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彭真身边工作

　  1948年年底，我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解放军围城时，我起草了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的传单。1949年1月下旬，已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在海淀青龙桥看到这个传单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并问是谁写的？当时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

　  1949年3月25日，在西苑机场举行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的阅兵式后，刘仁把我带到彭真办公室，对彭真说：“我把人给你带来了。”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彭真的政治秘书。当时市委任命了彭真的四位政治秘书：张文松、崔月犁、王文和我。

　  1954年前，彭真主要负责北京市工作，市委的文件都是由彭真亲自主持起草、修改的。我到彭真身边工作后，主要是给彭真做记录和整理报告。1954年以前，市委的文件、报告，一般由郑天翔和我起草，再由邓拓修改后送彭真审阅。邓拓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彭真领导下工作，是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很得彭真器重。邓拓到《人民日报》工作后还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的文件在上报中央前都要送他修改后再送彭真审定。那时郑天翔总对我说：我们写出来的文件、报告还不行，需要邓拓修改了才行。

　  邓拓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时，我们偷偷议论：为什么讲古不讲今？我看了他写的《专治健忘症》也觉得有点问题。彭真政治敏锐性很强，我没听过他和刘仁、郑天翔赞扬这些文章。这说明三家村夜话等文章仅仅是邓拓个人的观点，与北京市委和彭真无关。

　  彭真对工作抓得很紧，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严厉，我常常受到他的批评。

　  由于工作很累，1956年我得了肺病吐血。1957年病好后，彭真让我继续担任他的秘书。我说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担任不了。刘仁提出让张彭接替我担任彭真的秘书。

为建设和巩固新生的

人民政权呕心沥血

　  解放初期，彭真很重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研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北京市是最早召开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毛主席很重视，将北京市委报送中央的总结报告批转全国。北京为全国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毛主席强调，要造声势，要起威慑作用。因此，北京市一天就枪毙200多人。我们协助北京市委查阅市公安局报送市委审核的罪犯案卷，当时我们审定罪犯是否枪毙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血债，有血债的才能枪毙。解放初期北京有个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群众叫它“一贯害人道”。当时“一贯道”在北京的活动很猖獗，有关部门事先调查研究，掌握了其组织系统，一夜之间就把所有坛主和中层骨干都抓起来或者予以管制。这项工作是彭真亲自主持、组织的，效果很好，把“一贯道”彻底消灭了，以后北京再也没有“一贯道”的活动。彭真这种大事亲自负责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1952年北京市清理“中层”(即清理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部敌特及反革命残余分子)的工作搞得也很好。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后，北京市根据中央精神，将清理“中层”的重点放在机关、企业和学校。彭真在辅仁大学作了动员报告，强调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搞“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而采取“背靠背”的揭发和调查研究。这次运动搞得很成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历次群众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伤害好人、没有扩大化的运动。

在关键时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

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北京的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搞得很稳，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一边发展一边整顿巩固。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彭真非常强调自愿的原则，他到南苑跟农民讲，你愿意参加合作社就参加，不愿意就退出来。他在市委开会时强调，入社农户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40%多已经不算慢了。当时刘少奇也强调要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正在这时，1955年夏，毛主席发表文章批评邓子恢强调整顿合作社是“小脚女人”，要求加快合作社的发展。彭真也随着调整了步骤，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在短短几个月内，京郊农村就全面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后来彭真曾问我，北京的合作化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我说：党的威信高，党一号召，群众就响应。彭真笑一笑，没有表示。其后他同别人谈起：北京合作化为什么搞得快，王汉斌认为是党的威信高，党中央号召，群众就响应。他的言外之意是我说得不对，应该看到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

　  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养病，没有参加市委会议。在我看来，彭真对右派的判断从“思想性的认识问题”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但实事求是是彭真的一贯作风，在“反右扩大化”阶段，彭真根据毛主席指示，把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划为“中右”的标兵，他认为傅鹰是由于爱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不能划为右派。傅鹰作为不能划为右派的“中右”的标杆，在反右斗争中，以此为标准北京市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1966年《二月提纲》制定和下发时，我正在基层搞“四清”，没在彭真身边。他受批判时我就觉得奇怪。因为彭真领导起草文件历来很慎重，总是反反复复，多次修改，慎重考虑。《二月提纲》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匆匆下发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让搞一个学术批判的政策杠杠。

彭真说：《前线》发刊词锋芒

是针对“左”的

　  酝酿《前线》创刊时，由张文松负责，不久邓拓从《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前线》主编。张彭、张文松、李琪、项淳一和我负责《前线》发刊词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按照彭真口授的内容起草，包括文章的语气都是按他的口气写的。发刊词先后修改了三次，彭真都不满意。最后发刊词是他亲自从头到尾写的。

　  发刊词发表于1958年11月25日，当时正开武昌会议。在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着手纠“左”。1962年彭真对我说，《前线》发刊词锋芒是针对“左”的。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各地都放粮食高产“卫星”，北京没有放。对此，当时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谭震林批评说：北京是锅底！他把全国种粮能手调到北京来种试验田，说要把这个锅底翻过来。彭真说：他们来种试验田，我们全力支持，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包括种地的土也可以为他们运过来。但他们吃了一顿欢迎饭就都跑了，因为报上宣传的粮食高产“卫星”是不可能种出来的。

　  宣传“大跃进”对北京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北京曾在天坛召开农业高产誓师大会，区县委书记现场报计划，每亩小麦产量要达到多少，彭真提出“不要一二三，只要四五六”(即亩产4000斤、5000斤、6000斤)。刘仁当时在北戴河，他给彭真打电话说这个指标完不成。彭真当晚就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县委说誓师大会上提的指标不算数，要重新提。彭真与刘仁工作配合得很好，他对毛主席说过，刘仁反映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

彭真与小平同志的不同风格

　  1961年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和彭真赴京郊调研期间，北京市委也派出调查组分赴工厂、农村、高校进行调查。我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在卢沟桥公社进行调查，在那里待了个把月。写了一系列反映政策性问题的报告，如吃不吃食堂、统购统销的比例、以产定工或者“卯子工”等，最后调查组集中到顺义写总报告。

　  报告写完后，小平同志说：现在没事儿了，找人打牌吧！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就说，王汉斌会打桥牌，就让王汉斌陪小平同志打桥牌吧。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到养蜂夹道陪小平同志打桥牌。经常去打桥牌的还有万里和吴晗、市委研究室的肖甲和王大明。小平同志生活很规律，周六、周日打桥牌雷打不动。有时毛主席有事找他，他让我们等着，待他回来再打。

　  与小平同志相比，彭真不会休息，生活也没有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真一直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工作习惯，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工作。有闲暇时他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将。彭真和毛主席都喜欢看京戏。

　  彭真酷爱读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仍然坚持读马列著作。每逢离京外出时，他总要带上爱读的书籍。彭真还喜欢阅读些杂书。他常对我们说，你们有功夫多上街买些杂书看。

与彭真“劫后重逢”时的喜悦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为北大党委副书记)，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运动中搞阴谋。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毛主席指示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电台广播以后，彭珮云在北大遭到批斗，当晚哭着跑回家。那时我们的大儿子也起来“造反”，把写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大字报贴到床头。彭珮云哭着跟我说：我现在真是无地自容。我对彭珮云说：你逃避斗争不行，还得回北大接受群众批判斗争。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北大了。从那以后直到1972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见面。这期间，她一直被关在北大，跟陆平等人在一起接受批判。我在市委党校受批判。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国内搞战备，要把我疏散到山西，我向看管我们的军宣队提出：让我同彭珮云见一面再走，他们说：你们罪行严重，不能见面。

　  1966年4月下旬，彭真被打倒，北京市委召开市委全会，学习毛主席批送北京市委的揭发批判彭真的材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都相信毛主席批彭真是对的。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我才明白，对毛主席也不能盲目相信。

　  那时我的小女儿从幼儿园出来，在家里没人管了。我只好流着泪把她送到彭珮云妹妹那里，托她抚养，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我和彭珮云先后恢复工作。我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她仍在北京大学工作。

　  1966年我被打倒后，1974年北京市委负责人决定给我党内警告处分，并给我定了五大“罪状”：包庇彭真、包庇旧市委、包庇吴晗、反对毛主席两个文艺批示、攻击“三面红旗”。1978年我给市委写报告请求改变处分，但没有结果。1981年段君毅任市委书记后，主动作出给我撤销处分的决定。

　  1978年年底的一天，刘仁的夫人甘英给我打电话，说彭真明天从陕西回来，你要不要去机场迎接？ 我说我没有车，进不去机场。甘英说我来接你。这样，第二天我坐她的车到了机场。彭真到来时，我们都挤到舷梯旁，我握着彭真同志的手，只说出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去了很多同志，程子华(时任民政部部长)是级别最高的干部，在机场大厅，他讲话说：今天我们都是自己来的，不代表任何组织！

协助彭真调干部、制定法律

　  1979年3月，彭真复出不久就担任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就要健全法制。他让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着你工作了十几年，我的水平与你差得太远，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的。后来他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我进不去，他就派车把我接到大会堂南院。开完会后，就让我留下来办公。武新宇(时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说：你就跟彭真秘书在一起办公吧！

　  我是第一个被调到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当时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刘复之任研究室主任，我当办公室主任。法制委员会的干部包括司机在内都是我调来的。由我亲自同调来的干部谈话，由武新宇签字调入。不久，武新宇找彭真说他身体不行，要在全国人大开会前颁布七部法律，他搞不出来。彭真对我说：你还得管法律！就这样，从1979年3~6月，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这些法律获得通过。

　  彭真历来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七部法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起草并通过，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法律室培养了几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项淳一、顾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们在那时就跟随彭真研究法律。当时，在市委的领导干部中，宋硕(市委大学部部长)、宋汝芬(市委工业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书长)三人算是比较年轻的。邓拓、张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我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到现在许多同志都说我会培养干部，善于识人用人。我说：用干部要扬长避短。我先后在两个部门工作：北京市委研究室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这两个部门都出干部，有十几个正副部长，如王大明、张明义、欧阳文安、顾昂然、杨景宇、段柄仁、储传亨等等。彭珮云说过：市委大学部的干部也很优秀，但一个部级干部都没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我，说：王汉斌反对“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因为当时我提出选拔干部要依据三个条件：一要肯苦干,二要能动脑,三要会动笔。我提出的选拔干部标准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作风民主、襟怀坦白的彭真

　  彭真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说对了就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他说：开会就要听取意见，主要是听不同意见，赞成的说不说都可以。他听取意见很耐心，有人提意见时，他不插话，不打断。

　  他常说：干部要像毛主席说的，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我就对彭真说：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不存在“五不怕”的环境。彭真常常强调民主集中制，我说：民主集中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常常没有起到应有的很好效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最后变成个人专断。彭真没有反驳我，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也不批驳我。

　  彭真襟怀坦白，讲话办事不留尾巴。1953年彭真从中组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是因为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林彪指责他犯有路线错误。我觉得毛主席对彭真在东北的问题看得不是很严重，“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很重视他，找他单独谈话的次数比周恩来还多。

　  1956年党的八大之前，彭真本来准备了一个发言稿，第二部分主要讲个人崇拜。他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认为这个话题有些敏感，让再送陈伯达、少奇同志看看。陈伯达建议他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删去，彭真觉得这是他想说的主要内容，不讲这个问题，索性就不发言了。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认为毛主席也要承担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陈伯达就反驳说不能说毛主席有责任，林彪则发表了歌颂毛主席的长篇讲话。

　  尽管彭真经历了十年劫难，他在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仍然发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直到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中国革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大方向……这就是为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的彭真。（王汉斌口述 韩勤英访问、整理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全文约8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