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行进中国”之对外开放细节 

　　当地时间凌晨3点，美国白宫铃声大作，总统卡特被电话叫醒。 

　　电话自中国打来。总统先生所派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莱斯博士报告：邓小平先生希望派遣一批学者访美，问能否从5000人增加到5万人。博士心知在任促成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一定极关切中方一举一动，5万人数之巨，不敢擅自决定，只能电话请示。 

　　拿起电话，卡特总统一听，立即明确答复：“请你转告邓先生，别说5万人，就是10万人，我们也欢迎。” 

　　“1979年中美建交后，风起云涌一大批的赴美学习浪潮，就是这样开始的。”倪世雄说。 

　　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书的他，命运也因此改变。 

　　“卡特总统今年中美建交35周年来访华，5年前也来过，两次都一再回忆这件事。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后，正好一起坐电梯，我说：‘今天您会上讲得很精彩，尤其是当年发生的事，我就是那时第一批去的。’” 

　　下了电梯，原本先走出电梯的卡特又回过头和倪世雄握手，说：“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邓小平先生功不可没。” 

　　刚刚度过从教50年的复旦大学教授倪世雄，是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亲历了诸多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瞬间。岁月如流，往事历历，都是足迹。 

　　卡西雅的座右铭击中了我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最先开始的就是学术交流。 

　　两国交往大门一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便邀请了10位中国科学家去他实验室访问。一批理工科学者赴美是在1980年初，文科学者是在暑假，我就是当年7月国内第一批赴美文科学者中的一员。 

　　人才的选拔最初教育部是要考试的，再由美国派代表团来国内专门面试，团长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 

　　我原来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转到国政系，专业基础比较弱。为了考试，国政系前辈刘星汉老师还专门给我辅导。但当时，中国的国际政治专业很弱，1964年成立后不久就是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恢复，课程基本以讲中国为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西方确实不太了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辅导中问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就连刘星汉老师也不清楚，依稀知道有个叫“摩什么索”的（汉斯·摩根索）。没想到面试时就考到这个问题。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的确是在“摸索”啊。 

　　面试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问题除了基本学习经历外，还有对西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看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雅尔塔体系等，大概十多个问题。我有两三个答不出，只好老实回答不知道。但没想到的是，不久后通知书就来了。到哈佛后，我见到孔飞力，便问他录取我的理由。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至今记着，也以此告诫自己的学生。他说：“做学问来不得一点虚假，不懂就是不懂。你面试时懂的讲得很好，不懂不会装懂，这是治学之风。” 

　　我在哈佛开始跟随斯坦利·霍夫曼、约瑟夫·奈、亨廷顿、卡尔·多伊奇等著名学者学习，虚心求教，与许多大师建立学术联系，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渐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一天，我去电影院看了当年奥斯卡获奖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片中女主人公卡西雅的座右铭“生命从40岁开始”顿时击中了我。那一年，我正好40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耽搁了那么久，但生命依然可以重新开始。 

　　从那以后，我开始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努力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地引入中国。这也成为从那时起之后10年我最主要的工作。 

　　里根总统来信 

　　1984年4月30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了复旦大学。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外事处工作，直接参与了接待里根总统的访问。还记得那天下午3点15分左右，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走进了复旦大学3教3108教室。 

　　那时，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正在3108教室里，给近200名学生讲述英国文学课程“关于莎士比亚的五个疑问”。陆教授看里根总统进来，便迎上去向他表示了欢迎。 

　　当时课堂气氛很热烈，学生提了很多问题，比如问他大学生活中哪些方面让他印象深刻，美国学生怎么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做准备，美国大学在美国科技进步中的作用等。 

　　当被问及在华访问印象最深的事时，里根幽默地回答，“我也在琢磨呢”。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情，是他到这里之后最为温暖人心的经历，最后他以“我们已经开始了两个民族间最伟大的友谊”作为结尾。 

　　之后，里根总统在相辉堂发表了演讲，谢希德校长以三卷谭其骧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赠留念。 

　　3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公使亲手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谢校长。他明确对我说，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访问复旦，是他对中国认识的一个转折。他开始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由此将采取更多方法改善关系。 

　　谢希德妙答三问 

　　里根总统访华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还直接推动了一个硕果——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1985年成立。 

　　1986年，热心的美国朋友在华盛顿成立复旦基金会，帮助复旦大学开展研究与建造独立的美国研究中心大楼，还争取到美国“海外学校和医院项目”的资助。几经波折后，中心一期工程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于1995年完工。 

　　这其中的一波三折，也反映着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尤其是在1989年中美关系紧张后，美方停止了资助。 

　　后来，我与另一位同事一起陪谢希德校长去华盛顿，新上任的海外学校和医院项目主任毫不客气地提了3个问题：复旦大学是不是私立大学？你们前期的钱是如何使用的？这一项目对于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有何重要？ 

　　谢校长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一一作答。尤其对其中最敏感的第三个问题，谢校长说：“如果这个楼造好，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学术交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桥梁，推动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进友谊。” 

　　中心是平台与桥梁，而不是谁的宣传工具，这样的表态再明确不过。 

　　之后也有人提出，复旦美研中心用了美国人的钱，会不会一味亲美，失去了客观、中立研究的大学之道。 

　　谢校长当年的回答我觉得再好不过。 

　　“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989年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总统老布什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来见邓小平，有一篇讲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叫《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8年后，江泽民主席访美。我也正好在华盛顿，当我见到斯考克罗夫特时，他向我回忆起1989年邓小平见他时的情景。他说：“我非常感动，江主席昨天见我，让往事历历在目，我现在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一位来了，难过的是，另一位却走了。” 

　　他讲得很动情。看得出，他对邓小平很有感情。他对我说，当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他谈话时的三层意思，一是要相互尊重，二是要相互让步，三是不能拖，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特别是第二条，相互让步，当时没有哪个领导人会讲这个话，但邓小平不仅讲了，还已经有了具体考虑，中国在哪里可以让步，美国可以怎么让步，都有了具体考虑，而不是空泛的口号。 

　　中美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逐渐好转后，又因李登辉访美陷入困境。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将两国关系扭转过来，第二年克林顿访华，两国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又因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陷入低潮……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着。 

　　这也让我不断想起那番话：“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是一位伟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看待两国关系的论断。从那以后这20多年，大家都在一起努力。 

　　从拉宾听我课到奥巴马访沪 

　　当年我们用10年时间，派了10万名学者赴美学习。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在上海科技馆见中国学生后，准备4年派遣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如今，第一轮已经完成，据说美方有意将之作为常设计划。这个举动我觉得特别好，年轻人之间了解加深，对两国未来关系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 

　　奥巴马在上海会见学生这整个活动的一些环节，我是全程参与的，这件事连《纽约时报》都有报道，他们都将这次与1994年以色列总理拉宾来听我课的事联系到了一起。 

　　那年，拉宾刚在美国与阿拉法特签署中东和平协议，接着就来中国访问。接到他要来复旦大学听课的消息，学校决定由我讲一堂有关“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的全英文课。 

　　之前学生准备提10个问题。拉宾进来后，在第一排就座，我讲了10多分钟，便请他发表讲话并回答问题。但没想到，拉宾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想问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新变化会对中东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难，但临时变更，突然有点冷场。我只好向自己的一个学生使眼色，他下意识举手，却没回答问题，只是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问题问了出来。 

　　还好这个问题问得不错，拉宾一听很感动，他幽默地化解了尴尬，一口气讲了七八分钟，讲战争、家庭，中东的发展。 

　　这件事，后来被大家拿来与2009年学生与奥巴马的对话作比较，两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参加会议的学生，从8个学校选择，之前的准备会只介绍背景，让同学们每个人写下两个最想问的问题，五花八门什么都行。我们只是引导，哪些问题在这种场合可能不太合适，最后集中到大约20多个大家想问的问题。之前也没有彩排，没有安排，谁抢到机会就问。还有那位走红一时的“奥巴马女郎”，实际上她都不是这400名学生之中的。最后的结果，基本做好了奥巴马访华的序幕工作。 

　　说这些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外的尺度与空间越来越开放了，灵活性也多了起来。 

　　这是一个进步。我相信今后进步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12月28日，原文约3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