖鲁言在担任农业部长期间，十分重视对机构的建设和干部的思想作风培养。除了科学搭建部本身的机构架子外，他还积极倡导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新式农具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林业试验站、水产试验所、种子管理局等，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农业工作网络。他高度重视农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知识普及和人才培养工作，使全国农业科研院所由解放前的2所发展到29所，其中研究作物种类的10所，研究作物生产过程的9所，研究农业经济和农业机械的10所；农业高校也由解放前的2所发展到15所，做到了每个大区和直辖市各有一所。在他领导下，农业部内部还设立了出版社、杂志社、电影馆、展览馆等事业单位。 

　　廖鲁言短暂的一生中值得我们缅怀的功绩有很多，但更值得缅怀和学习的是他一生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廖鲁言被捕时不到19岁，入党时间不过半年，但他面对牢狱和死亡威胁毫不畏惧。他是被叛徒指认的，不得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叛徒不知道他在党内的职务和示威现场总指挥的身份，所以对敌人逼问的其他问题，他一概谎称不知，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也编造了一个假名。在老父亲的辗转疏通下，敌人把他作为涉世不深的青年，由原来拟判死刑改为徒刑6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中，他主动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参与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他完全同意并坚决执行监狱党组织的决定，反对写“反省”文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摁手印，准备把牢底坐穿。当敌人利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一事对他劝降时，他反驳说：“红军撤退的目的是为了绕道北上抗日。”他和难友通过秘密渠道搞到许多进步书籍，利用狱中的4年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他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的理论修养完全是在‘反省院’获得的，‘反省院’是我的大学。”1936年，党的北方局为防备这批政治犯在日军攻占北平后遭到屠杀，报经党中央批准，指示他们用假自首方式履行出狱手续。“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冤案，把包括他在内的61位同志打成叛徒集团，使他再次陷入人生逆境。但在专案组面前，他仍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不向恶势力屈服。他说：“让我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定我为叛徒，我不承认。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从内心里拥护××××××中央对我的历史很清楚。” 

　　廖鲁言喜欢往基层跑，喜欢接触普通群众，每到一地总是走街串巷，与老百姓拉家常，毫无架子，与他接触过的农民都说他不像“官”。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要拿出1/3到1/4的时间到下面调查，而且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因为如此，他的调研总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向党中央总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61年3月，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到山西长治地区进行人民公社内部平均主义问题的调查。地委给他派保卫人员，让他吃小灶，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共产党怎么能害怕群众，这又不是敌占区。那时，社员一律吃公共食堂，伙食很差，村支书要给他安排吃小灶，他知道后说，我是党中央派下来的，你让我吃小灶，群众对共产党会怎样看。他坚持与社员同吃一锅饭，白天同社员一起扛锄头下地，晚上同社员一起开会。有时间，他还找放羊的、赶牲口的、食堂大师傅、小学教员等人聊天。这次调查后，他将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在“大跃进”中，他的头脑也有发热的地方、对形势估计也有弄错的时候，但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唯心主义的宣传表示不敢苟同，坚持不跟风跑。因为他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农业部在运动中基本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64年主持石家庄地区的“四清”运动中，他坚持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坚持运动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要求，坚持不把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小买卖当成资本主义自发的倾向。 

　　廖鲁言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却从不自持聪明，相反，一贯虚心好学，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他笔头很勤，加上学过一点速记法，所以中央开会总是让他作记录，而每次记录整理出来，基本都能反映原貌，有的甚至和录音差不太多。为此，党的七大秘书处特意安排他担任大会记录组组长。经他之手起草的中央文电多得不可计数，他自己的讲话、报告更是从不让别人代笔，一律亲历亲为。对于工作中的失误，他总是勇于自我批评。例如，对于因为1958年估产过高而导致1959年农业产量指标订得过高的问题，他就反复检讨。对于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上说了过头话的问题，他每当谈起，也总是深感内疚。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也面临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事业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纪念廖鲁言同志诞辰100周年，无论对于认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进一步总结和借鉴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还是深入理解和贯彻党中央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指示精神，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切实学习包括廖鲁言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思想和革命精神，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本文是作者于2013年12月8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廖鲁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旨发言。在本刊发表前，作者略作修改。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3—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