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12月28日，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的黄克诚大将在北京逝世。今天缅怀黄老，使我想起一些往事。

　　笔者因新闻职业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次列席中纪委常委会或全会，与黄老有近距离接触，对他的为人正直的印象犹为深刻。特别是尽管他在上世纪曾经受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但他不计个人恩怨，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他不凡的政治涵养和高风亮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时期，同时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出现“左”和右的两种倾向：一是一部分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仍抱着“两个凡是”不放；二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伤害或摧残的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带有个人恩怨色彩，说了一些过头话。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从1977年起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邓小平对《决议》要写的中心意思定了三条：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

　　由于这个“决议”尚在起草中，一些提法口径尚没有公布，许多思想活跃的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敢于在公开场合“说三道四”了，但把握到什么程度，中央尚没有发出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初，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我作为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的记者，受指派参加了大会采访。按会议议程，开幕当天下午，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要发表讲话，但讲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因为他眼睛几乎失明，无需秘书事先为他准备讲话稿。下午3时，与会者坐在礼堂，黄克诚开始讲话了，他的秘书照样在他的坐位前的桌子上放一杯清茶，同时放一个作吐痰用的、盖上安有按纽的白瓷缸。黄老首先就全党贯彻《准则》情况作了一番总结。接着他话峰一转，说：“今天我还想讲讲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谈到这里，黄克诚摸索着旁边的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

　　也许是因为激动，黄克诚习惯性地摸索着手边的小白瓷缸，按下盖子，吐了一口痰，清了清嗓子，继续讲。他第一个问题讲的是“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从陈独秀的左倾机会主义，讲到大革命的失败；从“八七”会议，讲到秋收起义，从“三湾改编”讲到“八一”南昌起义，建立新型军队。黄克诚像讲故事似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明了他的结论：“在大革命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会场爆发起热烈掌声。

　　黄老接着继续回顾历史，他认为“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是“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话题讲到新中国成立，黄克诚说：“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黄克诚略作停顿，又摸索着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在讲话中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对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黄克诚认为不能全算在毛主席身上。他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

　　谁都知道，作为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均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黄克诚，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他本人曾遭到不公正对待。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起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被流放到山西晋祠长期软禁。但在黄老的讲话中却没有涉及他本人的个人恩怨。他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导致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他认为，“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考虑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黄克诚的讲话，前后近三个小时，没有文稿，何况是近80高龄的老人。我惊叹他对历史的深刻记忆力，对问题的透彻分析力。他的讲话因精彩，不时被掌声所打断。中纪委会议材料组的同志马上根据录音连夜整理出一篇万余子的文稿。我尽管在会议现场，但因黄老的讲话涉及敏感问题，能否发表，要送邓小平审阅后才能定。很快，小平同志圈阅同意发表。时任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的老王把审后讲话全文交给我编辑发排出清样。我正待编辑上版时，又接到上面通知，说黄老讲话4月10日由解放军报先用，当晚新华社转发。于是4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转3版发表了黄克诚这篇题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全文，本报对文字略有改动，并在文中加了小标题。

　　此文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写信、写文章、写诗赞扬黄克诚的高风亮节。我作为责任编辑，不几天就收到近一麻袋这方面的来信、来稿。因来信来稿太多，且作者系四面八方的工人、农民、学生、军人、知识份子、干部等各界人士，无从一一复信，只好选取一部分代表作，转交当时在北京官园办公的黄克诚同志的秘书、中纪委副秘书长王又新同志参阅；而大部分来信来稿仍放在麻袋里，后因调整办公室，日久就丢失了，至今我还后悔没能留心保存好这袋民心的“见证”。

　　直到后来，我才得知，黄老在这篇讲话中所表述的许多提法和观点，被当时正在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