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陈国栋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

　　今年11月15日是老一代革命家陈国栋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我亲身经历了以国栋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在陈云同志推动下，大胆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在市级领导班子中组织第三梯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见证了老一代革命家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解决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问题而进行的工作、作出的贡献。

　　陈云同志一生经历虽然丰富，但其中从事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主要是两个工作：一个是党的组织工作或者说党的建设，一个是国家的财经工作或者说经济建设。他的思想，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在抓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深切感到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因为，“文革”搞了十年时间，“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相对要年轻一些，而“文革”结束后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老同志，其中即使年轻一些的，也有60多岁了。他在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发过一个感慨，说参加会的人还是50年代的那些老面孔。小平同志当时也讲，王洪文曾跟他说过，十年以后再看。这句话留给他的印象很深，也引起了陈云同志的注意。

　　社会主义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一两代人之后就断线，后面总要有人能够接得上去才行。所以，陈云同志很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不能只是提拔几个人、几十个人，而要成千上万地培养和选拔，在各级都要有后备干部。他说，要趁老同志还在，主动地选拔，这比今后他们不在了，被动地选拔要好得多。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过惨痛的教训，不仅我们党，其他的党也有过教训。

　　1981年5月，陈云同志利用在杭州休养的时间，就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这是当务之急，希望引起全党的重视，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同时，要安排老干部退居第二线第三线，并保证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不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说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是重视的，但重视的程度不同，紧迫感也不完全一样。小平同志对陈云同志这个意见非常支持，所以在他的提议下，6月份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开过之后，特意把各省区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留下来，又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那封信和后来由陈云同志主持写的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座谈会纪要。在省区市党委书记会上，陈云同志先讲话。他说，提拔中青年干部的事说了那么久，就是提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有争论。提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一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会很多；要提40岁以下的人，争论会更多。他指出，根据需要，成千上万提拔的中青年干部，70%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接着，小平同志讲了话。他说，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可以先定5万。其实10万、20万都有，问题是下不下决心。他还说，他对陈云同志的建议，不仅双手拥护，连双脚都拥护。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就坐在会场上，亲耳听到小平同志说这句话，还看到他要把两只脚抬到桌子上来，引得全场大笑。

　　1982年春天，我陪陈云同志又去杭州休养。到后，他让我给国栋同志打电话，约他到杭州来一趟。那时，国栋同志正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是1979年和胡立教同志一起被派到上海的。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搞过地下党工作，建国后又长期做粮食部的领导，所以跟陈云同志比较熟悉。国栋同志接到我的电话后，于4月21日到杭州，我安排他在陈云同志住地附近的一处房子里先住了下来。然后，陈云同志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同他谈话。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要求上海市的领导要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准备第二梯队，还要准备第三梯队；不仅要充实基层各级班子，也要充实市级领导班子。陈云同志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很长时间的地方，基础比较雄厚，所以一定要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有这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的“三种人”，今后才闹不起大乱子。记得当时陈云同志还对国栋同志说：小平同志讲过，上海市新的领导班子要“打碉堡”，就是要把“四人帮”在上海经营多年的那个堡垒打掉。我说还要“挖根子”，就是要把“四人帮”在上海的根子挖掉。无论“打碉堡”还是“挖根子”，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要从组织路线上，彻底铲除“四人帮”在上海的基础。

　　国栋同志领受了陈云同志交付的这个任务后，回到上海，即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抓落实。当1983年春天，我再次陪陈云同志到杭州休养时，国栋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经过一年的努力，从基层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专业知识、政治思想好的干部，担任市委常委或副市长，希望陈云同志能抽几天时间去一趟上海，亲自见一下。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他欣然同意。这样，我们就在回北京之前，从杭州到上海住了几天。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先找评弹界的人士谈话，了解评弹节目录音保存及评弹界现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情况，并就评弹如何与时代节奏加快、文化生活丰富相适应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陈云同志看来，和评弹界的人谈话，也是一种休息。第二天，他在陈国栋等市委领导同志陪同下，乘汽车在上海市区转了一圈，观看市容。记得回到住地后，陈云同志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老样子。”意思是说，和旧上海比，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比，都没有多大变化。其中的原因，陈云和国栋同志当然都很清楚。这一方面与“文革”和“文革”前一些年的失误、折腾有关；另一方面，与上海财政上缴负担过重也有很大关系。多少年来，上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是上交中央的，自己留下的钱很少。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实行了包干制，每年上交中央十个亿，剩下都是自己的。但上海仍然按比例上交，因此财政收入越多，上交的也越多。那时，中央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的财政，如果上海交少了，对中央财政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全国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于是中央放宽了对上海的政策，使上海城市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又过了两天，即5月21日，陈国栋和胡立教、汪道涵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带着新选拔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里的中青年干部，到陈云同志住地，同陈云同志见面。当时上海市委选拔到市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总共有18个人，那天去的只有十个人，其中包括黄菊、吴邦国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我理解，这个安排是陈国栋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用实际行动向陈云同志作的一次汇报、一个交代。那天，陈云同志非常高兴，跟大家一一握手，并且合影留念。这一天距离国栋同志应陈云同志之约到杭州谈话，整整一年零一个月。

　　据我所知，当时省级领导班子中一下子充实这么多中青年干部的，上海还是第一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看作是陈云同志为全党树立的一个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样板，是陈国栋等上海市委的老领导在陈云同志推动下，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组织路线而作的一项工作。这件事对于干部年轻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后人记住并且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