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以主席儿子自居

　　我在西柏坡和北庄时就认识了毛岸英。有一天，我去西柏坡中宣部图书馆借书，碰到于光远正和一位高个子青年在图书馆窑洞口谈话。于光远指了一下身边的青年对我说：“这是毛岸英同志。他是图书馆馆长。”

　　1949年春，中央机关陆续进入北平，我们在石家庄转乘东北军区派来的13辆十轮重型卡车向北平进发，行至新乐县境大沙河边恰逢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过桥急速南下，部队需占桥3个小时以上。中直车队因载有重要物资亦急需过桥，虽经交涉，6纵部队也不肯让路。有人建议毛岸英以毛主席之子的身份去沟通一下，被他拒绝。他果断地说：“这可不行！”后来还是李唐彬副处长找到部队首长说明情况，首长令部队让出桥面，中直车队随即顺利过河。中央机关驻香山时，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有一次，我问他的领导是谁，他说是师哲、冯文彬、吴满有等。他一口气讲出了许多名字，似乎凡与他有过接触的长者都是他的领导，可见他的谦逊。

　　我在与毛岸英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他从来不以主席儿子自居，始终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说话和办事，不搞任何特殊化。在与别人交往中，他绝少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实在回避不了时，也是称主席，而不称爸爸。那时，毛岸英才二十五六岁。

　　曾接受斯大林赠送的手枪

　　毛岸英曾向我们谈起在苏联学习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情况。他说，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许多在苏留学的外国学生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以便参加苏联红军，保卫苏联；但我不愿这样，我是中国人，要为祖国服务，从这点讲，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同时还是国际主义者，并对军事很有兴趣；我前后三次上书斯大林，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军作战，但他始终没回信，我很失望。毛岸英接着说，1942年5月，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伊尔斯基将军来视察，我当面向他提出参军请求。他同意了，说：“你等通知吧。”不久，我终于进入伊万诺亚市附近的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翌年1月，又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被授予中尉军衔。在这里，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后来，我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毕业后在苏军坦克部队见习。我和我所在的部队到过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他还说，1945年春天，斯大林要我立即返回莫斯科与他会见，我到达斯大林的住所时，一位将军对我说：斯大林元帅正在等你，请进！进屋后，我见斯大林正在房中踱步，便跨前几步，敬礼报告：“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谢廖沙前来报到！”“坐下坐下，谢廖沙”，他笑着边同我握手边说：“前线指挥官报告说，你干得不错！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又对我说：“你的服役期已满，回莫斯科继续上学吧。”接着，他递给我一把精致的手枪说：“送你留作纪念吧。”我伸出双手接过这件珍贵礼物。

　　初入朝鲜

　　1950年10月8日，彭司令员率“八一办公室”组成人员飞赴沈阳，再赴丹东考察边防。10月11日夜，聂荣臻代总长发来急电，要彭司令员和高岗回京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专门会议。彭司令员接报后于13日中午回到北京。10月15日，在我们随彭司令员从北京返回沈阳的专列上，增加了几位“八一办公室”的新成员，毛岸英就是其中之一。返回沈阳后，收发电报的数量剧增。完成紧急任务后，我们就分头熟悉密码。稍有闲暇时，我们或读书阅报或谈论即将到来的战斗生活。毛岸英在楼上办公、住宿，有时下楼与我们一起参加支部学习。

　　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看到毛岸英生活俭朴，穿着随便。1950年我们在沈阳待命入朝时，恰值东北深秋，寒气袭人，毛岸英还光脚穿着一双旧皮鞋。

　　他酷爱读书，尤其爱看名人传记和史书。我们刚回到沈阳，他就上街买了一些书回来，自己看，也分给大家看。其中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斯大林传略》、《达尔文传》、《中国通史》，以及鲁迅的著作。我向他借了一本《科学家的故事》，直到他牺牲时也没来得及读完还给他。

　　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我38军因其112师未按计划赶到熙川以东的预定位置和听信该地驻有美军黑人团的不实情报，军长梁兴初没有按指令向熙川发起攻击，致韩军第8师从该地脱逃。彭司令员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批评38军贻误战机，未完成战斗任务，并严厉地对梁军长说：“梁大牙，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使梁军长产生很大的思想压力。当天晚饭后，毛岸英拉着我一起到指挥所找到梁军长，安慰他说：“彭老总是信任你的，也信任38军。上次没打好，下次打好就是了！”接着，毛岸英向梁军长提出到38军工作的请求。梁军长听了笑呵呵地说：“我没问题！只要彭老总放你，我就要你。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接收。只恐怕老总放你不得呀！”毛岸英紧接着说：“梁军长，咱们一言为定，不准反悔！”毛岸英的安慰使梁军长的思想压力化解了不少。但在仅仅11天后，毛岸英不幸牺牲。“调到38军工作”成为他的遗愿。

　　审问美军战俘

　　根据彭司令员指示并经毛主席批准，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释放了一百多名战俘，时间大约是1950年11月中旬。释放战俘前，我方对美军战俘进行了一次审讯，由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任荣部长主审，毛岸英担任英语翻译，我和张养吾在现场记录。

　　问：你的国籍和姓名？

　　答：美利坚合众国。罗斯·莱尔斯。

　　问：你的军衔和职务？

　　答：陆军少校。美军驻韩军第6师顾问团顾问。

　　问：你的从军履历、学历和年龄？

　　答：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驻韩美军任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31岁。

　　问：你们与谁作战？为何与其作战？

　　答：北韩军和贵军。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来的。

　　问：美国军队恐惧伤亡吗？

　　答：我军营级以上建制均编有牧师。每次作战前，牧师都为我们祷告祝福。

　　问：怎样祝福？

　　答：诵“愿上帝保佑你们！”

　　问：你方长官说我方虐待、杀害战俘。用你的亲身经历说说你受虐待了吗？有战俘被杀吗？

　　答：我没受虐待，也未闻有美、韩军战俘在此处被杀。作为战俘，我们吃得饱、能洗澡，伤员、病号得到了治疗。我如果能被释放回国，将宣传这些事实。

　　在审问战俘过程中，毛岸英翻译得清晰流利。审讯结束后，毛岸英与莱尔斯进行了短暂的英语交谈。

　　毛岸英问：“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莱尔斯答：“我因在被俘时不了解贵军的俘虏政策，心存恐惧，试图逃跑，所以中弹。”

　　毛岸英问：“伤到骨头了吗？”

　　莱尔斯答：“没有。”

　　毛岸英问：“吸烟吗？”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递给他一根烟，还为他划着了火柴。

　　毛岸英问：“您想吃点什么吗？”

　　莱尔斯答：“假如可以的话，我很愿意。”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说：“真是出乎意料！”莱尔斯接着说：“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术战法。贵军采用的不是常规战法。贵军的打法在军事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在历史上没有见过。”

　　首次释放战俘在后来的战斗中见到了效果，不少美、韩军人主动缴枪投降。有鉴于此，志愿军政治部后来又组织释放过几批美、韩军战俘，效果都很好。

　　亲历毛岸英牺牲

　　1950年11月24日下午，几架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侦察。25日上午，敌人的几架轰炸机从东向西飞过，约一刻钟后又调头飞回。解方参谋长这时喊道：“坏事了！敌机沿原路飞回准没好事！赶快做好抢救准备！”话音刚落，炸弹、凝固汽油弹即落地爆炸，把彭司令员的办公室炸成一片火海。这时，作战处的成普满脸黑乎乎地从房内跑出，身上的棉衣也着了火。我们高声问他屋内是否还有人，他说：“还有两个人！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成普说的那“两个人”，就是毛岸英和刚从西北军区司令部调来的高瑞欣参谋。他们当时正在房内，未及撤出，不幸牺牲。在现场，洪学智副司令员痛心疾首，连连说着：“这下子可糟了！这下子可糟了！”他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华副司令员，他去报告彭司令员。

　　在警卫部队扑灭余烬清理现场时，两具焦黑的遗体被抬到废墟外的旷地上。从遗体外观上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毛岸英，哪个是高瑞欣。由于毛岸英生前戴着一块全钢制手表，表链也是钢制的，据此判断左臂腕骨处挂着一块金属手表的那具遗体是毛岸英。后来我才知道，那块手表是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老人早年从苏联带回国的。在赴朝前夕，毛岸英向岳母辞行，张文秋老人把这块手表送给了他。

　　毛岸英、高瑞欣牺牲的当天傍晚，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当天下午，彭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机关迁至大榆洞南山下一条直径约四米的排水隧道中办公。我们迅速而稳妥地为首长整理和布置办公室、作战室。彭司令员对邓、洪副司令员和解参谋长说：“岸英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人就没有做到，但岸英做到了。他随我一起从北京到沈阳，到丹东，又一起到朝鲜，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人。唉！他牺牲了，可惜了！”稍后，彭司令员命令道：“马上把志愿军总部遭敌空袭、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情况电报毛主席、中央军委。”随即口授电报内容。我含泪编译完电报。一个正直诚恳、热爱学习、胸怀远大理想的优秀青年的形象浮现在眼前，至今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