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顾立基口述访谈

　　　访谈者：邱霞

　　　受访者：顾立基

　　　访谈时间：2018年4月17日

　　　访谈地点：深圳西丽大学城清华校区E栋303A室

　　　　［访谈题记］顾立基，1948年10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上虞，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海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教授。他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怀揣着清华人以实干振兴中华的信念，投身改革开放最前沿，在深圳蛇口谱写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自己人生事业的华章。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请顾老以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为我们讲述他走过的改革历程，用真实而鲜活的历史细节，为我们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

　　我跟共和国基本同年。1948年10月，我出生在上海。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我父母当时都是上海的工人，生活在一直不断地折腾。我父亲最后工作的地方是上海五四二厂，是一所造币工厂，所以有一个代号。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印钞票特别强调颜色的配方，因为不能被仿造，所以我父亲对颜料技术非常了解。因此，他上了上海的工人大学，并获得了工人大学的文凭。我父亲的小学、中学是在农村里上的。我的小学一直在五四二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后来还考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市上海中学。考上上海市上海中学是这段时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为什么我能上这所最好的中学？这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优先权的政策。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优待，因此我有机会上了上海这所最好的中学。当时我是上海长宁区的，上海中学给了长宁区几个名额，也可能我自己在小学里成绩还可以，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从初中开始就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上学，一直上到高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这批人是跟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得到了共和国对我们的很多照顾，或者说是对我们的培养。如果没有共产党解放了中国，就没有我这一生的成就。我说这一段经历就是想说明，从我心底里热爱现在的这个社会。

　　　　一、“文革”磨砺：从“上海工厂”到“市团委组织部”

　　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比较顺利，但是后来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应该1967年高中毕业，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就没能按期毕业。因为学校比较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按五年制的课程学习的，当时也在争取跳级、出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只上到高中二年级，但实际上高中课程已经都学完了。早在1964年的时候，毛主席号召要搞教育改革，德智体全面发展。 对我们来说，那时候我们在中学里是非常想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不死读书啊，要灵活啊，要抓紧时间锻炼身体啊等一系列要求我们都很赞同。“文化大革命”爆发打破了我们原来传统的思维。开始我们是跟得很紧的，但是，我们对所谓“造反”的——不管是学校里的同学，还是社会上的人，并不是很看得惯的。我们认为这些人并不是按照国家要求的积极向上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或者是先进分子，但就是他们率先起来“造反”。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很多看法是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的。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11月份我就被分配工作了。原来应该1967年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毕业，拖了一年才分配。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就把我留在上海了。那时候上海是“四个面向”，不是“一片红”啊！后来我两个妹妹一个到安徽插队，一个到江西插队。我是最应该留在上海的一个，但是我后来离开了上海。现在我的姐妹们都在上海。我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局下面的印染工业公司的印染机械修配厂工作。这是后来几家工厂合并以后的名字。我进去的是一个铸工工厂，名字叫作红旗铁工厂，后来并入机械修配厂，就是为印染工业公司的印染机械制造配件的。我是干铸工的。我是铸工车间的熔炉工。到了工厂里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的师傅年龄比我轻，劳教出身的。要我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但跟这种人做徒弟，我们怎么接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碰到的实际问题。在上海工厂里是实行非常严格的学徒制度的。尽管对师傅看不惯，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干活还是要好好干的。上海有一个特殊情况，不管你年龄大小，最晚进这个师傅带的徒弟群的，你就是最小的徒弟。我的师兄他先进厂，尽管我年龄比他大，但是还是当他师弟。我就在最基层，干最苦最累的活。其实这中间给了我很大的磨难和教育，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上海的财政收入那时候能够占全中国的40%以上，了解了上海的基层工人和基层工厂是怎么工作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侯是很累的！但是怎么办呢？我也会动点脑子，把技术更新一下，使工作时间大大缩短。我们厂里的炉子和堆场要隔一条马路，比较远。我们需要把铁块从堆场拉过来，把三块铁连成一块铁饼（重量大概25公斤以上吧）搬到敲铁器下面，按下按钮，敲铁机“咚”敲一下，再把这三块铁拿下来用板车运到炉子上。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卸新铁的时候就卸到炉子边上，拿个大锤子一敲，不用机械，这样就省了很多运输过程。这样一来本来人家忙一天都干不了多少的活，我两个小时就干完了。当然，我没有用器械，也没有用车子，这使我的腰的最后一个尾骨支撑一边有断裂。人的最后一个脊椎有两个支撑，我的其中有一个断了。以前年轻的时候经常腰痛，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遇到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医生，叫我一边转着身子一边拍片子，才发现这里的漏空。但是当时自己不知道，就感到腰疼。这也是自己不注意，人家让你用敲铁器敲的。但是用敲铁器敲并不一定会比用那个锤子敲轻松，因为要把铁块搬上去，敲铁器很矮，要搬到里面，也很辛苦！这样辛苦的工作，尽管年轻的时候身体受到一定损害，但是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让我了解了最基层的上海工人。为什么说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纪律的？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由于我师傅的原因，也由于我对“造反派”带有一种自己个人的成见，所以经常跟他们闹别扭。但是我所在的单位是“造反派”的老巢——上海市纺织局。王洪文是从上海纺织局发家的，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力量真是很大的。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整个厂两个礼拜的时间，到处都是写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写我的大字报呢？我是团总支书记，经常跟“造反派”闹别扭。我从学徒、满师，后来又当了印染机械修配厂的团总支书记。我认为他们做得不对，他们不该这么做。工厂应该怎么做的，他们完全不是那样的。当然，应该怎么做的，现在想起来我的想法也不完善。但是那时候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觉得你凭什么造反啊？你凭什么夺权啊？厂里的老干部都是老革命。厂长是新四军下来解放上海的，然后在我们厂里工作，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很纯朴的。我原来车间的支部书记和总厂的党总支书记，也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讲这些经历呢？这些都是我亲身遇到的，对我的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些老干部非常支持和同情我，也很照顾我。上海市团委的一个老干部，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可能他也是从纺织局出来的。他“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上海市团委书记。他说：这个人啊，思想不好，老是跟“造反派”闹，要把他调到上海市团委的组织部，到了机关方便教育他，让他好好学习学习。这其实是给了我很大的机会。毛主席1976年才去世，1974年“批林批孔”时我是最受压的，但是过了不久，大概1975年，我就到了上海团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好工作是不会派给我的，他们都知道我的底细，我是跟他们闹别扭的，当时上海市团委书记也是一个“造反派”。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当时不是讲革命么，机关干部都要到农村去，到上海市的农场、上海郊区的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进行锻炼，但是时间也不会太长，一两个月。我是上海团委组织部专门下去锻炼的，每次需要人下乡的就是我了，我是代表。我也很高兴去，我本来跟你们不是一群的。还有一些工作，像征兵工作，我也做。整个上海市要招收飞行员，需要政审，祖宗八代都要调查，包括他的姑父、姑母、叔叔等。这个征兵调查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就是出差，也了解了很多基层的情况。我就是这样的。“文革”十年磨砺了我。

　　二、求学清华：从“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到“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把我调到印染工业公司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正在揭批“四人帮”。我一面坐在主席台上，一面复习高考的东西。但是由于刚才我说到的原因，原来我们实际上是按五年制学的，高中知识在“文革”前都学完了，所以我的基础还可以。我一直希望去清华读书。我们上海市上海中学的学生当时很向往的两个学校，一个是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时称“哈尔滨工程学院”），一个是清华大学。从初中入校一直到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是我们最向往的，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毕业以后最好的去处。但是，当年清华大学在上海没有招生计划。我就只好报了上海交大，然后在备注栏写了，如果清华大学在上海招生，我愿意去。就这么不知怎么分到清华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一看是清华，当时还很吃惊，因为没有报名的。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实际上就改革开放了，正好是国家打开门窗口的时候。我一边念书，同时还经历了一次学生竞选活动。在学校里，大家提出要振兴中华。那我们怎么振兴中华呢？我在同学的鼓动下，发起成立一个了“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这个协会当时在清华发展到有会员两千多人。本科生，研究生都有，绝大部分本科生都进了这个协会。我们这个协会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给我们学生讲经济管理，请来的人都是很有分量的，对学生学习、世界观形成和参与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跟世界的工业差距那么大，跟“亚洲四小龙”都比不了，我们作为学工的学生，我们是电机系，学弱电的，除了有技术以外，还需要懂一点怎么报效国家的办法，或者叫管理企业的一种能力吧。这个协会就是想让学生掌握一点治理企业的基本的方法和本领。我们会告诉大家除了一般课程以外还可以学习哪些管理方面的书，比如当时有一本书叫作《企业诊断》，号召大家都去读。我们那时候正是精力非常旺盛的时期。这样就让学生把学知识以外的剩余精力放到了振兴中华、做点实际工作的方向上去了。

　　（问：当时创办这个组织是针对非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的？）

　　当时没有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清华全部都是工科学生，经管学院是后面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院系改造文科都分到北大、人大这些学校去了。创办这个协会还有一个我们年龄上的原因。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几个年龄比较大的知识能力在各种摸底考试、测验中啊，成绩也都排在前面。我在班里我年龄排第三位。第一位是北京四中的，第二位是清华附中的。他们两个年龄也都比我大。他们两个是66届的，我是67届的。这也是由于我们原来受的教育比他们年轻人多。但是两年以后我们就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了，年轻人都非常快地起来了。我们那时候的学习跟现在学习不一样，我们非常刻苦的。清华每个礼拜都有电影，我们都要做好计划，一个月如果是四次电影，我是看一次还是看两次，看四次的人几乎没有。晚上到了时间熄灯，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厕所里、洗脸间里，甚至到路灯下面，继续学习。因为我们被耽搁了十年，所以我们都非常刻苦地学习。教室是不开的，教室到时间就熄灯了，要学生回去睡觉。所以我创办这个协会，也希望找到一点能跟年轻人比的工科以外优势。这个协会在当时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找到一条正确的振兴中华的路。我们跟北大走了完全不同的路。那时，北大有些人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做法。他们这批人后来都到美国去了，我都比较熟悉。他们这些人的一些想法，我不说一定不对，但是他们的做法我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这么做的。由于办了这个协会，所以后来第一次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时候，我就出来参加了竞选。当时的情况是，校党委专门把我和林炎志找了去，个别谈话，希望我们出来竞选。然后学校找了一个新进校的辅导员，这样人家搞不清楚他是学生还是老师，让他跟我们单线联系。真的有点半地下党的感觉。每次我们在外面开会，学校里一大批领导就等着听消息。他们第一时间了解了情况，然后去把学生运动引导到正确方向。所以我认为，清华疏导有功，而有的学校是放任自流。我不是对有的学校有成见，他们最终的目标，实际上跟我们的最终目标一样，都是希望国家富强、强大。当时我们还在摸索中，各种道路都可以试探一下。但是我认为，清华的学生把精力放到学习上、放到学企业管理上、放到怎么把中国落后的工业变强大上，这是一个好办法。也是由于我组织这个协会，所以学校才找到我。否则为什么找到我？我又没在学校当干部。我在班里当了干部，没有在学校当干部。后来我们两个都选上了。我不但当了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还进了常委，成了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毕业了，户口迁走了，就不当了。因为当时对改革开放一直有不同意见，学校为了保护我，不要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将来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影响到我一生，毕业的时候给了我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其实我们班级有一个同学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给他的，但是他们给我了，学校老师都非常好。另外还给了我共青团和北京市委的三好学生、教育部和团中央的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当时我的辅导员比我大不了几岁，我现在对他都很尊重。这些荣誉就证明在这段时间参与这些活动，是正确的。后来他们告诉我，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到清华调查了这次学生竞选的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是，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当时的语言。应当说，当时要选上学生代表，又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的学生思潮是非常活跃的，学校希望我出来，但又是半地下的，大家都不知道学校支持我。你要选上，必须到学生食堂等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演说。因为我有这个协会，所以我可以动用这个协会的资源。你选不上，学校派你出来起不到作用。选上了，你如果迎合部分学生的思潮，那又是不对的，跟我的理念也不相符，我的理念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时的思潮是这样的。有一次召开我们北京主要高校候选人的会议，当时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学生组织。我问这个独立的学生组织跟中华全国学联和共青团中央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没有关系，它是跟中央书记处直接对话的一个学生组织。由于我们清华当选代表的反对这个提案没有成立。这是清华的贡献。如果有人总结的话，应该总结上这一条。后面几次学生运动，特别是1989年那一次，没有处理好，原因一方面在于学生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缺乏像清华这样的领导，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的疏导的方法。他们后来采取的是一种强硬的“堵”的方法。当年的学生竞选活动其实非常平稳，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清华这些批领导后来基本都当了国家领导。这说明中央是非常肯定这种疏导的办法的。就像治水一样，不能堵，只能是疏导。也因此，袁庚才知道我。他亲自跑到学生宿舍，敲我的门。我们同学当时正在睡觉。他一说情况，我是知道的。他们有过招生宣传，但是袁庚没有出面，叫下面的人出面的。他做自我介绍时，是我第一次见到袁庚的时候。在他大女儿陪同下，袁庚从家里（西苑）骑自行车经过清华西门到我们一号楼。我们系的学生都在一号楼。现在回想起来，1982年老人家已经是65周岁了。当时是很冷的天，他坐在露天的长椅上跟我谈了半个小时。他一说就把我说服了，我就到了蛇口工业区。如果没有刚才说的这段经历，袁庚也不会找到我。如果我没有享受到国家对我从小的培养，我也不可能上中学、上大学，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继续发展。

　　（问：袁老跟您聊了半小时，都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讲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中国体制像蒲包里的一堆螃蟹，螃蟹腿你钳着我、我牵制着你，谁都别想动，谁都动不了。他希望在蛇口那个地方闯出一条路来，改变你牵制我、我牵制你的现状，大家一起往前走。现在的螃蟹是一个一个绑起来的，以前的螃蟹是不绑的，直接都塞在一个草做的口袋里。学校当时按照分配方案我也可以回到上海市纺织局的。刚才我也谈了我的经历，我在“四人帮”时期实际是一个反抗者和批评者，或者是针对他们的斗争者，所以纺织局一定会给我比较好的安排的。而且我是带薪上学的，工厂还发我工资，所以我更应该回到那儿去。但是我想，我在学校里无论是组织协会也好，还是竞选也好，都为了振兴中华。既然有一个领导提出这个想法，动员我希望我去那里，而且那个地方又可以试验自己的想法，那我就到那里去吧。后来袁庚来找我，我就回到厂里说明情况，厂里都很支持。他们没有说因为我们厂里发了你工资，你一定得回来这样的话。我也没到公司，也没有到纺织局去跟他们汇报，因为厂里发我工资，我跟厂里的领导说说就可以了。蛇口工业区的发展，离不开袁庚。

　　　三、南下蛇口：从“办公室主任”到“职业经理人”

　　到蛇口来以后，我又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工业区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培训。在培训班上系统学习了经济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外贸实务等课程，还强化了英语和粤语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就到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从做秘书开始，一年后当办公室主任。后来转到管理企业，实际上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蛇口工业区，我毕业以后就到了这块地方，一直工作到退休。担任工业区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最令我难忘的事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方之行。 小平同志来视察蛇口的时候，我都在场。给我的任务就是紧紧跟着首长做记录。其实我们有很多更好的记录办法，比如录音，但是中央警卫局不允许。因此，我就负责记录。但是我也很自觉，领导照相的时候我就闪开一点点。所以现在在当时的很多录像中看得到我，照片上就很难看到我，因为拍照的时候我很自觉地闪开了一点。也有照片上有我的，但是很少，那时候我还很瘦。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也坚持了“三个为主，五不引进”的正确方向。在改革的早期，完全坚持“三个为主，五不引进”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袁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又有前瞻性，所以我们做到了。蛇口在经济层面的改革方面走得比较早一点，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作为一个先进典型，大家都来参观学习。在当时我们这些做企业负责人的，我们如果自己把的不严的话，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概率大得多，而且是不易被发现的。我自己比较幸运，一方面清华的教育让我知道该怎么做人，另一方面是袁庚自己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使我能够有定力把持住自己。现在我们要反对很多既得利益者，是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有钱？他们并不是通过正经渠道获得的利益。这些问题是多年造成，目前很难解决。我们很高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副主席这么一抓。我很早就感到不对，我曾经跟当时的中纪委负责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一把手，蛇口工业区总经理。我就跟他说了有几件事。我当一把手以后，很多系统的人知道我有一点权，就来问我要一块地。土地还是很值钱的嘛！这时候要顶。怎么顶法？顶多少？都有问题的。还有一次，有人带了一封信来找我，说是某部长写的信。我说这位部长是我老师，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你把信留下吧，最好叫这位部长给我打个电话。到现在我和这位部长也没有往来，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位部长的签名字是怎么写的。就是说，小小的蛇口工业区的总经理都有人来问你要点好处。改革开放中有大量的正面的东西，但是沉淀到基层的还是有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就要考量你自己的定力了。很多干部犯了错误，都是他自己的定力不够。我是比较幸运的，清华的教育和袁庚一生的准则使我能有定力。如果没有袁庚各方面以身作则带着我们，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所以在改革开放中，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但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个人定力不足的话就有可能个人谋到了利益，而公司或者国家受到了损失。袁庚作为老革命家无论是宏观的政治思维，还是具体的行动，对我们这批人是一点点的教育和影响的，使我们今天问心无愧。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党，虽然不断地出现问题，但是又在不断地自我解决问题。我们很欣慰“十九大”以后，相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能够把中国带到更加富强的新阶段的。这是真心体会，没有一点因为要学习了，我说假话。那时候有一次整党要“三讲”，我们开会让大家讲自己的、同事的和领导的缺点、弱点，给领导提建议、意见，每人20分钟。有一个人，他一共讲了40多分钟没刹车。我们盯着他，哎呀，你别讲了。他讲什么呢？从表扬他的顶头上司，到表扬招商集团的领导，到表扬招商局的最高领导。就是这样的中共党员，什么“三讲”啊？当然他很会用词啊，什么领导太辛苦了，下班了也不下班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共党员中间一部分人的素质，也有“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真不如一般老百姓。所以现在中国要强大，除了中央下决心以外，还有很多问题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们也要容忍解决问题要有一个方法，要有一个时间。有的时候急了，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这些问题是要得到解决的。所以蛇口工业区为什么做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正义，比较正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做违规的事，也不说假话。整个蛇口工业区的机制和体制是非常好的，有一套非常好的管理制度。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公司，还是我们的干部，这么多年，蛇口内没有一个出大问题的。我们下面的干部也都不会有大问题。没有出问题，关键的就是制度。比如总经理卸任最多有三天时间财务部门不用任何人通知就自动把他的信用卡注销了。再一个就是文化，精神改造的成果，这也很关键。

　　　四、挽救“中集”：从“资不抵债”到“负成本收购”

　　跟我个人有关的，可以谈一谈中集集团。中集集团现在做的非常好。最近共产党员都在组织看影片《厉害了，我的国》，以前还有纪录片《大国重器》等，其中都有很多中集的镜头。中集集团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作为职业经理人，1986年1月1号有人推荐我去中集，我就去了。中集集团是1980年7月成立的。当时招商局占50%股份，丹麦宝隆洋行占50%股份，各投150万美金，一共300万美金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1982试生产，1986年1月1号我去的时候已经资不抵债了。对中国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制造企业，从1980年签约到1986年，不到6年时间，已经资不抵债了。按照理论或者按照西方观点来说，就要关闭、清盘。当时的董事长非常好，叫王世桢，后来当招商银行行长。当时他是协助袁庚同志分管蛇口工业区的，担任蛇口工业区的董事长，兼了中集集团的董事长。他说，中国和丹麦的关系一直很友好，我们不要清盘。我们能不能这样再试一试：前一段你们丹麦方管理，下一段由中方来管理。看看这样行不行？当时的副董事长，丹麦人祁天顺先生表示，你们愿意试试你们就试试吧。但是说好了，再有亏损就是招商局管了，他们不管了，他们就到这儿为止。我去了中集，开始时担任副总经理。丹麦人莫斯卡担任总经理。莫斯卡跟我约定，两个月之内你只能看，不能对下面直接指挥，有意见可以告诉他。我认为也对，两个月内我什么都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说嘛。两个月之后，他让我协助他负责质量控制这一关。因为质量控制这一关是他认为很头疼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样我做了半年多一点，到9月1号我开始担任总经理，丹麦人就离开了。我接手以后，发现丹麦方的企业管理，特别是对制造业的质量控制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丹麦是德国系的质量控制。如果每一件产品我们都能够有这样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话，那么中国的东西没有销不出去的。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丹麦人缺乏拿订单的能力，或者说当时遇到了一个航运的低潮期。航运是根据波罗的海指数来做的，指数下降的时候整个航运，包括买船、造船及船用集装箱、运费等都是低潮；指数上升的时候这些都会涨起来，航运高潮就来了。我是运气比较好，这个时候正好是低潮期，我就是最低潮的时候进去的，后面就开始高潮了。1986年这一年，前面8个月是莫斯卡先生做的，8月份算是过渡，基本上我已经全面参与了，9月1号我正式当总经理。我当总经理一上来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裁员80%。一个没有订单、不能生产的企业怎么办啊？一方面我要找订单，另一方面我要保留技术骨干。每个流水线上最关键岗位上的最好的技术人员留下。一共留下59个人，包括我自己。我是总经理兼司机，因为我把司机都裁了。有客人来了我去接待他。一共就59个人，大家都很忙。第二件事，封存所有设备。当时厂也不大，就两万平方米厂房，是流水线。因为没有订单生产，如果流水线不封存的话，机器就容易氧化、变锈。那我们怎么生产自救啊？企业怎么能够活到现在啊？我们把所有的机器都封存了，让出了五分之四的厂房，然后就到香港去接钢结构订单。第三件事，组织班子，选拔企业干部。现在的总裁麦伯良，这个人很优秀的，当时他是生产部的副经理。同时有三个生产部的副经理，他是搞生产的；另一个是搞科研的，就是负责技术的；还有一个来了不久的天津大学学焊接的研究生。集装箱制造，焊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我去了，我要组班子，我选上了麦伯良。后面很多人在总结中集经验时，就有一条，就是要有优秀的企业家。选一个企业家跟选优秀共产党员、选劳动模范不是一回事，不要认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能够提到岗位上当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就一定能当企业家，没这个道理的。为什么选麦伯良呢？因为他最能够领导下面的工人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把他提起来了。1986年这一年中集亏损了80多万美金。年初已经资不抵债了，到了年底亏80多万，更严重了。但是，1987年我们就盈利100多万美金，1988年200多万美金，1989年400多万美金。所有股东的投资，包括1987后进入的远洋的股东，全部收回而且都赚了。丹麦宝隆洋行也非常高兴。尽管这个中外合资公司在前期是不成功的，但是我们一直与国外投资者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这就为后面经济复苏以后双方继续合作打下了基础。1987年当时全中国有4家集装箱厂，与其他企业相比，我们是最早把生产线全部恢复、把工人招起来培训的，提前了半年。为此我们损失了大概30万美金，本来1987年一年我的利润可能增加30万美金。虽然这一年我们多花了30万美金，但是我们把整个生产线全部都恢复了，这使我们能够抓住后面航运业很快复苏起来的契机。你当总经理的，不是简简单单解决订单问题、生产问题、人事问题，你要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提前有所准备。所以当时的袁庚也好，现在的中央领导也好，需要有一个宏观的策略。中集恢复盈利以后，除了集装箱生产，后面还有大量的兼并收购。为什么能做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丹麦留下来的质量控制和它的很多生产管理和控制的方法，我们都继承下来了，特别是质量控制，同时我们又有所进步。我们进步的是什么呢？所有生产第一线的，包括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甚至管生产的副总经理，一个大学生都不要。大学生分来了，不做这些。这些岗位的人，我在工人中提拔。大学生做什么呢？做营销、做市场、做技术。这些适合他们，他们也很高兴。工厂里你叫一个大学生负责一个具体的岗位，他自己也不高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自己有切身体会的。但是，如果工人得不到提拔的话，他们也会没有积极性。很多工人实际上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没有上大学或者没有上高中，但是他们有技术。这个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的办法，现在怎么培养工人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中集最典型的收购案例是收购大连集装箱厂。大连集装箱厂是中国集装箱运输协会和台商还是港商合资成立的，大连政府也给了不少贷款，投了1000多万美金吧，但是生产以后没有订单。工厂建成以后，工人也招了，没有正式开张过，成为当时当地一个很大的包袱。他们找到中集，我们说我们可以收购，但是，我再投300万美金，你原来的投入现在不行吧，我占你51%的股份。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人家投了1000多万美金，还有土地，我投300万美金，占51%股份。但是我们承诺，承包管理一年，这一年如果不行，我这300万美金白投了，厂还是老样子，还给你，等于是一个交钥匙工程。我们看了它的情况，我们有本事把它弄好。其实我们的管理输出、技术输出、订单输出不是现金可以衡量的，所以虽然我就出了300万美金，但是我要占你51%的股份。我们就派去了一个北京大学学营销专业的，在我们中集待了一年多的肖麟去当总经理。同时还派了一个大连籍副班长。这个副班长是大连过来的，大连人，他也愿意到那儿当副总经理。我们就去了两个人，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理。我们把中集这套全部搬过去了。我们有一套比较好的营销方法，营销方法是根据市场规律来定的。大连这个企业从成立以后一直是当地的负担，当地借的银行的钱还不了，工人没活干也没法发工资。股东也在头疼，银行也在头疼，政府也在头疼，工人也在头疼。一年工夫，一年以后原股东第一次分到了40几万美金。这个企业第一年就赚了400多万美金。我们就投了300万美金。当时我们承诺第一年承包管理100万美金，亏了我们承担，多了都归我的，以后就是51%∶49%比例了。就第一年，如果我做得不好，你把我赶走，我300万美金投进去就没了。但是，我做好了，因此我就占他51%股份。我们不是零成本收购，我们是负成本收购。我们300万美金，当然一年有利息，全部拿回来了，还分了50、60万美金。我们兼并收购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小平同志说的，管理的输出。我们把丹麦人那一套的管理结合中国国情学了，我们在中集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合集装箱制造的质控制度、分配制度等一整套管理制度，我们有这个力量完成收购。我的管理人员都在中集这个工厂耳闻目染，非常了解管理流程，在这种情况下就去了两个人就完成了任务。我们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们规定工人8小时工作，但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订单怎么办？你不能拿一个凳子坐着，更不能去谈话，你必须在你的机床旁边不断地擦机床，不断地扫地等。你说扫得很干净了，那再来一遍，很干净了，再来一遍。8小时就干这个。什么叫作工人阶级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啊！我在上海大工厂待过，我知道怎么培养工人的。什么叫8小时上班？如果车工8点钟上班，5点钟下班，8点钟以前你必须进厂打卡，换好工作服，把你今天车的东西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把这个车的工件夹到车具上，8点钟开按钮，正式开始工作，这才叫8点钟上班。什么叫5点钟下班？5点钟下班，5点15分之前离开厂门的，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什么叫5点啊？5点钟下班，如果你是车工，必须把你最后这一刀切好。不能说到时间下班了，我就关机器了，那不行的，必须要车完这个。如果质量有保证的话，第二刀你可以明天再车。质量没保证的话，第二刀也必须车完。弄完以后再清扫机床，再换工作服、洗澡。5点钟下班，家有急事，匆匆忙忙走，有可能5点30分走，一般都要6点钟才离开。这才叫工人阶级。中集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我进工厂规定的。后面就恢复集装箱生产了，还是流水线。我经常带供应商或者客户，特别是客户，进工厂看看，人家买我们箱子，我就带人家到这儿看看。但是我强调，工人在流水线不能抬头看我们。在流水线你就埋头工作，有人在边上走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能抬头看我们。我刚到蛇口工业区时上过企业管理培训班，也学了几套国外考核工人的办法，但是那些都没用的。工人哪记得这么多啊？我们很简单，违规第一次罚50元，第二次罚500元，第三次开除。所有的规定就这么简单。纪律，工人的纪律就是这样。厂规也很简单，比如说不准到集装箱里面睡觉，8小时之内你必须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去洗手间、有事、有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我们把这个拷贝到大连。一年时间，负成本收购成功。负成本就是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不少钱。中集收购南通厂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了，但还兼着，我还得帮他们一下。我们要收购这个厂，是我亲自跟南通厂长谈的。我跟他们的管理层讲，你如果能容忍你下面的人员，甚至是工人，收入比你高，我们就谈。我们很强调工资和收入是两回事。工资是你当领导、当一线的厂长的。我们收购以后，你是管生产的副总经理，你的工资肯定比油漆工要高，但是收入（工资加节约奖励加超产奖励等）不一定。集装箱实际上是一个铁壳子，表面要处理，这是工艺要求很高的一种生产技术。首先表面处理一定要非常干净，要喷砂，不能有油；然后涂油漆要好几层，每层要均匀，不能厚也不能薄。如果薄的话，驻厂船级社及箱主检查都能发现的。如果厚的话，由于集装箱是放在船上运输，要经历零下40度到零上80度的气温，油漆就会起泡。不起泡就要求表面处理要好，表面油漆要喷好，也不能太厚，所以要求工人非常严格的把他的喷枪垂直于集装箱表面。它不像汽车，汽车是完全自动化的，完全自动化现在也在改进。一开始的时候完全自动化消耗太大。自动化这个设备的成本咱们不算它，整个汽车卖的价钱贵，油漆占的比例很小。而集装箱的油漆占的比例就很大。所以我们规定了一条非常人性化的政策，工人一般都干过一段时间，他知道一个箱用油漆定额是多少，我们怎么做能够控制到定额之内。我们拿定额给他，如果你节约了，节约的油漆钱20%归你，80%公司拿。如果超额了，你个人从你的工资里面要掏10%，公司掏90%，这很人性化吧。这样油漆工加上节约奖的总体收入大大提高了，我们集装箱即符合质量要求，又节省了很多的油漆消耗。工人很辛苦的，他站在1米左右的台上，到顶端要他把脚踮起来，要使喷枪垂直表面。这个表面不是平的，是一个凹凸型的。然后到了底下你的腰又要弯下来，弯到底下把手伸下去，还是要使喷枪垂直表面。工人确实很辛苦，但是他们的收入大大提高。后来我们觉得工人这么辛苦不行，而且油漆有粉尘污染。尽管厂里搞了很多抽风系统，带了防毒口罩，但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叫他们两人一班，轮流干，就这么轮流干的收入还是比厂长高。本来一个人干的，现在两个人干，一人干，另一人休息。当然一个人休息过以后，精力更旺盛，做得更好了。这个制度内地工厂想不出来，或者是没想到。现在来说都无所谓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这种情况下谁能想到这种办法？所以中集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它靠的是大量的兼并收购，大量的兼并收购靠的是这种管理输出的办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后面学了资本运作，又搞了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从集装箱、干货箱又发展到冷藏箱、特殊用途箱、登机桥，中集车辆收购了美国公司，然后又发展到化工能源领域。最近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中集自主设计建造的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1号”成功试采可燃冰。“蓝鲸1号”怎么来的？国际油价跌了以后，我们原来做的采油钻井平台有很多弃订。比如我要定购一个钻井平台，我交了你1000万美金的定金，这个钻井平台可能要1个亿美金，但市场不好，我1000万美金不要了，我弃订了。当时“蓝鲸一号”也是为了深海采油用的，但是由于客户把定单放弃了，他是损失了1000万美金，而我的损失可能更多一点。所以我们就自己找市场，正好可燃冰开采需要平台，我们就把“蓝鲸一号”改装运到那儿了。因此“蓝鲸一号”开始并不是专门为开采可燃冰设计的，当然功能完全达到了开采可燃冰的水平。采可燃冰和采深海石油不是完全一样的工艺方法。就是说一个企业要适应市场变化，在市场处于低潮的时候，你要适应，要能够渡过难关，在市场高潮到来之前，你要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有所发展。这件事就说明中国从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很多规律，是要去摸索、去掌握的。世界上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学习。不能认为别人不行，我自己什么都行，不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的东西你要借鉴，就要在借鉴的情况下有所提高。中集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为什么在深圳的企业、在蛇口的企业能出这么多世界500强？为什么类似深圳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比较少？当然跟外部环境、工业基础都有关系。蛇口工业区当时外部环境比较好，中集能从300多人裁员80%，变成59人，跟蛇口工业区的外部环境有关。蛇口工业区的劳动服务公司所有人都接受。现在企业要这么裁员是不允许的，公司都要自己包起来的。企业办不下去了，政府为什么不能接收裁员下来的人呢？蛇口工业区的外部环境好，跟袁庚有非常大的关系。我想说明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工业已经起飞了，但是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还有很多的潜力，这是很重要的。下一步中国真正要强大，咱们共产党要强大，这是需要很多关键因素共同促成的。

　　　五、致力科技：从“孵化企业”到“培养人才”

　　深圳市战略提出的“四个立市”，一个是港口立市，就是招商局的蛇口港和招商局控股的南山开发公司的赤湾港。1987年后我调到香港工作，1991年又调回蛇口来，担任招商港务的总经理，后来在工业区当副总经理、总经理，当了招商港务的董事长。因此，我参加了港口很多的活动。再一个是金融立市。跟深圳市有关的银行就是深圳发展银行，招商局系统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广发银行在深圳有一点。南洋商业银行这种外资银行是招商把它引进来了，在蛇口工业区。这里的经验是，不能光提口号，提出口号后项目要跟进。大批参谋人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给领导提有前瞻性的建议，这对国家的意义很大，而不管这个领导喜欢不喜欢，你会不会因为提了这个报告可能得不到升迁。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跟学生讲，要求清华的学生心里要想着国家的利益、公司的利益、长远的利益。陈云讲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最起码的。深圳为什么这么多世界500强企业？蛇口工业区为什么比较好？除了袁庚带头，以身作则以外，就是一条，基本上都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有的时候要牺牲一些当前利益，但是为了你的长远利益。如果你什么都只顾当前利益，那就做不成事了。集装箱行业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劝我们改行做白色家电行业。招商局本身就是在境外的，我们就进口元器件在这里做冰箱、电视机，不用销到内地去的，在特区内销售就够你赚钱了。我们认为，我们的设备、我们的工人，特长不在这上面，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是说人家做这个不好。当时政策也允许，我们是可以做的。还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就是服装厂嘛，缝纫机摆摆，怎么样都可以赚钱的。我们也说不做。就是说，中国工业要强大，你必须要多看个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再有一个最突出的是科技立市。这方面深圳市确实做得比较好。蛇口工业区由于地方比较小，科技立市主要是深圳市弄起来的。科技立市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领导有远见。深南路上现在深圳科技园的地方，原来是一片空地，因为招商引资不成功，空了一大片地，用两块大广告牌挡住。那时候深圳市领导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请进来了，把现在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简称“清华研究院”）引进来了，在那里建科技园区。科技园等于是一个孵化器，当时甚至给了很多政策。深圳市跟清华合资成立理事会，理事长由深圳市的领导担任。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做法，清华大学来了，北京大学来了，后来又兴建虚拟大学园区，又把香港的很多的大学引来了。表面上政府掏了钱，实际上引进了很多人才，包括海归人才。

　　我后来负责招商科技集团，在蛇口工业区创办了一个高起点的孵化基地。我们当时帮助孵化了很多企业。我们投资过一家企业，叫安凯，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在美国做多媒体芯片，当时是广东省把他招回来的。招来以后他在广州那边也挺不错，但是他一定要把一部分拿到深圳来。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建了这种科技园，相当于孵化器或者加速器。他们有很多的芯片设计的工具软件。当时市面上类似的多媒体芯片设计工具软件大概有十几种。国外这些人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们推销这种工具软件的时候，卖给清华就很便宜，2万美金一套，但企业要买就20万美金或者十几万美金一套。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卖给清华2万美金那么便宜？因为这样学生就只会用这个软件，学生毕业以后到了单位，单位也就只能用这个软件嘛。清华孵化器利用清华这个渠道，把这个工具软件放在了清华研究院。他们就到这儿来租用多少小时，这个成本低得不得了，企业就运作起来了。所以引入了清华研究院，实际上是把大量海归引进来了。有清华、北大带头，有大量的研究院，有大量的孵化器或者是加速器，就避免了像蛇口工业区早期那样，进个工厂，周围的配套什么都没有。

　　还有金蝶软件，也是我们蛇口工业区孵化出来的。现在金蝶软件的一把手徐少春，当时他在金融系统，他想出来搞财务软件，但是没有钱，就找到我们，我们说可以。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投了45万人民币，美籍华人投了45万外汇人民币，一共90万。徐少春技术入股占10%，他是没拿钱的。当时我们给他一块儿非常大的实验场地——蛇口工业区的财务部。蛇口工业区财务部不再配计算机软硬件人员了，由徐少春的金碟公司负责依靠解决蛇口工业区财务的电脑化的工作任务及操作中碰到的关于软硬件的所有问题。他们的第一个财务软件就在我们这里做起来的。金蝶软件现在从财务软件发展到ERP软件，做得非常成功。财务软件企业在中国业内自称只有“两个半”公司，北有用友，南有金蝶，本来西部还有一个托普，算半个。现在只剩下金蝶和用友两家了。深圳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特别强调宏观决策的超前性。科技立市，这实际上是在深圳现在能够超过香港的原因，这种努力和超越实际上在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前就开始了。深圳战略第四个是文化立市。林功实教授从自动化转行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又当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他很早就来了深圳。在清华研究院，他是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他也是常务副院长，现在快80岁了，刚退休。这批人对推动深圳科技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最后是教管理的，带硕士生、博士生。现在在中国，学点管理或者叫作MBA的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学工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林功实教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清华培养的工科学生必须懂点经济，懂点管理，不能纯做技术。从2004年开始，林教授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了一个营销学的课。我是2004年被林功实教授拉到清华研究生院来的。那时候我还没退休，我是2008年退休的。当时我在深圳高教会上作了一个演讲，他就跟我聊起来，发现我们都是校友，又是电机系的，更亲一层。他当时是常务副院长，他说他讲这门课，要我帮他讲案例。我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十年一直在做投资，案例多得不得了，而且我的案例是最符合当今时代的。所以我就答应了。我讲案例的时候，给学生展示的课件完全是与书本上不相同的。很多学生要做论文的时候，需要我讲课的某些东西，跟我签下保密协议就可以了。我这个保密协议还请法律界的人看过。因为我由于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些商业机密，不能泄密。我很高兴学生能拿我的案例来研究，能再提出新的观点。反过来，对我来说，说不定我还可以把学生观点告诉这个企业。但是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要签保密协议的。后面林老师希望我再开一门“风险投资的策略与技巧”的课，讲从投资角度怎么看创业者的。后来林老师又把这两门课合并在一块，增加了一些内容，叫“高新技术企业创办与管理”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化的MBA课程。我们的这门课“高新技术企业创办与管理”两个学分，32学时，每次报名都爆满。我们这里学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不太适合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讨论以及学生能力的提高。但是后来我也想了一些办法。1996年我在哈佛待了三个半月，我自己要求的，招商局领导同意的，招商局发了工资，交了学费的。我就在哈佛管理学院学了三个半月，当时学的就是针对高层企业者的企业管理课程。我把那些东西都拷贝到我们在深圳的教学中来，就是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始我们用外面的最新的案例，这几年，创新创业国家提倡比较多，我们就让每个学生拿一个方案出来。100多人报名，我们分几个组，每个小组推荐两个。比如分6个组，每个小组推荐两个就是12个。12个里面第一次淘汰成6个作为创业组，另外6个作为投资组。我都讲过了，作为投资者应该怎么看的，你去反驳这个创业组。实际上他们把课堂的内容也训练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自告奋勇，你认为最后选了这6个，我的比他们的好，那么经教师同意，可以让他再进来。开始选的时候，学生投票的权重很大，我们教师的权重很少。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改100多人作业的。那时候我们也是偷懒，相信学生能弄出来的。但是越到后面，教师的权重越大，这个自告奋勇的人完全是靠教师评。我看看你真的能有个什么样子。这类的教育对深圳的科技进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研究院、研究生院，包括在深圳的很多的孵化器、加速器。科技立市深圳做不错，能做得不错跟早期领导的决策，跟早期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是1971年7月1号入党的，我的党龄很长。讲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对现在各个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我能在体制内帮助改革。我不希望站到体制外作为一个革命者，我要成为一个改革者。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为透彻。我们希望通过改革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

　　注：1、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考武力主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6）《通过改革，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顾立基口述访谈》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