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李有义先生百岁诞辰

　　2011年6月20日是李有义先生的99岁生日。民间有一习俗，99岁可按百岁生日庆贺！我之所以要庆贺先生的百岁生日，一是因为他是我的恩师，我是1964年大学毕业后成为先生的研究生的。更重要的是，先生是当代中国藏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长期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事业不懈努力，因而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并应邀成为50周年、60周年国庆观礼嘉宾！

　　李有义先生是山西清徐县人氏，1931—1939年在燕京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部学习，师从吴文藻和冰心教授，攻读社会学及人类学，后在西南联大毕业，任云南大学讲师。1944年8月，在吴文藻推荐下，先生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这也满足了他到西藏作人类学调查的愿望。

　　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后，留下部分人员建立了驻藏办事处，目的是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942年，受亲英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宣称今后驻藏办事处只能与“外交局”联系，他们的“藏独”阴谋遭到驻藏办事处的坚决抵制。

　　先生在驻藏办事处分管宗教和教育，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还学会了藏语文。他深入社会、广交朋友，以便了解各阶层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政治态度。在藏3年多，获得了西藏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礼俗诸方面的丰富资料，造就了他藏学研究的深厚基础。

　　当时，当地许多贵族成员是地方政府官员，是左右西藏政局的重要人物，与他们联络是先生的工作重点之一。在先生交往的贵族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祈才让。他原是青海湟中的一户农民，儿子被认定为达赖喇嘛后，他就成了西藏的大贵族，被尊为“佛公”。先生与之联系颇多，常成为他家的座上客，“佛公”也常与驻藏办事处联系。因有这层关系，先生也就认识了少年达赖。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体制，藏传佛教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宗教工作是先生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面。为了解藏传佛教，先生参加了许多宗教仪式，尤其是每年大召寺举行大祈愿法会，驻藏办事处要向喇嘛布施，这是他每年最忙的时期。最艰巨的一次布施是1945年，国民政府拨来专款，要求向各基层寺院布施，意在联络感情，使之倾心内向。先生接受了这一任务，遍访林芝、山南各宗（县）大小寺院，历时3月余，发放藏银3万多两，向喇嘛宣示了驻藏办事处的关怀。先生对基层喇嘛的生活和藏传佛教的重要仪规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先生特别留意旧西藏的社会经济制度，常隐去办事处官员的身份，微服出行，用人类学家的眼光了解社会，特别是对封建领主庄园有细致的观察，对庄园的结构、运转、阶层、等级、乌拉制度、农奴的地位和生活等都有深入的调查，为后来农奴社会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47年12月，先生回到北平，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他身在北平，心系西藏，时刻关注西藏局势。1948年9月，先生在《边政公论》发表了《西藏问题之分析》一文，阐述了维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重要意义，“西藏之存亡关系中国整个西南之安全”，抨击了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软弱，“必须确保西藏为中国之领土，在外交上应采取坚强态度”；指出了“藏独”的实质，“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少数野心分子的妄想而已”，也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吾人欲保有西藏，则必须做有效之措施”，“非由少数分子把持政府，或任其与外力勾结出卖西藏”。先生的这些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实现了。

　　新中国即将诞生，引起帝国主义的惊慌，他们加紧策动西藏“独立”。1949年7月，拉萨发生了“驱汉事件”，西藏地方政府赶走了驻藏办事处人员，企图断绝西藏写祖国的联系。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先生衷心拥护人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1949年9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发表论文多篇：《揭穿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西藏“独立”的真相》、《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史实》、《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西藏》、《帝国主义采取的西藏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联系西藏实际发表文章最多的教授之一。

　　1951年5月，先生的《今日的西藏》一书出版。他饱含深情地在扉页上写下了“仅以此书献给解放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先生用唯物史观研究西藏，今天在藏学研究领域已成定论的一些观点，就是先生在《今日的西藏》里提出来的。例如，在西藏归入祖国版图的问题上，提出元代是“西藏在政治上正式隶属于中国的开端”，这早已为多数藏学家所认同；提出旧西藏是“政教合一”制度的经典性命题；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提出旧西藏是“封建社会”，有“三种地主”，有“农奴阶级”，以后“封建农奴社会”、“三大领主”的提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善的；在阶级和等级问题上，首次披露了旧西藏“三等九级”的具体内容。又如，先生看到“西藏农奴生活程度之低，真是无以复加”的真实状况，指出外国人“将西藏描绘为香格里拉，是完全骗人的”。先生的上述观点，具有开创性、科学性和历史意义。《今日的西藏》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早系统论述西藏社会的专著。一经传播，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先生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贡献。据离休干部、原十八军老战士郭冠忠撰文回忆：当年，他在川西随部队进藏，新华社报道了该书即将出版的消息，说该书是为希望了解西藏情况的人们提供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他读后感到这本书文笔流畅，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深刻具体。大家争相传阅，还利用这本书做线索进行社会调查。

　　1952年，全国大学进行了院系调整，先生调整到了中央民族学院。1958又调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这期间，他先后到西藏和四川藏区调查6年。改革开放后，先生致力于国外资料搜集，翻译了多部藏学资料。其中《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著，1967年英文出版）值得一提。先生在前言中指明，这是一本鼓吹“西藏独立”的反面教材，作者是民族分裂分子，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批判的靶子。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原十八军战士、长期在西藏工作的王贵说，1978年在北京得到此书后，批判“藏独论”的目标更明确和更有针对性了。他在文章中赞扬李先生道：“年近70的他，……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西藏工作的热忱，……将这本20多万字的厚书翻译成中文。……先生学识渊博，英文功底深厚，了解西藏情况很多，……高质量完成的一个很有价值的项目。”先生还热心于人才培养。中断十多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恢复后，先生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主任，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批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也给国内外学术交流敞开了大门。从1979年开始，先生多次到国外讲学。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人对中国多有误解。先生实事求是地介绍我国拨乱反正、清除“文革”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对外国师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予以正确回答，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

　　先生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但能注意思想改造，适应新社会，服务新中国，对在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坦然对之，坚信运动中的极“左”最终能得到纠正！先生在从事科研、出国讲学乃至定居海外后，仍积极协助国家做一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工作。60多年的实践证明，李有义先生是一位真挚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