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比我小五岁。我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那时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他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以后的事。

　　政治局会议从9月10日开起，开到10月下旬才完。主要是总结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着重解决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根本上清算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先是散页，一篇一篇发下来看，后来装订成很厚的本本。

　　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通过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有了编《六大以来》的经验，接着编辑《六大以前》，选编《两条路线》，就是轻车熟路了。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筹。因此，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他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又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到1951年党成立三十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三十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抗战胜利后，乔木随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以后留在重庆做了一段文化工作。从重庆回来，他奉命到陇东参加土改。记得他曾因病到后甘泉休养，我恰好去看望林老、谢老、吴老，在那里见过一面。不久他就到前方，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我在后委，协助叶剑英同志工作。分别一年多，到1948年5月，我们又在西柏坡重逢。这时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他文思敏捷，下笔快，写了许多社论、评论和新闻，用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枪杆子。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进城后，毛主席要乔木当新闻总署署长，倚重他管新华社、人民日报，掌握好舆论工具。他当中宣部副部长，主要管的也是新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内政外交，头绪纷繁。乔木把新闻工作管得很好，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把亿万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又要乔木出马，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在乔木主持下，人民日报换了一副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的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乔木笔很勤，重要社论亲自动手，还带头写杂文，副刊办得很耐读。对那一段的报纸，我听毛主席说过，他是很满意的。

　　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同乔木都在主席左右。乔木最重要的贡献还不仅在新闻，而且在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在这些重要工作中，乔木同志是主要执笔者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同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制定的。乔木是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1954年起草我国第一部宪法，乔木带领田家英等人，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杭州刘庄，在主席主持下，搞了几个月。那时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在北京，先搞了一个初稿，由我送到杭州，主席看后讲了很多重要意见，让乔木动手改，许多地方都作了重大修改。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杭州之间传递信息，差不多每星期来回一趟。到宪法草案写出来以后，政治局常委都到杭州去讨论定稿。对写出这样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大家精神都很振奋。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也是乔木写的。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总理在会上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个报告是乔木同志写的，当然是根据中央和总理的意见。年中，准备召开八大，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乔木同志协助主席和少奇同志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费尽了心血。乔木在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当了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新的一员。年底，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反共浪潮和思想混乱，乔木同志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章。

　　乔木直接参与的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少，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乔木真是快手，只不过两天功夫，我就收到他送来的改稿。他对前面三部分作了很大调整，第四部分几乎重新写过。他把原稿剪成二十来块，按照我们的逻辑重新组合，同时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整段整段增加的有十多处。我印象深的，有关于正确处理同社会党的关系，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作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苏斯洛夫还提出，这个宣言草案可以作为苏中两党共同向会议提出的草案。小平同志说，不用了，宣言草案还是由苏共向会议提出比较好。后来又经过协商，宣言草案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那时，苏共处境困难，对我们比较尊重；我们则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大局出发，强调“以苏联为首”。1960年11月，乔木和我随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再次到莫斯科，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乔木参加会谈，就同苏共激烈地争论开了。

　　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中，乔木的敏锐和坚定，我是很佩服的。他的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炼，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所难以企及。他有独立见解，并敢于向毛主席提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这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而快慰和苦恼也常常由此而来。

　　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回来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气氛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精神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一晃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重逢。他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他是被“冷冻”起来了。

　　八十年代初，乔木在书记处，我在军委，十二大以后，我们又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上的往来很多，互相了解也更深了。乔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作出了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随着乔木同志文集的出版，现在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的党章，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982年的宪法，这些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都是乔木同志在中央领导下起草和修改完成的。他善于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也善于吸收和概括大家的意见。他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修改宪法时，为了体现加强人民民主，尊重人民权利，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在他指导下，对世界上111个国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结构安排作了调查统计。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

　　乔木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在反倾向斗争的掌握上，我觉得是好的，是比较得当的。记得在十二大召开之前，有一位高级干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十二大报告精神相背离的文章，宣扬“左”的观点。乔木多次和我商量，排除阻力，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同时，他又要求批评文章“要有充分说服力，逻辑要谨严，说话分寸要有节制”。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乔木又毫不迟疑地进行斗争。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一点也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忠诚和坚定。

　　乔木关心党史研究机构的建设，亲自过问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的组建。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

　　1991年乔木得了不治之症。他自知来日不多，拼命工作。在加紧撰写关于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录的同时，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还写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力作。这年夏天，他又在北戴河找我主持召开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审阅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还是那样地一丝不苟，不放过一个词，一个标点，并亲自提笔补充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史实。临了还奋力完成一篇“题记”，表达他对这部书稿的赞许和期望。他为历史著作做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统一而作的努力，对辞章完美的追求，令我敬佩。

　　1992年9月中旬，正当十四大快要召开的时候，我听到乔木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去看他。但我去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目光交流感情。我没能听到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憾事。但我想，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的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闲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