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先后在香港出版。这些昔日军委办事组大员的回忆录问世，无疑十分吸引眼球。把这三部回忆录对照看，可以发现对同一事件各有各的说法。笔者无意对这几部回忆录作全面的评论，只谈邱会作回忆录中关于罗瑞卿的几则材料，并用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被监护期间（1966～1971年）所写自传、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的口述、陈丕显回忆录、张耀祠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以及档案材料来判断邱会作所说的真伪。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亚楼在1965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1］　

　　邱会作写得可谓活灵活现，但并没有交代刘亚楼是何时对何人所说，邱文中那个“你”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就是这个“你”把本子交给了林彪，又转到毛泽东那里。但蹊跷的是此人竟无名无姓，不知是何许人也。同样，邱会作也没有交代林彪何时把本子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何时看了本子，向何人谈及对刘亚楼的评价。　

　　在邱会作回忆录之前，吴法宪和李作鹏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但都没有提到刘亚楼交本子以及毛泽东评价的情节。邱会作在这里所说“刘亚楼的本子”以及毛泽东看了这个本子后对刘的评价是独家披露。　

　　邱会作“披露”这个情节的目的是证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之前整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整得对。　

　　罗瑞卿是怎么被整成“野心家”的呢？这就牵扯到叶群编造的“四条”。对此，笔者在《罗瑞卿传》中已作详细表述。这里只扼要说明，以飨不了解这一情节的读者。　

　　1965年11月底，叶群携带了林彪的信和10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通过杨成武、张耀祠求见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随后在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作主要发言。在向毛泽东报告和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都提出了“四条”。在她带去的10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中，有一封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作为指责罗瑞卿的证据。　

　　下面引用上海会议叶群发言的记录：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这时刘亚楼又对叶群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2］　

　　　　叶群如此编造完全不合情理。露骨地伸手要权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做的蠢事。尤其是1965年，正是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指责罗瑞卿组织比武，林、罗关系十分紧张的关头，罗瑞卿那样做岂不是发了疯！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叶群在发言中说罗瑞卿向刘亚楼许愿，让刘当总长，但实际却推荐×××当总长。刘亚楼知道后，乃同罗瑞卿闹翻。在20世纪60年代，军中只要稍微熟悉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罗瑞卿会推荐×××当总长。叶群撒这个谎意在说明罗瑞卿看人不准。　

　　叶群抛出这“四条”，但却没有从刘亚楼那里搞到证明材料，只能用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充数,用以说明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死亡，而罗瑞卿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振振有词地说：“刘亚楼去世以后，在整理遗物时，有一封刘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写给罗瑞卿的信，信当时没有发出去，刘在信中对罗大为不满。这种不满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但是，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地抄录总后勤部各种工作总结的邱会作却不引用这封信。是这封信找不到了吗？非也。这封信全文如下：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以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刘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了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4月15日［2］(pp.557～558)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罗瑞卿的原信，但从刘亚楼这封复信可以看出，罗瑞卿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刘亚楼配合治疗，安心养病，不要灰心。从刘的复信看，他对罗瑞卿的关怀表示了感激之情。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这对于已经罹患晚期肝癌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信中根本没有受了侮辱的意思。因为这封信不能成为证据，于是，叶群需要弥补这个破绽，就让吴法宪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以骗取伪证。说到这里，就该谈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一则材料了。吴法宪回忆道：　

　　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说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着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签字，然后把这份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关于“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后送到了苏州。［3］　

　　吴法宪这一说法有一点需要纠正，即他去找翟云英的时间错了。他所说“会议的第二天”指的是京西宾馆会议的第二天，即1966年3月5日。当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对叶群编造的“四条”提出质疑时，叶群急于制造伪证。她不可能等到1966年3月5日才来圆这个谎。据档案记载，吴法宪向林彪送由他的秘书整理的所谓《翟云英同志（刘亚楼同志爱人）对有关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在1965年12月21日。林彪于22日对此件批示：“即送主席、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及彭真同志阅。”吴法宪把时间弄错了，可谓硬伤。像这样的差错，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有。例如他把林彪树立空军为样板说成是1963年的事，提前了一年。再如，他把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到达上海的时间说成是12月21日，推后了10天。吴法宪在整理回忆录时不可能到档案馆查档案，出一点硬伤难免。　

　　吴法宪这一说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他把找翟云英以骗取伪证的过程省略了。笔者采访翟云英时听翟说，吴法宪和他的秘书在一个晚上找她好几趟。第一趟是问翟是否听到刘亚楼同叶群谈过“四条”，翟答：他们谈话从来不让我参加，我从未听说过。吴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吴法宪等二人又来了。吴这一次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问翟：“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爱用手势吗？”翟云英回答：“他讲话确实爱用手势。”吴法宪伸出右手曲起大拇指，只伸出四个手指说：“他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点点头。吴法宪又启发说：“伸出四个手指头？”翟云英摇摇头说：“我没有注意。”吴法宪又怏怏而去。过一会儿，吴法宪又来了，要翟云英写关于四个手指的材料。翟云英拒绝。吴法宪说：“你身体不好，我让秘书帮你写一个，你签个名就行。”材料写道：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饭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2］(p.555)　

　　这一材料特意写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意在说明翟云英不可能没有听见。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翟云英一看，认为有些穿凿附会，拒绝签字。吴法宪央求翟云英说：“今天是叶主任（指叶群，当时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账。”翟不签，吴就磨。已经折腾了将近一夜，翟被缠不过，便签了一个名。此时，她对上海会议整罗瑞卿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吴法宪所说“四条”是怎么一回事。［2］(p.555)　

　　吴法宪一夜间找翟云英好几趟，可以想见，他每次怏怏而去，都要给叶群打电话。而每次叶群都要给他出点子，催促他尽快拿到材料。　

　　尽管吴法宪的回忆时间错了，没有说明“伸出四个手指头”之说的来由，但明确指出翟“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关于‘四条’的事情”，符合事实。　

　　正是由于叶群编造的“四条”早已被驳倒，而刘亚楼的信和吴法宪从翟云英那里通过胁迫和骗取弄来的材料都不足以证实“四条”，邱会作感到十分不爽，因此，刘亚楼的本子便冒出来了。　

　　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本子，为什么在整罗时不拿出来作为证据；偏偏要煞费苦心地通过吴法宪去欺骗和胁迫翟云英以骗取伪证，这岂非舍近求远、舍直接而求间接？如果毛泽东确实看了这个本子，有对刘亚楼评价的“最高指示”，为什么在“文革”时不传达？罗瑞卿根本不承认有所谓“四条”，把刘亚楼的本子和毛泽东看了后的评价拿出来，岂不是可以把“四条”做成铁案？　

　　再者，吴法宪是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时的政委，又接替刘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吴应当比和空军不搭界的邱会作更清楚，但是为什么吴在回忆录中却只字未提？　

　　如果拿不出有这个本子以及毛看了这个本子发表的评论的证据，那只能证明是无中生有。　

　　邱会作回忆录中无中生有的地方并不止这一处。　

　　再看第360页。邱会作写道：“一九六三年，肖（华）在天津养病，罗瑞卿专程去肖那里商量有关军委领导的人选问题。罗同肖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中央要贺老总主持工作只是暂时的措施。’肖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很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像这样严重的问题，肖华没有向林总报告说过一个字，而是在罗瑞卿下台后肖华的秘书把这件事揭发了出来。林彪为了团结大多数，对肖华采取了往里面拉的政策，这是正确的政策。”《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中将萧华写为“肖华”，本文引用时未做修改。　

　　在邱会作笔下，罗瑞卿真是野心勃勃。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马脚已经露出。首先，罗瑞卿和萧华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都经过“高饶事件”，知道军委领导人选不是他们应该商量的问题。他们即便商量，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问题。其次，邱会作这一编造也十分拙劣。无论是说评书或编电视剧，在描述这样秘密的谈话时，都不会忘记“屏退左右”，可邱会作偏要让秘书在场。当时任萧华秘书的李圭同志指出：萧华“文革”前在天津养病期间，罗瑞卿曾经抄写毛泽东给王观澜的关于对待疾病的信,装裱成条幅，由罗瑞卿的秘书金子谷交给李，托李圭送给萧，但一次也没有到天津去看望萧华。因此，所谓罗、萧天津谈话又是无中生有。最后，附带说一句，萧华得肝病是在1964年2月，邱会作说萧1963年在天津养病，误。［4］　

　　再以回忆录的第384页为例：　

　　例一，邱会作说：“大会（指上海会议，笔者注）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　

　　据张耀祠回忆：“1965年12月上旬的一天，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前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主席驻地休息室等候。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同志，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叶剑英看他老在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5］张耀祠是中央警卫团团长，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就是他接待的。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这一件事是否属实姑且存而不论，但谢富治在上海会议会前老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说明谢富治事先不知道要整罗瑞卿。邱会作说谢在上海会议前到杭州参与系统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假的。　

　　例二，在上海会议期间，决定将罗瑞卿召到上海来。对此，邱会作说：“邓小平接到了长子（指罗瑞卿——笔者注）的电话即向他说：‘你去一趟边境不容易，故意让你晚到几天。会议还未开始，你现在可以来了。我要空军派专机去接你。’这几句话说得长子转忧为喜，第二天乘飞机直奔上海来了。邓小平亲自指示吴法宪派专机去‘接’罗瑞卿，邓特别指示吴：告诉专机组的同志带上枪。”　

　　究竟是谁打电话叫罗瑞卿到上海的？且看当事人罗瑞卿和吴法宪是怎么说的。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在监护中所写自传中说，当他在广西边境看地形时，有一次他的秘书同副总长杨勇通电话，杨告诉他的秘书，第二天，杨要和贺龙、萧劲光去上海开会。贺龙1965年12月8日赴上海，罗瑞卿秘书和杨勇通电话的时间应为12月7日。详见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页。罗瑞卿写道：“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我打个电话给彭（真），问上海开会讨论什么事，他说，可能是讨论作战，听说林总也去了。再过一天，我又同他通电话。他说，他问总理是不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大笑起来，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我问他是谁，他说不知道。总理说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我。再过一天或两天，彭来电话说，上海会议分批开，他同我是第二批。就在差不多同时，总理从上海来电话，要我十一号赶到他那里开会。我问：讨论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讲。”　

　　对此事，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写道：“（上海）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周恩来表示同意。［3］(p.560)　

　　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带枪的事，但是时念堂有回忆。他说：“关于安全问题，吴法宪补充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太出乎意料了，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直至今日已经过去40年了，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当时吴法宪说出的这句话：‘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6］　

　　罗瑞卿的自传写于1966年被监护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这一段时间，吴法宪的回忆录写于他1981年保外就医以后，其时罗瑞卿已经逝世。他们二人不可能交流，但所写内容大体一致。可以看出，打电话通知罗瑞卿到上海来的是周恩来，向吴法宪布置接罗瑞卿专机任务的也是周恩来。但是，邱会作却把周恩来更换成邓小平。邱会作为什么要更换？因为他要拿罗瑞卿“讲故事”，写罗瑞卿如何傻乎乎地被骗到上海。为此他编造了“故意让你晚到几天”的瞎话。把这个瞎话安放在周恩来身上，邱会作认为显然不合适。因为在长征前周恩来曾经救过他的命。于是他就把周恩来更换成邓小平。这又是假的。　

　　例三，邱会作说：“东道主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接罗。罗在机场看到陈的第—句话就是说：‘有劳大驾。’陈表情很平淡，不说话，打不起精神。罗就开玩笑地说：‘大战通宵(指打麻将)没有精神了?’陈回答说：‘上车慢慢说。总理、小平同志在等你。’”　

　　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的情况到底如何？请看吴法宪的回忆：“十二月二十一日（应为十一日——笔者注）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3］(p.561)　

　　陈丕显回忆：“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时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就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7］　

　　郝治平回忆：“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分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是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8］　

　　罗瑞卿在自传中则说：“下飞机，我就感到人们有点不自然。陈丕显要同我坐一个车，在车上尽谈一些东拉西扯的事，不让我有说话机会，大概怕我打听会议情形，他不好应付。警卫我的人也同我历次到上海时不一样了。因此，我在车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老婆也一句话没有说。”　

　　此时，罗瑞卿已经知道上海会议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他也知道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已经被批判，李作鹏和张秀川还曾打上门来兴师问罪1965年11月24日，李作鹏和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向罗瑞卿汇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时，张秀川指责罗瑞卿支持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海军政委苏振华而不支持他们。汇报不欢而散。参见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罗瑞卿能有心情同陈丕显开玩笑，说打麻将的事吗？　

　　吴、陈、郝和罗说在细节上虽有出入，如吴法宪说和罗瑞卿夫妇同坐一架飞机的是秦基伟，而据郝治平回忆，则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夫人，如此等等，但他们回忆的情节、现场的气氛则基本一致。邱会作为了描写罗瑞卿如何“转忧为喜”，就编造了罗瑞卿问陈丕显“大战通宵”的情节，这又是假的。　

　　一页三个谎。邱会作这三个谎和前面他编造的刘亚楼的本子以及罗、萧天津谈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邱会作的独家披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时移世易。罗瑞卿和邓小平已先后于1978年、1997年逝世，邱会作写回忆录时也早已不是军委办事组的大员，编造这些情节已不能伤害他们了。那他为什么要编？因为他要出气。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罗工作是能干的，整人也是能干的。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得到了重新上台的条件，利用自己的保护人重新得到了权力，当了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后来，他对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一个不落地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他自己权力范围内能够镇压的人则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　

　　本文不打算对邱会作这一段话中具体案例判别真伪和是非。邱会作所写的时间跨度应为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审查林彪集团到1981年1月25日对林彪、江青集团主犯的判决，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时间罗瑞卿在干什么？当中共中央决定审查林彪集团时，罗瑞卿仍在班房里，直至1973年11月20日才解除监护。1975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此后一直到1977年8月，从1971年10月3日到1977年8月期间，他不可能“镇压”林彪集团，因为他没有权。　

　　从1977年8月到1978年7月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治腿，他当了不足一年的军委秘书长。这一年要肃清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军队的思想影响，要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特别是要破除“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罗瑞卿在这方面有很大功绩），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处理林彪和江青集团成员的问题根本排不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在这一年罗瑞卿没有时间来“镇压”林彪集团。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经过审判，对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实施了判决。随后一些省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重要案犯进行了审判。这时，罗瑞卿已逝世两年多。如果邱会作把这算作对林彪集团的“镇压”的话，同罗瑞卿可以说毫无关系。　

　　邱会作是一位精明的人，他的回忆录被誉为“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他不可能不知道，处理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牵扯不到罗瑞卿。那他为什么要把账算到罗瑞卿头上，并在回忆录中编造情节拿罗瑞卿“讲故事”呢？按照邱会作在回忆录中爱用的说法，他有说不出口的原因。谁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罗瑞卿和邱会作的交往史，真相就在其中。　

　　邱会作如此胡编乱造，只会弄巧成拙。因为写回忆录真实是第一位的。只有真实才能成为可靠的史料，也才能赢得读者的尊重。如果为逞一时之愤，而故意编造，就会丧失读者的信任，从而损毁了回忆录的价值。邱会作在回忆录中独家披露的材料还不少，读者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参引文献］　

　　［1］《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359页。　

　　［2］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542、543页。　

　　［3］《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564页。　

　　［4］《萧华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5］《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6］时念堂回忆、孙焕英整理：《秘密押解罗瑞卿总长追记》，《军事史林》2004年第11期。　

　　［7］《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8］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