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和平解放

　　（一）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

　　我1949年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到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前后只有10天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令人难忘、异常繁忙的10天。10天中，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共计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人士谈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后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在此期间，通过多次交谈，我同包尔汉在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接下来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做好陶峙岳的工作。

　　9月16日，我找陶峙岳谈话，向他转交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报中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中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1］

　　后来我才知道，9月8日，毛主席曾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又致函张治中，委托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并谈道：“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2］

　　陶峙岳知道，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没有回南京而留在北平了。他看到中共中央很重视张治中，重视他在新疆的影响和作用，心头的疑虑开始消除。显然，毛主席让张治中发给他的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陶峙岳的疑虑开始消除，但是在起义的问题上，一开始并不顺利。陶峙岳对我讲：胡宗南还有几个月的军饷未送来。只要军饷一到，马上宣布起义。当时，胡宗南在陕西还有一个军的部队，陶峙岳手下的顽固分子仍对胡宗南抱有幻想。不久，胡宗南的这支部队被我西北解放军消灭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才看出没有希望了。于是，包尔汉与陶峙岳紧密合作，出了一大笔收买费，终于迫使马、叶、罗同意交出兵权，尽快离开新疆出国。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我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要我转报中央。我看过以后问他们，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他们说，意见书所提不是此间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我中央决定。他们肯定而明确地告诉我：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进入9月以来，包尔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邀请各族耆宿及有声望的人士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详细阐明了省内目前形势及政府保障和平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与亲英、亲美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加紧斗争，查封了他们办的反动报刊，还撤换了一批反动官员，如喀什专员乌迈尔就被撤职。包尔汉等人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为和平起义排除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9月19日，包尔汉通过我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决心。［3］当时，包尔汉还写了一首汉文诗，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

　　陶峙岳在做反动分子的工作时，说过四句话，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逼之以势，诱之以利”。这四句话表明，在新的形势下，陶峙岳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兰州的解放，新疆的反动分子是绝不会投降的。9月20日以后，陶峙岳把最反动的师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二十多人，分批经过南疆送往国外。至此，新疆和平解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做陶峙岳、包尔汉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还迅速地和迪化各地下进步组织取得了联系，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当时迪化的地下进步组织有战斗社、先锋社A、民主青年团B等，他们在各族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和省政府，先后由陶峙岳、包尔汉领头，发出通电，宣布起义。［4］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欢欣鼓舞。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嘉勉。［5］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伟大的日子。10月2日，迪化市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党政军民群众大会。我和包尔汉等人一起走上了主席台。这是我来到迪化后第一次在公众前露面。当时，我穿着西装，戴着礼帽，虽然没向大家作介绍，但是参加大会的进步分子都看得很清楚。跟我联系过的人，都说这就是那位共产党的代表。我虽然参加了庆祝大会，但没有在会上讲话。

　　（二）大军进疆

　　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何时进疆。有人认为越早越好，而陶峙岳则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由他的军队把新疆的局势稳定下来，然后，解放军从容进疆。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急进或者缓进。

　　实际上，新疆和平起义后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先后在哈密、库车等地制造骚乱，抢劫银行，杀戮群众，当局无力掌控局面。对此，包尔汉作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他在10月5日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文中称：“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3］（p.367）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10月6日，彭德怀来到刚解放的酒泉，会晤了陶峙岳，同他交谈了解放军加速进疆、起义部队接受改编等问题。

　　10月10日前后，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等从北京飞抵迪化，罗立韵也同机抵达，见面后，大家都格外高兴。

　　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二军四师和战车五团装甲车营作为入疆先头部队，从玉门出发，驱车西进。第二天，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军指、五师离开酒泉向新疆进发。随后，苏联支援的运输机抵达酒泉，帮助运送入疆部队。几万部队，数路大军，犹如滚滚

　　A 先锋社，原名“中国共产党新疆省支部”，是1947年11月7日成立于迪化的地下进步组织，后因出版地下刊物《先锋》，故又名“先锋社”。

　　B 民主青年团，由包尔汉之子努斯热提等一部分积极追求进步的少数民族青年建立的地下进步组织。

　　洪流，锐不可当，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0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迪化。在迪化市举行的欢迎解放军的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指出：“从今以后，我们全中国和新疆进到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建设时期，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时期。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解除困难，克服困难；而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方针与道理，仍然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团结战胜一切’。”［6］

　　党中央对解放军进军新疆非常重视。10月21日，毛主席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7］

　　11月7日，王震司令员及六军军长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等飞抵迪化。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并向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对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和爱护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后，新疆的各项工作在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全面有序地展开。

　　随着各路部队向新疆的大进军，到1949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从而结束了反动派对新疆各民族压迫的历史，开始了新疆各族人民平等、民主的新时代。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和民族宗教情况很复杂，严冬又将到来，近10万人民解放军要在短期内驻防新疆各地，面临许多困难。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帮助进疆人民解放军解决交通问题，不仅把新疆各路交通、可供使用机场状况及其呼号情况及时电告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以供确定进疆的计划和路线之用，同时还和包尔汉及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分别商谈，要他们给予帮助。包尔汉答应尽最大限度调集300辆汽车和相应汽油供我军使用，三区方面也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并提供200吨汽油、20吨滑机油给我军；粮秣、被服也是人民解放军进疆面临的又一难题。因路途遥远，靠内地供给难度极大，只能在新疆就地解决。经我出面，包尔汉表示粮秣可由省政府先解决，但省政府掌握的粮食有限，又要供应数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长期供应将很困难。我请示中央后，同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商谈，通过三区提供的农业生产盈余和向人民募捐等方式很快筹措小麦千余吨，并筹集经费在伊犁采购了一批粮食，由此基本保证了进疆大军的粮食供应。大军入疆前，正是秋冬之交，尚未换上冬装。当我得知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库存有棉布万余匹，棉花20万斤、缝纫机900多台的情况后非常高兴，通过萨维列夫总领事，与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商洽，把它完整地保护了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入疆部队的冬装问题。此外，解放军进疆驻防时还会遇到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问题，我及早向中央建议，由新疆三区各派出一个团开往迪化和阿克苏，然后分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驻防各地，同时还从伊犁挑选了一批表现好、了解和熟悉南疆各地情况的少数民族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由赛甫拉也夫率领，前往南疆各地协助人民解放军驻防。临行前，我对他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纪律教育、与人民解放军会师的友谊教育、如何对待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政策教育，组织有关人员把人民解放军宣言、布告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成维文印成小册子，发给他们人手一册，还组织他们讨论。这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证了抽调的民族军和工作团顺利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军驻防新疆的任务。

　　二、建 党 建 政

　　（一）返回迪化

　　1949年11月12日，王震司令员来到伊宁，同赛福鼎和我见了面。我向王震详细汇报了三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三区领导人的主要情况。王震则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进疆一路的情况，并告诉我，中央决定留我在新疆工作。他说：你来新疆已有数月，对上层领导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新疆复杂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认识，你留在新疆工作，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接着说：新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地进行社会改革，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我们就能站住脚，打开局面。

　　王震和我一起，同赛福鼎交谈了成立省政府以及人员安排的意见。在谈话中，还涉及将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22兵团、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派一个师去南疆、派一个团进驻迪化等重大事宜。

　　在此期间，我还陪同王震会见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到边境会见了苏联的边防司令。王震到伊宁以前，阿里斯托夫曾向我建议，把省政府搬到伊犁，并动员一些民族干部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建议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以前，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王震在伊宁亲自参加了纪念三区革命5周年大会，到阿合买提江等遇难烈士家里进行慰问，找各界人士谈话，作调查研究。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先期返回迪化。又过了几天，我于11月22日同赛福鼎一起回到迪化。至此，我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任务。

　　（二）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2日，还在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途中，党中央即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和我为委员。［7］（p.49）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力群、饶正锡为分局常委。

　　我从伊宁返回迪化后，在中共新疆分局还兼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罗立韵分配在宣传部工作。三个报务员，即段恒德、李东祥、王乃静分配到军区机要处，转年2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被调回莫斯科，交王稼祥大使另行分配工作。此外，我把我从伊宁带到迪化的三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锡华、李泰玉、彭长贵介绍到分局组织部，由分局组织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这时，郁文也带了一批新闻干部到了迪化，接管了新疆日报社，由我兼任报社社长，郁文任副社长，兼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分局宣传部还有一位副部长，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

　　11月27日，彭老总和张治中奉毛主席的指示飞抵迪化，召开了各界协商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驻军的代表和迪化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彭老总在会上说：新疆已和平解放，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一切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在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经过历时11天的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讨论方案和深入协商人选之后，按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原则，确定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一致通过了改组新疆省政府、整编军队、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等三个问题的方案，尔后报经政务院第11次例会批准。

　　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2月17日这天正式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刘孟纯任秘书长。另有28人出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这些委员是王震、王恩茂、卡尤木伯克（维吾尔族，三区）、列斯肯（俄罗斯族，民族军）、阿不都拉·艾尼（维吾尔族，民族军）、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三区）、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新盟”）、艾斯海提（塔塔尔族，“新盟”）、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维吾尔族，七区）、辛兰亭、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新盟”）、屈武（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三区）、阿不力孜·木合买提（维吾尔族，七区）、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维吾尔族，“新盟”）、禹占林（回族，七区，战斗社）、徐立清、涂治（七区，战斗社）、陶峙岳（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舒慕同（锡伯族，民族军）、买合苏提阿洪（维吾尔族，七区）、买买提·艾沙（柯尔克孜族，七区）、达夏甫·明珠里约夫（蒙古族，三区）、刘孟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邓力群、阿不都海依尔·吐烈（哈萨克族，三区）、韩有文（撒拉族，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

　　这个名单是由王震、我和分局的同志分头去做工作，反复商量后产生的。酝酿产生省人民政府委员，这是一个细致、周到的工作。应该讲这件事做得很成功，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了广泛的民族团结。

　　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当日，举行了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包尔汉主席主持，一致通过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以下简称《施政方针》）。包尔汉在会上致辞说：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和通过的《施政方针》，为全疆人民期待已久的福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及全疆人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最大的荣幸。赛福鼎副主席也在讲话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疆人民有充分信心，把落后的新疆建设成先进的新疆。

　　早在酝酿省人民政府委员人选时，彭老总就叫我起草省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后经他和王震修改，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于1950年1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批准后颁布实施。《施政方针》共10条，它是根据《共同纲领》，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的。［5］（pp.45~48）在我起草《施政方针》时，彭老总特别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彻底实行民族政策；二是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革；三是公务人员必须在思想观点和作风上来一番改造。

　　《施政方针》中的一些内容，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下，结合新疆的情况更加具体化了。譬如《共同纲领》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就向彭老总建议：结合新疆情况，最好再加上一条，即“反对大土耳其主义”。彭老总完全同意，因此，在《施政方针》中增加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内容。又譬如《共同纲领》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施政方针》增加了“宗教不得干涉司法行政”的内容，等等。［5］（p.46）《施政方针》公布后，成为新疆各级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工作准则和行动纲领，对新疆解放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我们再次重温《施政方针》时，仍能感受到它的强烈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彭老总在迪化期间，除了在会上见面外，还同我有过多次交谈。在交谈中，他对我讲了新疆分局领导成员组成所根据的原则、讲了在新疆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饶正锡等几位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要我同他们搞好团结。在此期间，我陪他去过苏联驻中国迪化领事馆两次，一次是礼节性的，另一次是谈成立省政府、改组国民党军队的方案。

　　记得有一天，彭老总在迪化观看话剧《刘胡兰》，由于导演修改了剧本原有的情节，在舞台上出现了群众打死那个杀害刘胡兰烈士的被俘军官的场面。彭老总看了很生气。演出结束后，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这是违反党的俘虏政策，是不符合事实的，责令他们立即改正。

　　新疆和平解放后，包尔汉的政治态度非常明朗。他多次表示：新疆的一切问题都听从中央的安排，全力支持新疆分局的工作。包尔汉的思想也很敏锐，他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新疆是各族人民的新疆，中国是各族人民的中国。同时，包尔汉与彭德怀、王震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因此，由他来担任省政府的主席，是完全合适和称职的。

　　1949年年底，新疆各地面临着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的紧迫任务。部队到达南北疆各地后，立即根据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决定，采取“包干制”形式开展地方工作，也就是说，部队驻防哪个地区，就对哪个地区的地方工作负完全责任。当时，新疆划为迪化、喀什、伊犁3个大区，由二军、六军和五军党委分别兼喀什、迪化和伊犁区党委的工作。此后，新疆军区陆续抽调干部初步组建了全疆3个大区党委、10个地委、80个县委机构和500多个区委，［8］重新任命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同时还废除了千户长、百户长等封建制度。自上而下地初步建立了专区、县（市）和区、乡人民政府，使政权产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

　　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兼任文教委员会主任，郁文和伊不拉音·吐尔地、安尼瓦尔·汗巴巴两位少数民族干部为副主任；同时，我还兼任外事委员会主任，刘护平、舒慕同为副主任。这个时期，我的职务很多，大致有七八个，除了新疆分局常委、分局秘书长、分局宣传部部长、研究室主任、外事处处长、省政府文教委和外事委主任外，还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广播电台台长等。虽然很多是挂名的，但终究不能一点都不过问。当然，我的工作重点还是在新疆分局。

　　（三）发展第一批党员

　　我们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建立以后，从组织工作上讲，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王震十分重视这件事，强调首先要做好发展新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入党工作。他提出，由于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新疆开展工作多年，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以及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过程中，影响、教育和培养出一批有一定觉悟的骨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以有步骤地、分批地吸收他们入党。新疆分局成立后，他又指出，无论在三区还是七区的干部中，都有一批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这些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历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因此，可以采取“破格”的办法吸收他们入党。他所说的“破格”，一是不要候补期；二是入党后可以直接进入党政的各级领导机构。

　　王震提出的这个颇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新疆分局决定，这项工作先从分局开始，然后是几个区党委，再后是地委、县委，都要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到党内来。王震从伊犁回到迪化后又提出，对有入党要求的民族领袖，我们要尽快吸收，尽快办手续，最好赶在1949年年底把手续办完，这样，他们就能够多一年党龄。王震让我提供了一个名单。这样，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吸收了包尔汉、赛福鼎等15人为第一批党员。［4］（p.412）他们当中既有维吾尔、哈萨克、汉、蒙古等新疆人口较多的民族，也有锡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新疆人口较少的民族。包尔汉由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入党，赛福鼎由王震和我介绍入党。赛福鼎在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就在北京向毛主席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主席很快于10月23日做出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7］（p.86）他们入党以后，没有候补期，随后经西北局批准，包、赛成为分局委员，参与了分局的领导工作。

　　1949年12月30日，新疆分局为包尔汉、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在分局西大楼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王震亲自带领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作了重要讲话。［5］（p.33）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成为当时新疆的骨干力量，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改编起义部队

　　1950年春，在王震的领导下，抽调大批干部，开展了整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新疆起义部队的人数很多，达八万之众，整编改造他们至为重要。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派李铨、张仲瀚等一批优秀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工作。他们去了以后，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处处以身作则，把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带到起义部队，深入进行了路线、方针、宗旨的教育，发动起义官兵，开展了诉苦、民主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经过党的教育，起义官兵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站到了人民一边。

　　1950年9月25日，在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这支由起义官兵整编而来的部队“八一”军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正式编入我军序列。

　　应该指出，在对新疆起义部队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张治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他对起义官兵所作《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个讲话中，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变化，对起义部队改造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造，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起义部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pp.36~37）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新疆起义部队发生了质的变化，改变了旧的思想、旧的制度、旧的作风，建立了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作风，开始成为保卫和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后来，22兵团整建制地留在新疆就地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部分，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一个。陶峙岳这个人不仅为和平解放新疆立了功，在和平建设方面，在全国所有起义将领里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不要忘记他为解放、建设和保卫新疆做出的贡献。

　　（五）大办干部训练班

　　1949年11月14日，毛主席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发出了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p.138）毛主席要求新疆在三年内培养出一万名左右既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王震亲自任分局干校的校长，让我抓日常工作。学员主要从少数民族中招收，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等教育，消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影响，培养各族人民的革命干部。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

　　这次兴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都要办，军队、机关团体、各行各业都要大办，时间长短不一。计划安排是：分局办的每期招收1000人，训练期为一年；区党委办的每期招收300~500人，训练期为四个月至半年；地委办的每期招收100~150人，训练期为2~3个月；县委办的每期30~50人，时间一个半月。按此计划，就能完成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培养一万名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果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民族干部已达到3600多人。在办干训班的过程中，我经常到班上讲课，和大家一起学习。讲课的主要内容是讲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如何尽快地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

　　当时，为了满足建立地方党委和地方政权的需要，急需补充大量的干部。干部的来源一方面是从进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另一方面则是从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中提拔。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锻炼，表现好的则被吸收入党入团。就这样，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就成长起来了，这是新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经过训练班培养的民族干部，成为在各条战线上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为了使新疆无产阶级迅速成长，使我们党在新疆有阶级基础，使我们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有不竭的源泉，王震认为光大办干部训练班还不够，还要大办工业，让新疆少数民族尽快拥有自己的工人队伍。我很赞同和支持他的这一主张。从今天来看，在新疆大办工业，让尽可能多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进工厂上班，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有件事值得一提。1950年7月，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份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征求新疆方面的意见。在伊宁召开的51人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在极少数坏人煽动下，许多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的参会人员反对这个草案，说起码要像苏联一样，在新疆搞加盟共和国，最差也要搞自治共和国，人民解放军撤回关内去。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新疆分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深入批评。经过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同党站在一个立场上，用刚刚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批判这些错误主张，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从而使扩大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良好效果，保证了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酝酿工作顺利健康地进行。

　　（六）剿灭顽匪

　　1950年3月，乌斯满同尧乐博斯A相勾结，纠集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6000余人，发动武装叛乱。他们裹胁了草原上的一些哈萨克部落，袭击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城镇，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并企图攻占哈密和迪化。叛乱发生后，苏联同志曾向王震提出，愿意支援人民解放军剿匪，但王震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答复苏联同志：请你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在王震为首的新疆军区的领导下，驻疆人民解放军对乌斯满匪帮采取了猛打猛追和坚

　　A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时任哈密专员。

　　决消灭的方针。与此同时，根据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哈萨克部落的实际情况，王震还制定了积极争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采取这些政策后，被裹胁的绝大部分群众，包括一些部落的头头，很快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乌斯满被彻底孤立，只剩下几百人，逃到了山区。1951年2月19日，在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祁连山海子地区，我军骑兵大队活捉了乌斯满。不久以后，就在迪化公审枪决了这个匪首。至1952年10月，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巩固了地方的社会治安，巩固了祖国的神圣边防。［4］（p.161）

　　三、再 访 苏 联

　　（一）见到斯大林

　　1949年12月和次年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率团访苏，与斯大林商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双方经济合作问题。因双方的经济合作涉及新疆有关项目，需要新疆派人去莫斯科参与贸易谈判，于是，1950年1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谈道：“新疆贸易谈判代表包尔汉主席因本月中旬需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故改为邓力群带三人并约同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表同去……他们在新疆等候，20号后由新疆乘飞机到阿拉木图，经苏联同意后赴莫斯科。”1950年2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新疆分局，由赛福鼎和我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贸易谈判。这是继1949年之后，我再次访问苏联。同行的有马寒冰、陈锡华，还有一个曾负责新疆三区财经工作，当时任省财经委员会计划室主任的乌孜别克族同志，名叫波拉提·阿力米。分局叫我们带上拟请苏联设计的建设项目的意见，以及从苏联进口一些棉织品、日用品的订货单。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斯大林。那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招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应邀前来赴宴。据朋友们讲，这是斯大林战后第一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到外面参加宴会。我们听说后，都等着看他。他来到宴会厅后，在主宾席上和毛主席、周总理互相祝酒。斯大林的个子不高，红光满面。我不懂俄文，听不懂他讲的话。陈锡华给我翻译成汉语时，由于人很多，声音嘈杂，也听不太清楚。但不管怎样，总算亲眼见到了斯大林，并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

　　（二）贸易谈判

　　在毛主席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毛主席就提出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了做好贸易谈判的准备，我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向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的最后，我提出：“总结以上一切情况，目前新疆财政金融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为：（1）中央的补助；（2）对苏贸易；（3）全疆财政的统一；（4）税收的整理。这种主要依靠中央的补助解决财政的办法，在目前是迫不得已的，将来是亟须改变的，应当改变的，而且也是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动和组织20万军队进行生产，使20万大军成为生产的劳动大军。王震同志的计划，今年部分自给，明年即可全部自给，到那时就可不要中央那样大力来补助了，新疆的财政面貌也必将为之改观了。”［6］（pp.455~456）这份报告使周总理对新疆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来莫斯科前，已商定了拟请苏方帮助的项目，准备在谈判时提出来。周总理要我们参加这些项目的谈判，并把苏方起草的协议（中文译本）交给我们，让我们提意见。我当时觉得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老大哥嘛，因此也就没提什么意见。赛福鼎也没有提。过了几天，周总理把我和赛福鼎找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作为中共党员，你们不仅要考虑苏联怎么办，还要考虑我们怎么办，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既要相互尊重，也要相互平等，不能不动脑筋。周总理的这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

　　后来，经过反复谈判，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三个与新疆有关的协议，即《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9］协定签署后，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虽分别直属政务院燃料部和重工业部，但其工业产品主要供应新疆，有力地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为发展新疆石油工业和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打下了基础。［4］（p.181）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后，开辟了由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到北京的航线，极大地方便了交通落后的新疆同内地和国外的往来。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断多年的对苏贸易得以恢复，重新开放了霍尔果斯、吐尔嗄特、巴克图和吉木乃等边境口岸，为新疆对苏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p.180）

　　（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这次在莫斯科，我和赛福鼎有幸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50年2月初，毛主席要离开苏联回国了，他把我和赛福鼎找去谈了一次话，实际上是对赛福鼎做工作。毛主席说：我们汉族统治阶级过去在历史上欺压新疆的少数民族，欠了新疆人民的账；共产党、解放军来到新疆，就要替我们的祖宗向新疆人民还账，要多给新疆人民做好事，这是第一个意见。毛主席又说：王震这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合作、团结、共事，这是第二个意见。第三，所有到新疆工作的党、军队的汉族干部，如果你们认为谁有错误，你们有意见，可随时向中央报告。毛主席还要我把这三点意见，报告给王震。回到新疆后，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向王震做了汇报。

　　1950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会期间，毛主席在家里接见包尔汉、赛福鼎。这次我也参加了。吃饭时，赛福鼎说了几句恭维我的话。他说：力群同志到新疆，把共产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新疆。毛主席说：你这话不对，新疆早就有共产主义的种子。确切地说，是邓力群去了之后，把你们同中央联系起来了。主席讲的话完全切合新疆实际。新疆和平解放前，陈云、邓发、滕代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共产党员都曾在新疆工作过，在那里培养干部，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团体，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出了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阿巴索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苏联期间，我们参观了工厂、集体农庄和学校、博物馆等，收获很大。后经塔什干、阿拉木图，于1950年4月回到新疆。

　　（四）运回和安葬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

　　在苏联期间，苏方通知我们这些从新疆来的同志，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遗体找到了，已从苏联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运出并作了整形和防腐处理，如果我们同意，这次回国就可以带回新疆去。为此，我们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应该运回去，运回新疆安葬。你们要为他们修建陵墓。要让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都记住和怀念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从莫斯科回新疆时在阿拉木图做了停留，苏联有关部门已将烈士们遗体运到这里等着我们，在阿拉木图和我们进行了交接。我们坐苏联飞机从阿拉木图飞伊宁，另一架苏联飞机把烈士遗体从阿拉木图空运到伊宁。烈士遗体都装在水晶棺中，棺内放有防腐药品。

　　4月16日，有三万多人参加的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公祭安葬仪式在伊宁举行。王震、包尔汉、赛福鼎等专程从迪化赶到伊宁参加，正在伊犁蹲点的分局副书记徐立清也参加了。他们4个人先后讲了话。我也出席了这个仪式，但没有讲话。仪式后，我们将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伊宁市东买里（今伊犁州党校），并将迪化和伊宁的两条街道分别命名为阿合买提江路，以示纪念。由于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烈士的家和家人都在承化，他又一直生活工作在那里，应他家人的要求，派专人将他的遗体从伊宁护送回承化安葬。第二天，王震带着我们又到阿合买提江等烈士家中慰问。

　　第二年的9月5日，包尔汉、高锦纯、赛福鼎和我又从迪化赶到伊宁，代表分局、省人民政府出席阿合买提江等烈士殉难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包尔汉、赛福鼎和我都讲了话。

　　1959年7月，在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自治区人民政府又拨专款在伊宁市人民公园内为阿合买提江等烈士专门修建了新墓和陵园，将烈士遗体移葬到那里，同时还修建了一座纪念塔，用汉文和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把毛主席撰写的碑文镌刻在上边。

　　四、三 上 北 京

　　北京是我熟悉的地方。自1949年6月离开北京，到1952年10月返回北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曾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议。

　　第一次是1950年6月上旬，我从新疆到北京旁听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之后，我先后到中宣部、统战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团中央、外交部等处汇报新疆有关情况，并先后参加了全国文教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的会议，还到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谈了书刊的发行和在新疆成立新华书店分店等事宜。正是这一次在京期间，我陪同包尔汉、赛福鼎第二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当时，少奇同志、朱老总和周总理也参加了接见，还在一起照了相。这张相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成为珍贵的历史纪念。

　　那时，在来往新疆和北京的航线上，飞机要在兰州、西安停两站。这次我从北京返回，路过兰州时，专程去看了彭老总。彭老总对我讲：你和王震共事，要对他有所了解。王震有两大优点，一是具有无产阶级顽强的战斗精神，不怕困难，二是重视知识分子。他说：大革命失败后，王震和几个知识分子逃到武汉，要他们不要上街，自己一个人上街卖苦力，挣钱维持这些人的生活，以免他们被国民党抓去。王震自己从来不向别人讲这件事。彭老总还讲道：王震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有了一个主意之后，就千方百计去说服你，一次说服不了，过几天又想到一个理由来说服你，仍说服不了，还要来第三次，总而言之，非要你同意他的意见不可。这个特点可以是优点，但也可以变成毛病。彭老总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二次是1950年11月，抗美援朝开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各省市宣传部长开会，布置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我于1950年11月又一次到北京，向陆定一等中宣部领导汇报工作。陆定一听完我的汇报后，谈起了新疆的教育工作，并建议我回去以后，好好抓一抓新疆的师范教育。他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教师，小学是发展不起来的，即使发展的话，也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学生。这样，我回去之后，就把新疆学院的办学方针改成重点培养各级、各门学科的师资。

　　第三次是1951年4月，我先到西北局宣传部开会，同时列席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月底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时，批评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出来了。少奇同志作的报告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我在大会上代表西北地区作了发言，讲了新疆的宣传工作情况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小组会上，宣传部派人征求意见，我提了一条，说现在的中国历史课本中只讲汉族的历史，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在各民族的学校中讲这样的中国史，他们不满意，以后中国史怎么讲呢？希望有关部门研究改进。会议结束后，我返回新疆路过西安时，参加了由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会议，他要求多派干部去新疆，支援新疆的各项工作。这时，西北局已决定派张邦英担任新疆分局副书记，接替已于1950年年底调离新疆的徐立清。

　　五、南 疆 调 查

　　我来新疆之后，经常接触的主要是各民族的中、上层干部，对农村、牧区和农牧民的情况了解不多。于是，从1951年8月到1952年5月，我带着研究室的谷苞和研究室、新疆日报社、团省委等有关同志，还有罗立韵，一起到南疆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并结合运动系统地对南疆地区进行了农村调查。这期间，我参加了一期完整的减租反霸试点，一期完整的土地改革试点，还参加了南疆区党委的两次会议，写了8个关于工作经验和具体政策的书面报告。同时，结合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在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4个专区的12个县，每县选1个乡或1个行政村做典型调查。此外，还做了十几个专题调查。后来，这些调查都写成书面报告，编成《南疆农村社会》一书，正式出版了。［10］

　　通过8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对新疆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得到了比较多的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感性知识，充实和加深了原来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南疆农村，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史的缩影。调查结束以后，我感觉收获很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留下了这样一份完整的材料，非常宝贵。现在再去做这样的调查已经不可能了，知道情况的人大多都不在了，年轻人对那时的情况则知之甚少。在这里，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部分，作一个简要介绍。

　　第一，南疆4个专署30个县，除3个游牧县和少数半农半牧区外，其他27个县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区。这些农业区的社会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村，其数量极少，我们发现的只有3个乡，分布于和田、阿克苏2个专署的3个县。第二类是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村，根据我们的调查来估计，可占南疆全部农业区的80%以上。第三类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农村，其数量在南疆也是少数，但比第一类要多。这三类农村在南疆的同时存在和交错存在，表明了南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但第二类农村占绝大多数，则表明了封建经济在南疆农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情况。

　　第二，在这一基本情况下，南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压迫特别野蛮。最基本的剥削方式一为“对分制”，一为“劳役制”，其中又以“劳役制”最为普遍且严重。农民租得地主少量的土地，租额最少是产量的50%以上，再加30%的反动政权的负担，10%宗教方面的负担，留给农民的往往不到10%。农民承担地主的劳役，每亩地少则四五天，多则一月半月。农民给地主劳役时，有的要自带牲畜农具，有的还要自备口粮，农忙时必须先把地主的地种完了才能种自己的土地，因此往往迫使农民白天在地主土地上干活，晚上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南疆多数农村还没有形成完全自由的劳动市场，农民没有出卖劳动力的完全自由。雇农给地主当长工，不能自愿就业，也不能自由离开；名义工资虽有五六百斤粮食，但地主常制造各种借口进行尅扣，很多雇农终身劳动，一无所得，实际上陷于半农奴的地位。

　　反动政权的徭役也非常苛重。国民党时期，每年要从远离迪化1200公里的阿克苏，甚至从远在1800公里的莎车向迪化运粮，为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面，解放前南疆农村的生产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阻碍，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阶层的剩余劳动，全部被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所掠夺，农民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亦受到严重的侵占。因此，绝大多数贫农和雇农每年有两三个月要靠桑子、沙枣、桃杏充饥，有的农民穷得连煮饭的锅都没有一口。农民的生产资料非常缺乏，解放前平均四家或五家才有一头耕牛。

　　在经济上这种残酷剥削下，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特别野蛮。我们走过的地方，地主中没有血债的是少数，有血债的占多数。恶霸一般都私设刑具，可随意监禁刑讯农民，而不受干涉，将农民拷打致死亦无人过问。在参加农民的诉苦会上，到处都是一片哭声，我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惨痛事实。由于南疆农民的痛苦特别深重，要求解放的心情也非常迫切。

　　第三，解放两年多来，南疆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培养和团结了大批民族干部，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农村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

　　（1）废除保甲制度，彻底打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统治机构。建立人民政权，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民族压迫的永远结束，民族平等的真正实现，给各族农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2）给农民调剂了大量的土地。首先把大量与宗教有关的土地，交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种，接着又把地主一部分土地调剂给农民租种。更为重要的是，过去普遍而严重存在的劳役制，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以至基本上被废除了。农民不再给地主做劳役，可以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了。土地经营大为改善，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3）把封建的水利管理制度改变为民主的水利管理制度。

　　（4）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整个农村的负担比解放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农民负担则只及解放前的1/3，甚至1/4。因负担问题涉及的面广，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向任何一个农民打听，解放后得到了什么利益？他们的回答，首先就是“负担减轻了”，“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政权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了”。

　　（5）在上述主要的社会改革基础上，南疆各地普遍开展减租反霸群众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南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基本上打垮了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政治势力，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树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建立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农民获得了减租反霸斗争的果实，解决了农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不少困难，更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运动的发展。

　　上述一系列包括减租反霸在内的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行，完全改变了南疆的面貌，把解放前后的南疆划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人民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产党赢得了劳动人民的真心拥护。当年调查中出现的一些动人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六、几项重要的工作

　　（一）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为了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我建议翻译成少数民族的文字，并组成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由包尔汉、赛福鼎和我分别任正副主任，调集了最好的翻译人员，如扎克洛夫（维吾尔族）、倪华德（哈萨克族）、德林（锡伯族）、舒慕同（锡伯族）等担任翻译。经过大家不懈努力和认真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52年4月10日正式出版并发行《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这是新疆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当天发行的维吾尔文版计12万册，哈萨克文版2万册，后来又发行了蒙古文版。同时，分局还向全疆发出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指示。王震以《建立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制度》为题、包尔汉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为题发表文章，号召各族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二）帮助王震修改《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

　　1950年1月23日，王震根据毛主席发出的军队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向部队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动员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就地屯垦。他要求部队要有60%的人力投入生产，每人要开6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60万亩，并提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能减少”的号召。王震把军队屯垦看成是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屯垦一开始，王震和陶峙岳以及有关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部队驻地，勘察土地，调查水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当时的条件困难极了。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冰雪封地，气候严寒。没有房子住，就挖地窝子；没有蔬菜、肉食，经常煮麦粒和苞谷吃；没有种子，就用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省下来的粮食到几十里、上百里外的老百姓那里换种子。那种困难的条件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经过广大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斗，部队屯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年春季共开垦荒地85.2万余亩，完成并超过预计开垦60万亩的计划。秋季又垦耕冬麦10万余亩，耕地总数超过了100万亩。修建水渠33条，共长123.5万余米，可灌溉土地127.7万余亩。当年收获粮食93.6万余石，油料540.6万公斤，蔬菜1745万公斤；养牛6200余头，羊8.29万余只，猪860万余口。

　　为了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进一步做好这项伟大的事业，王震要写一份工作总结，并让我和郁文帮他做文字上的修饰，程序是：他写一段，我们改一段。这样，我们两人就从早上9点开始，修改他头一天写出来的稿子，中午回去吃饭，下午又去，晚饭后再去。王震则一头扎进写总结当中，常常连吃饭都忘记了。对于我们所做的删改，他有的地方表示赞同，有的则摇头表示不满意。休息时，他曾给我们回忆当年写南泥湾生产总结的情况，说写好之后，先经一位中央领导帮助修改，然后由毛主席帮他定稿。他说，那位中央领导往往大段大段地删改，而到了毛主席那里，凡是能够保留的就留下来了，甚至于一句话，几个词在这里删掉了，又在另一个地方给补上了。王震说这件事，实际上是嫌我们删多了。就这样，改了又改，删了又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终于写出了比较满意的稿子。

　　王震写的《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在《新疆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张治中专门写来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说：“您那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模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10年、20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部队的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人民解放军进疆以后，人民的负担比原先还重，那就会给主张民族分裂的人和反动分子以口实。现在人民解放军艰苦创业，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疆前，群众交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而1950年只交了44万石粮食。也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

　　为了使屯垦战士扎根边疆，王震亲自到上海找陈毅，请他帮助动员上海男女青年支援边疆，又派人到湖南、山东等省招女兵。在生产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利用农闲时间，给部队干部、战士放假，让他们回各自的家乡找对象，使战士能够在边疆成家，生儿育女，安心创业。

　　到1952年年底，部队已建立了近30个大规模农场，开荒播种160万亩土地，超过了原先要求1954年达到的耕种150万亩的最低指标，实现了部队粮油自给有余，而且有大量棉花运到内地，支援内地轻工业的发展。这些农场在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方面给新疆各族人民起了示范作用。

　　（三）开展宣传文教等工作

　　新疆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很少。我当部长，郁文当副部长。下面的处室也很少，其中有一个文艺处，王玉胡和罗立韵任正副处长。一直到我们下乡搞南疆调查，好像一直就是这么几个人。

　　在分局的日常事务中，我除了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外，一直比较注意调查研究。在兰州参军的几个同志进疆后留在分局，组建了一个研究室，专门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室的主任是我，但实际负责人是谷苞，罗立韵也经常参加这个室组织的调查研究。搞调查研究这件事，我自始至终都抓得很紧。记得1951年五六月间，我和省劳动局安全卫生检查小组一起下到基层检查安全生产情况，到了伊犁的一个煤矿。我很想和工人们一起下井，亲眼看一看艰苦的劳动环境，但陪同的同志为了安全，坚持不让我下井。现在想起来，真有些遗憾。

　　《新疆日报》汉文编辑部和维文编辑部、哈文编辑部的合并，是当时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原来它们是分开的、相对独立的。分局宣传部成立之后，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做好舆论宣传，决定把维文、哈文和汉文的编辑部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编辑部。这一举措引起了一些有民族情绪的人的反对，但是我们坚持原则，排除干扰，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终于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1950年5月5日，迪化市召开了各族各界第一次民主青年代表会议。我代表新疆分局到会祝贺并讲话，指出：“我们常说新疆是落后的省份。新疆为什么落后？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存在。新疆要想进步，各民族要想发展，只有打倒封建主义才能办到。我们代表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都是上过学的，在我们过去作文时，先生出过一个题目叫：中国为什么穷？中国为什么弱？或者换成文言文叫做：中国贫弱之原因何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很少人把这篇文章作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才真正做好了这篇文章。为什么穷？为什么弱？由于中国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一个封建主义，由于中国少了一个民主和一个独立。青年朋友们，今日在新疆我们还要作这篇文章：新疆为什么穷？为什么落后？过去是因为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及其与各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勾结，现在是因为各族内部封建主义的继续存在。文章只有这样作，我们才算真正认识了问题的真相，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奋斗的目标，青年工作也才找到了总的方向！”［6］（pp.458~459）

　　6月，我参加了在迪化省立第一师范礼堂举行的首届教师节庆祝活动。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在团结、友爱、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全市大、中、小学教职员820余人汇聚一堂，其中包括了维、汉、回等各个不同的民族。开会前，大家兴奋地鼓掌、唱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团结友好的气氛。我应邀讲话，希望广大教师真正成为受学生爱戴、受人民拥护的教师，配合新疆当前的政治任务，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青年成为有为的干部。

　　10月，召开了新疆省第一次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区党委、地委宣传部长。我在会上做了《新疆省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任务和基本方针，强调全部文化教育工作，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对新疆文教工作，我提出了六项具体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在恢复、整理和改革原有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大量培养各民族的干部。第二个任务是教育工作，主要是办好新疆学院（后发展为新疆大学）；把师范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为发展新疆国民教育——小学教育大批培养师资；积极着手筹办工农速成中学与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渐整顿改革现有的中等学校；恢复和充实国民教育——小学教育；筹办工农业余补习教育，有步骤地进行减少文盲与政治教育的工作。第三个任务是做好新闻工作。第四个任务是组织翻译和出版工作。第五个任务是文化艺术工作。第六个任务是卫生和保健工作。［6］（pp.481~501）担任中央文教委员会秘书长的林默涵看了我的这篇报告后很满意，写信表示赞成。

　　1951年五六月间，张闻天的秘书给我送来一份阿古柏A的历史材料，材料披露了英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篡夺新疆农民暴动成果，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我看过后，交给了包尔汉。他说，这个材料以前看过，讲的是事实，阿古柏确是一个外来的侵略者。包尔汉的这一观点，在民族干部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因为当时确有很多的糊涂认识，错误地认为阿古柏是“民族英雄”。后来，包尔汉在《论阿古柏政权》和《再论阿古柏政权》两文中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证和阐述，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我从苏联回国后，得知当时六军文工团编演了一个剿匪的话剧。但是，话剧中表现的只是汉族的解放军如何消灭哈萨克族的土匪，缺少哈族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场面。我批评他们没有看到新疆的全局，没有看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各族人民支持、拥护、帮助人民解放军剿匪的现实。另有一个部队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名为《穷人是一家》。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新疆部队中的一个战士大汉族主义思想很严重，怀着贪图享乐的观点进疆。我建议军区宣传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篇小说歪曲了解放军战士的形象，歪曲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工作。我在会上的讲话中，除指出小说的上述缺点外，还说有一种写落后加转变的风气不对，提出部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写正面人物，表现英雄形象。这篇讲话经过整理后，在新疆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

　　1951年7月，我起草了《中共新疆分局关于开展减租反霸宣传与爱国主义宣传的指示》，并经新疆分局批准下达。《指示》中说：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政治宣传的内容，首先要依据中央、西北局和新疆分局的政策指示，结合当地群众思想状况和运动的进展阶段来确定。《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中央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决议及分局指示的精神，制定切合实际的宣传计划。

　　七、调 离 新 疆

　　我在南疆做调査时，王震几次让我回来，但因为脱不开身，直到1952年5月，我才

　　A 阿古柏：乌孜别克族，浩罕国将领，清朝年间趁新疆爆发农民起义之机，率武装入侵新疆，在新彊南疆地区建立外来侵略政权。

　　回到迪化。王震见到我，对我讲了这几个月的形势以及他的一些想法。当时，乌斯满匪帮虽然被解放军消灭了，但还是不断地有一些小股匪徒叛乱的消息。叛乱主要发生在牧区。由此，王震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想在农区搞土地改革的同时，牧区也同时进行改革，以便在全疆农牧区统一实行改革。这样，就可以使新疆再也不用应付那种局部不安定的局面。

　　王震想使农改、牧改全面推进，保持稳定局面，继而集中全力在新疆搞经济建设的想法，我听了很入耳，恰好和我在南疆调查时的感受很合拍。我想，只要依靠劳动人民，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劳动人民中间，我们有基础，劳动人民同我们是一条心的。由于我对王震的话有同感，就向他提供了在南疆调查时发现的一些情况。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南疆，有些地方的地主同时也是牧主，因为牧区的牲畜70%以上是归农村地主所有的，也就是说，农村地主既拥有大量的土地，还在牧区拥有70%以上的牧畜。因此，当地的劳动人民针对我们当时只分土地不分牲畜的规定，还是有想法的。他们认为地主的土地虽然没收了，可他们照样是巴依（达官贵人，老爷），因为牧区大量的牲口还是他的呀。结果呢，我们还是穷人，他们还是巴依。我向王震反映了这个情况，然后，又向王震反映了一个意见。当时二军一位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减租反霸，他说：只在农区搞改革，牧区不搞，这样一来，地主在农村的土地是没有了，但牧区还有牲畜，他们就会跑到牧区或者进山，今后万一有事，我们应付起来，就更麻烦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对王震实行牧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1952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新疆分局常委会议。我在新疆留守，没有去北京参会。会议讨论了新疆工作，对王震在新疆的牧区改革等措施进行了批判，主要是因为新疆的做法违背了中央在牧区暂不实行改革的指示精神，打乱了中央的部署。毛主席在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王震同志在新疆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但这个指头的错误是严重的；第二，对王震同志的错误只传达到县团一级；第三，批评王震同志的错误，不要伤害新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在新疆，先后召开了分局的扩大会和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检查分局的领导工作，讨论新疆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会议批评了王震的错误，最后宣布改组新疆分局，撤销王震的分局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另外也撤销了我的分局常委职务，保留分局委员、宣传部长职务。任命王恩茂为分局书记。

　　我在这两次会上都做了检讨，并讲了在西安时，彭老总对我讲的一些意见，让我更多地了解王震，更好地与他合作。讲到这里，我很激动，半天说不出话，感到辜负了彭老总的期望。

　　在开会的那些日子里，我的体重掉了10公斤。从70多公斤一下子掉到了60多公斤。尽管对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想通，但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处理。思前想后，我感觉很难在新疆继续工作下去了，于是就给周总理写报告，请求调离新疆。不久，中央批准了我的请调报告。

　　1952年10月，我利用在新疆工作的最后时间，先后去了以前未去过的独山子和阿山，看了独山子炼油厂和阿山有色金属矿山等，还去了石河子、乌苏等地，然后就离开了新疆。10月20日前后，我抵达北京，住进了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八、心 系 新 疆

　　离开新疆时，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既沉重又眷恋。讲沉重，是因为有些工作没有做好；讲眷恋，是因为我虽然在新疆工作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与我并肩工作的战友、少数民族的朋友以及新疆的壮美河山，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新疆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成为我此后一直关注新疆的原因。

　　（一）和几位新疆朋友的交往与友谊

　　自我到新疆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包尔汉、赛福鼎等朋友相识相交以来，便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遇难后，他们的家人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和包尔汉、赛福鼎等新疆各族朋友也是往来不断。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后来在北京，珍贵的友谊可以说绵延达半个多世纪。

　　玛依努尔·哈斯木是阿合买提江烈士的妻子。当年我调离新疆时，她已是伊犁专区妇联副主任、伊宁市副市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再加上她个人的积极努力，先后担任过新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重要职务，已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了。长期以来，她继承丈夫的遗志，为促进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加强妇女儿童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一家人始终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十年来，只要她或者她的子女来北京，总要到家中看望我，给我带这样那样的新疆土特产。这让我既高兴又感动。玛依努尔退居二线后，萌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想编一本画册，通过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来歌颂党的民族政策；另一个是想写一本回忆自己丈夫的书，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之情。我立即表示赞成和支持。当画册和书要出版时，她又来找我，希望我能为之题词作序，我欣然应诺。2001年3月，我给她的画册题词写道：“继承先烈遗志，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新疆经济。”2006年9月，我给她的书作了序，我在序中写下这样的话：“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眼前，使我难以忘怀。如今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夫人玛依努尔·哈斯木女士写出了《回忆阿合买提江》一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感到十分欣慰。愿此书成为怀念故人、激励同仁、教育后人的一份厚礼！阿合买提江同志永垂不朽！”

　　无论是在新疆工作，还是在北京工作，每当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烈士的家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找到我，我总是尽自己的能力设法帮助解决。我常对来看望的阿达来提·哈斯木A、哈吉娅·阿巴斯B说，别人家的事我可以不管，你们两家的事我一定会管，也一定要管。记得阿达来提在新疆医学院（后更名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1983年她参加了我国公派赴苏留学生资格考试，虽然考试成绩不错，但因她的档案材料在转往教育部的过程中不慎丢失，当年她未能如愿。我得知情况后，鼓励她不要灰心泄气，要积极复习准备，以后有机会再考。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被公派到苏联莫斯科欧洲医学科学研究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仍回原单位工作，成为那里的业务骨干，后来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阿巴索夫烈士的妻子吕素新和女儿哈吉娅由新疆迁居北京，几经辗转和我取得联系，从此常来我家看望我。我总是鼓励哈吉娅多参加社会活动，发挥少数民族烈士后代的作用。在我推荐下，1983年，哈吉娅应邀列席了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当我得知她们母女在北京还有生活和住房上的困难，就出面找有关部门，为她们解除这些后顾之忧。1983年1月18日，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等人就征集阿巴索夫烈士的史料问题座谈。在座谈时我说，阿巴索夫烈士不仅仅是维吾尔族人中，而且是新疆各族人民中进步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最好的一位，是受我们党培养和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向王震提过建议，阿巴索夫在新疆还有不少朋友，我对他的妻子也讲了，让她口述，录下音来，然后帮助她整理出来。希望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抓紧做好这件事，尽快写出反映介绍阿巴索夫生平事迹的专著和回忆资料。后来，我又请赛福鼎专为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我写了题词：“永远纪念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贡献全部身心的英雄们”。这本书翻成汉文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哈吉娅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后，听说我国已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萌生了去苏联留学的念头。1984年春节，哈吉娅和她母亲来我家拜年。我见到她们非常高兴，关切地询问了解她们特别是哈吉娅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吕素新便将女儿想去苏联留学的愿望和盘托出。我很快向铁道部、教育部有关同志介绍了哈吉娅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哈吉娅给予关照，满足她赴苏留学的心愿。当年9月，哈吉娅被公派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霍尔姆赫兹眼科研究所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她从苏联回北京后，首先来我家汇报了留学的情况。后来她又赴美国深造。2010年年初，哈吉娅从美国归来，到家中看望我，我很高兴。因为自从她赴美国后，我已多年没见到她了。她和我谈到想为父亲写一部传记，我表示赞同和支持。2012年8月，当她完成了《大爱无疆——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他的良师益友们》一书时，又请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允诺。以前，我曾多次对别人说过，我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依

　　A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之女。

　　B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之女。

　　然这样说：“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新疆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是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中，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以及发展与我们党的关系方面，表现最好的一位同志。”

　　新疆多次举办纪念阿合买提江等烈士活动，邀我去参加，终因工作忙等各方面原因始终未能去，心中感到十分遗憾和歉意。1989年，自治区要举行纪念阿合买提江等五烈士殉难40周年大会，我应约写下题词：“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奋斗终身的烈士，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送交新疆有关方面。也算是我对烈士们思念和缅怀之情的一种表达。A

　　当年我在新疆开展革命活动和工作期间，与包尔汉、赛福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他们二人分别调到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工作后，我在北京始终与他们有来往。除了在各种活动场合相见以外，我们三家人也不时相互串门，共叙友情。

　　包尔汉告诉我，他要写回忆录，我大力支持并一直关注这件事。1982年，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我通过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转告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鉴于包尔汉同志年事已高，希望尽快把这本回忆录编辑成书，争取包老在世时出版。1984年2月，包尔汉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终于出版，我当面向他道贺。1988年1月6日，我又应包尔汉之邀，为他即将出版的《包尔汉选集》作序，我在序中写道：“过去，包尔汉同志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新疆和平解放曾经做出过不懈的努力。解放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贡献了自己的心力和智慧。”1989年8月27日，95岁高龄的包尔汉在北京逝世。我闻讯后专程前往他家吊唁，29日又前往总后勤部大礼堂，送了老朋友最后一程。

　　1994年10月3日，纪念包尔汉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出席座谈会让我又一次回忆起，40多年前，为了新疆和平解放，与包尔汉在新疆相处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会后，我提笔写下了《难忘的岁月 珍贵的友谊——回忆在新疆与包尔汉同志相处的日子》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释我对这位老朋友的思怀之情。

　　赛福鼎也是我的老朋友，我还有幸作过他的入党介绍人。多年来也一直有往来。退下来后，我俩也常在一起探讨涉及新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2003年11月24日，赛福鼎在北京因病逝世。我已届耄耋之年，不顾年迈体弱，于26日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赛福鼎。后来，我在接受电视文献片《赛福鼎》摄制组采访时回忆了我和赛福鼎在新疆一起战斗、工作的难忘岁月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这次访谈也可以算是对我们俩友谊的最好见证。

　　现在，我的这几位新疆朋友都已不在人世了，可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仍不时登门看望

　　A 编者注：2014年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座谈会。邓力群得悉这一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致信自治区党委，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之情。信中说：我们纪念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就是要深切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奋斗。

　　我，令我感怀不已。我对他们的子女说，你们的父亲是我的老朋友，请你们在给你们父亲扫墓时一定要代为转达我对你们父亲的敬意。

　　（二）重返新疆

　　我再回新疆，已经是41年后的1993年。

　　1993年4月6日，我陪同王震的夫人王季青及子女护送王震的骨灰到新疆，将他的骨灰撒到天山。我和王震曾经有一个约定：谁若先走一步，健在者协助办理后事，并监督从简。王震生前曾多次交代，丧事一定要从简，并表示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天山上，要跟新疆的人民、新疆的同志共同站岗、共同建设。把王震的骨灰护送到新疆并撒到天山，既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也兑现了我们俩人的约定。办妥这件事情后，我在新疆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到各地去看看新疆的变化，并专门去看望了一些老朋友、老同志，了却我多年的思念之情。

　　我这次重返新疆，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副书记贾那布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不冬尼牙孜等分别陪同下，先后到了乌鲁木齐、喀什、石河子、奎屯、独山子、博乐、伊犁等地参观考察。自治区党委还派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冯大真全程陪同我活动。在此期间，我分别与自治区宣传部门和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党委党史委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了解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和包尔汉主席墓敬献了花圈，缅怀他们为中国革命和新疆解放做出的光辉业绩。在伊犁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向阿合买提江等领导人墓敬献了花圈，在烈士墓前我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不禁流下了眼泪。在三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保存着我为纪念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遇难40周年写的题词：“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奋斗终生的烈士，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在临离开纪念馆时，当地领导让我题词，我又写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并说：“还是用毛主席的话好。”此外，我还参观了石河子和奎屯经济技术开发区、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喀什中西亚国际市场和一些工厂、农场，看望了玛依努尔等烈士家属及子女、部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起义将领和老同志等。

　　4月7日下午，经自治区党委安排，我与当年在新疆相识相交的玛依努尔、安尼瓦尔·汗巴巴、德林、努斯热提、舒慕同、李泰玉等各族领导干部和老同志进行了座谈。

　　我时隔41年重返新疆这块土地，感到变化非常大。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完全变了样。看到石河子和奎屯的城市面貌，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在戈壁沙滩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城市，工农业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看到这一切，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在独山子炼油厂和乌鲁木齐乙烯工程建设工地，我看到了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特别是看到了新疆强大的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不仅诞生了、壮大了，而且对新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对当地的同志说，要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你们的建设成就，很难表达得充分、准确。因为发展太快，每天都在进步。如果要概括的话，我想用八个字来形容：独立自主，无字丰碑。

　　在喀什，我了解到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这就是各族干部之间的语言交流加强了。民族干部学习汉语，汉族干部学习维语，与我在新疆的时候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喀什地委书记张秀明和行署专员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有一个约定，在他们之间的交流中，书记说维语，专员说汉语，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这对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各族干部热爱新疆，维护祖国统一这个共同的心愿。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是我当年南疆调查的一个点，在英吉沙县，我除了见到县上的领导外，还见到了当年调查过的一些村民或者他们的后代。我还找到了当年为我们赶车的马车夫，令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我说，我41年没来了，可是一直想念大家。今天见到大家，还了我一个心愿。我希望大家生活得更好，祝大家长寿。

　　原来我计划在新疆再多待上一段时间，后因糖尿病复发，又有低烧，只好于4月20日提前返京。在离开新疆前，我与宋汉良书记和其他领导进行了座谈，在听了他们的工作介绍后，我说：这次回到新疆，虽然看的地方不多，时间也很匆忙，但不论走到哪里，与我离开时候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证明了一条，正如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到新疆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幸福，更坚定了我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坚定信念。我说：这次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各族人民亲密团结，互相信任，各族干部热爱新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这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一种自然的而不是勉强的共同心态和共同感情。各民族之间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相互影响，会使我们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我最后说：这次来新疆，受到了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的热情接待，超出了我的身份，心里很不安，很感谢同志们。将来有机会我还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新疆看望大家，看看新疆的变化。

　　这次从新疆回到北京后，因为受中央的委托，我一直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直到今天也未找到机会兑现我再回新疆的承诺，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保留了一个习惯，非常喜爱维吾尔族的花帽。无论是上天安门观礼，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无论是外出考察调研，还是在京参加各种活动，我都把花帽戴到头上。花帽戴旧了、坏了，我就再换上一顶新的。新疆的同志知道我有这个习惯，他们到北京来看我时，除了讲些工作、生活等情况外，有的还送我做工精细的小花帽，我也把我写的书送给他们留作纪念。这些都成为我和新疆各民族朋友友谊的象征。

　　九、与王震的关系

　　回忆我在新疆的岁月，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我的工作情况，再有一条就是与王震的关系。实际上，这两条主线密不可分，许多史实相互交织，构成了我对王震的认识和评价。

　　王震1949年11月7日抵达迪化，11月12日来到伊犁。在伊犁，我和王震见了面。这次见面后，我们便朝夕相处，在新疆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年。

　　（一）初识王震

　　王震抵达迪化之前，我已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说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工作完成以后要留在新疆，作为分局的委员，参加新疆的领导工作。接到中央的这个电报后，有工作人员就对我说：老邓啊，你这个顶头上司，可是很难对付啊，脾气大得很啊。

　　以前在延安时，我曾经见过王震，虽然没有说过话，但很早就知道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听过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王震的一生，按他的革命贡献来讲，以建立新中国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二十几年，除了很短一段时间做地下工作外，更长的时间是战场生活。他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英雄。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说过，王震已经是名将了。他打了很多漂亮仗，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战役就是南下北返。那时毛主席给他下命令、派任务的时候就讲，你要准备回不来。因此，王震带兵从延安出发时，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很有一种悲壮的气氛。王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乐于接受命令，即使牺牲也在所不辞。很多人都讲，若不是他，部队可能就带不回来了。毛主席高度评价南下北返，说等于是第二次长征。而王震自己却有意识地把南下北返的时间和路程说得短一点。有人曾把王震比成苏联的夏伯阳，但照我看，王震比夏伯阳要高得多。

　　我想起1940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时候，总支书记叫张启龙，是从湘赣过来的领导者之一。他曾经请王震到马列学院做报告，并给我介绍说，王震这个人在军队的将领中政治上很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王实味在党校贴出大字报，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潮，许多老干部看了很不满意。这时王震去看大字报，看完后就大骂王实味，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王实味在后方这样干，你是什么意思？不久，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访问，中央安排王震去接待。我记得，在一次会上，周总理说，你们有些知识青年对王震不满意，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外记者团来咱们这儿，王震去接待他们，又打了一次胜仗。你们有人说他文化水平不高、鲁莽，可记者团中的许多人都不能不被他折服而钦佩他。当时，王震和中外记者会见的情节，我感触最深的是王震的那种坦诚相见的态度。人家问，你这个部队有逃兵吗？他回答：有。到哪儿去了？答：到国民党那里去了。为什么去呢？答：国民党用官衔和金钱勾引他们。王震不是把这种事情看成一种丑事、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讲，实事求是。

　　还有一件事情。二方面军和张国焘见面的时候，张国焘派人把反对以毛泽东为实际领导核心的一大堆材料拿出来做宣传。王震看了以后，马上把它烧掉了，气得眼睛都红了。当时，张国焘的力量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小。有些人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张国焘的力量大，因而是正确的，跟着力量大的人走有前途。王震与这些人不同，他看到了本质，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看到了正确的路线即使一时受到挫折，最终仍然会取得胜利。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王震的真实故事。大概是在武威战役以后，部队在进军新疆的路上，快到酒泉了，越走越荒凉，到处都是沙漠和戈壁滩。这个时候，一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认为其他部队都往好的地方走，而我们跟着王胡子，却来到了这个数百里不见人烟的地方。听到这个反映后，王震就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场的主席台上，挂起了一幅老的中国地图。王震指着地图说，这是我国原来的地图，像一片桑叶，前几年，国民党同意外蒙古独立了，被挖去了一大块。王震又一指说，新疆占我国现在版图的1/6。美帝国主义、新疆的民族反动派一直在策划，要把这块地方分裂出去。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了，我们的国家还像个什么样子！王震用这样一种方式，震撼了所有到会的指战员。听完以后，大家的内心都迸发出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表示：作为军人，一定要尽到守土卫国的责任，而要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就必须尽快开进新疆！

　　（二）战略眼光

　　我和王震在新疆共事期间，深感王震有许多高明的地方，显示出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派政治工作人员到起义部队。开始时，这个消息一传出来，那些当官的，不论大小，都很不安。他们认为，政工人员一来，肯定要深入部队访贫问苦，要算账，诉苦；一诉苦、一算账，他们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情况反映到王震那里，他便发了一个通知，通告全体官兵，说起义以前的账一概不算。这个政策一颁布，起义部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2）就地垦荒戍边。陶峙岳当时有两个心愿：第一是“守土有责”，不能把中国这块领土让人拿去；第二是“袍泽情深”，要对十万官兵负责，不能叫他们流离失所。他说，只要这两条做到了，我什么都可以去办。改编起义部队的消息传出以后，他有一个担心，怕部队被遣散。他想，解放军都要复员，我的部队不是更要遣散回家吗？结果王震的决策，并不是遣散，而是成建制地转向生产，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有老婆的一起参加；没带老婆的，可以回家把老婆接来；没有结婚的，可以回家结婚，再把新婚妻子带来。这些做法立刻赢得了陶峙岳部队这些旧军人的心。所以，陶峙岳与王震结下了莫逆之交。他说：共产党以王震为代表，诚实待人，不分彼此。（3）前面谈到，王震在新疆对发展党员的工作非常重视，而且由他亲自来抓这项工作。当时，王震提出对新疆各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不要候补期，我觉得可以，但入党以后，有的领导人就直接进入新疆分局，当分局委员，对此我就想不通了。这样做合适吗？这时，王震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把我说服了。他说：这些同志，我们是要经常给他们做工作的，包括工作交流、个别谈话，还有各种谈心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工作做不通的时候。如果你发展他入党了，又是分局委员，工作做不通了，可以用党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是很好嘛。（4）在消灭乌斯满匪徒上，我们也看到了王震的厉害。对付这样狡猾的匪徒，苏联红军都很难做到彻底消灭，而王震来了以后，依靠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既坚决打击，又分化瓦解，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这样一来，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对其他不甘心失败的匪徒也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剿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共产党、解放军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新疆社会秩序的安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1951年年初，按照中央的部署，新疆同全国一样，开展了镇反运动。在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王震提出，处以极刑的，只是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其他的人，即使是判处死刑的，有的也可暂不执行，送去劳改，表现好的还可以免去死刑；多数反革命分子应判长期徒刑，进行劳改，表现好的可以减刑。王震的这些办法对于改造罪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屯垦戍边

　　杨尚昆同志曾经讲过，王震这个人很了不起。过去战争时期的很多痕迹，现在都看不到了，但解放以后王震做的大事至少可以说出七八件来。这些事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垦事业、北大荒的开发、海南岛的橡胶生产，还有两条铁路（黎湛铁路、鹰厦铁路）的修建等。

　　在新疆开创屯垦戍边的事业是王震建树的丰功伟绩，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根据我在新疆的接触和了解，这项事业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屯垦戍边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屯垦戍边都是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央王朝感到边疆吃紧的时候搞一下屯垦，然后慢慢地就自然消亡了，即所谓的一代而终。而王震则结束了一代而终的历史，开创了代代相传的新的篇章。在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王震的领导下，屯垦由人民解放军成建制地转业来完成。我们的子弟兵发扬光荣传统，过去是拿着枪，现在是既拿着枪还拿着锄头。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今天的辉煌业绩。

　　王震开创的屯垦事业，除了经济建设的意义外，还关系到新疆的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开始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部队刚开进新疆时，他注意在和田部署部队，并开辟从和田到西藏阿里地区的公路通道。他不仅想到新疆的问题，还想到了西藏的安全问题。这条公路后来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说，王震这个人有全局观点和战略眼光。

　　第二，农牧工商联合体。实际上，这种经济形式从南泥湾时期就开始了，在新疆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王震对新疆农垦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开荒种地、发展农牧业，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工业发展和整个新疆面貌的改变。一开始被列上建设日程的，有七八个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企业。在王震的号召下，解放军指战员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把津贴节省下来购买机器设备。当时还没有铁路，只能用汽车把设备运到新疆。这样，只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到1952年，就建起了钢铁厂、纺织厂、面粉厂、发电厂、汽车修配厂、煤矿等一批工业企业，培养了新疆的第一代工人阶级，为今后新疆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震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了办好这些企业，他四处找专家、挖人才，经多方努力，最终聚拢了一批技术人才。纺织厂的刘仲奇是总工程师。钢铁厂的余铭钰，是当时转炉炼钢的领头人。建煤矿发现了王恒升，搞水利找到了王鹤亭，办农学院请到了涂治。这些事情要是换成别的人，自己没有钱，也没有人，那就慢慢搞吧，一拖就可能拖10年、20年。中央没有拨款，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任务，何必自找麻烦呢。但王震的想法不同，决心一下，他就勇往直前，绝不中途退缩。

　　第三，新社会雏形。在新疆，有很多地方原来荒无人烟，还有的不过三户两户，像石河子、奎屯，都是这种情况。解放军开进去以后，随着事业的发展，家属来了，儿女来了，由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衣食住行都要管。一开始有了点工业，有了点商业，再往后就不能不建小学、中学，不能不建医院，不能不建其他文化方面的设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搞成了一个小的社会，出现了新社会的雏形，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了。

　　第四，示范作用。农垦部队在生产、建设、政治思想等各方面，对于新疆各个地区，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新疆刚解放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那时，老百姓主要用毛驴驮东西，犁地也犁得很浅，更多的是用砍土镘，一镢头一镢头地去挖。有水的地方可以种地，无水的地方，则完全靠天吃饭。农垦部队进去以后，向当地的老百姓传授先进的生产经验，特别是在合作化以后，逐渐地兴修水利，搞机械化生产，施用化肥，培育品种，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新疆刚解放时，一亩地只能收七八十斤粮食，棉花只能收十几斤。1993年，粮食一亩地的产量已经能够达到六七百斤，棉花一亩地也可以达到100斤以上了。

　　（四）良师益友

　　王震在战争年代的业绩，可以说有口皆碑。全国解放以后，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完全可以继续在部队里从事国防建设，穿起将军服，戴上将军牌，享受功臣的优越条件。但王震却不是这样一种心情和想法。新疆和平解放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从事农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并且身体力行，带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1952年五六月间，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来乌鲁木齐办公务，特意在新疆多停留了几天，参观各项建设工程。他看到新疆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极为兴奋，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张闻天在信中说：“我这次去新疆，看了那里的实际情况，很感满意。新疆党3年来的工作，成绩很大。或许可以说，它今天已是各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先进的地区了。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新疆分局在政策上执行了稳重而又大胆的方针。它既坚持了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改革，发动了广大群众。”

　　王震是1952年年底离开新疆的。后来他去苏联治病，回国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在苏联的黑海附近，遇到很多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被当作肃反对象，遭到流放、劳改。他们谈起自己的遭遇时，认为革命队伍内部发现了反革命，就等于一个人身上长了恶瘤，不施行手术，就救不了命。做手术时坏死的细胞要割掉，周围好的细胞也不能不被割掉，这样才能把这个人救活。我们这些人就是那些好细胞，在手术时被一起割掉了，对此，我们毫无怨言。王震讲到这里很动感情，连称：伟大、伟大啊。

　　毛主席很关心王震。记得王震对我说过，毛主席曾经给他讲故事，说《三国志》里写关羽和张飞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关羽这个人和士兵的关系搞得很好，但同士大夫的关系没搞好，结果败走麦城时，士大夫打起了吴国旗帜，不接受他。张飞恰恰相反，他和士大夫的关系很好，礼贤纳士，其中包括重视庞统，礼遇庞统，但他对士兵非常粗暴，后来被士兵砍了脑袋。最后，毛主席对王震说，你要吸取他们两个人的长处，避免他们的缺点。

　　王震从新疆回到北京后，有一次，毛主席对他说：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你提出牧区改革和农区改革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没错。从新疆内部的力量对比来看，一定要搞，也可能搞成。但是，你应该站得更高一点，不能只看到新疆，还要关注全国的局势。中央的整个部署，是先农改、后牧改。你在新疆搞牧区改革，就会影响青海牧区和西藏，还可能影响宁夏、内蒙古，那不就乱了吗？毛主席这样一讲，王震的思想也就通了。

　　王震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新疆建树的丰功伟绩，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包括艺术的形式，如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等加以反映、加以塑造。这不仅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对全国各族人民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的这个想法，在1993年重返新疆时得到了新疆宋汉良书记和区党委的支持。最后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合作，共同拍摄一部反映新疆和平解放的电视片。在反复修改剧本的基础上，经过王好为、李晨声两位导演的精心组织和摄制，终于在2000年2月摄制完成了12集电视剧，定名为《红旗漫卷西风》。这部电视剧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面貌，有一定的艺术性，在新疆和全国放映后反响很好。

　　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编写和出版《王震传》。早在1980年，叶剑英就曾经让人转告我，说：“王胡子是我党我军的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叶帅还几次当面对王震说：“这主要不是写你个人，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都曾给王震做过说服工作，但他总说：“不要写我。”这样，这件事就一拖再拖，直到1994年春，王震逝世一年以后，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成立《王震传》编写组，才开始传记的编写工作。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工作，我详细地向传记组的同志回忆和讲述王震的光辉历史，并多次组织研讨会，对书稿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全书完成以后，我又进行了最后的审核。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99年和200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王震传》上、下卷。这部传记不仅在当年跟随王震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广大青年中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激励他们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继承他们开创的革命事业。2008年，在王震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王震传》，并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作了精彩的报道。

　　回忆起王震，我的心情总不能平静。我们虽然在一起共事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许多思想却是连在一起的。在《新疆三年》这一章的最后，我还是要谈到他在新疆第二次党代会上的发言。当时，与会者要互相批评。轮到他批评我的时候，他说：邓力群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这么一句话，前无开头，后无结尾，这就是他对我的评价。这句话虽然只有十几个字，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我邓力群有这么一个评价，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期望，确实是对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对此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新疆是我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虽然我在新疆只有三年多时间，但我一直以新疆人自居，始终思念着新疆、热爱着新疆、关注着新疆，2010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令我感到高兴和振奋。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的强力推动下，新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与新疆和平解放时的一穷二白面貌相比，有如天壤之别。抚今追昔，令我不胜感慨！2011年10月14日，我曾致信自治区党委张春贤书记，表达对新疆的关切之情，并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对新疆、对新疆各族人民充满感情的话：“新疆的情况，是我非常惦念的，每一次见到杜鹰A，我都会告诉他，做好援助新疆的工作，是我们一家几代人的使命！”

　　［ 参 引 文 献 ］

　　［1］《伟业千秋——王震和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3］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4］《中共新疆地方史》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5］《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6］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8］《当代中国的新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0］《南疆农村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A.杜鹰：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对口支援新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邓力群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