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苏星同志不幸病逝，消息传来，感到格外悲痛，我们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大师。苏星同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的大师级学科带头人。像他这样在经济学领域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中功成名就、事情和机会很多的著名学者转而来研究费时费力的经济史，不能说没有，但是可以说寥若晨星，因此也使我格外敬佩。我曾经多次面聆教诲，为他的学识和为人所感动。下面就从四个方面谈谈向苏星同志学习的心得。

　　一、注重史料研究，厚积薄发

　　众所周知，经济史研究是一个研究周期长的学问，但是像苏星写《新中国经济史》这样四十年磨一剑的情况还是不多见，尤其是在当代。他在《积之四十年》中就写到了关于写作《新中国经济史》的准备工作：“写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很长。从积累资料、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专题写作到集中精力成书，大约花了40年的时间。”[1]“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立志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这些年我的研究工作都是为此作准备的。”

　　“资料积累，从1956年就开始了。”“专题写作，可以从1956年协助薛暮桥撰写《中国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算起。这本书的内容，写的实际上是国营经济产生和发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修改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主要是讲农业合作化的历史。1978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国城市住宅问题》，一本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两本书都涉及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后者，已具有新中国经济史的雏形。”[2]这种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成为我们今天经济史研究者的楷模。

　　苏星同志不仅厚积薄发，而且严格遵循历史学中秉笔直书的“史德”，他在《新中国经济史》前言中就说：“新中国经济史，是史书。史书必须尊重历史，通过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3]后来他在《积之四十年》中再次重申了这个原则，并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4]

　　苏星同志还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发掘和积累，包括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会议的记录。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险恶环境里，他仍然想方设法保存那些“文革”前收集到的资料。“这些资料一直保存在我手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机关带到“五七干校”，又从干校带回机关，终于保存下来了。”[5]他在改革开放前夕所写的《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史转折点——回顾一九五○年国家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斗争》（《经济研究》1978年第3期），既是1978年以来最早的一篇有影响的新中国经济史论文，也是充分运用史料的典范，对于推动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是我们研究室承担）长期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选编，他一直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并认为做经济史研究必须要走这一步。

　　二、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站在今天的高度俯视历史

　　苏星同志对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趣，起源于50年代前期由他引发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对于当时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讨论，他回忆说：“当时，我已经觉悟到，研究经济理论，不能这样走下去，应当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6]

　　苏星同志曾经对实际调查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肯定，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80年，我到安徽省调查‘包产到户’时，路过皖南的一个小镇，想找饭铺吃午饭，先到国营饭店，只剩下锅巴了；再到生产大队办的饭店，关门了；最后到一家个体小饭铺，馄饨刚开锅，一大群顾客在排队等候。这件事使我感触颇深。看来，不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不仅市场不能繁荣，公有经济也难以搞好。1985年4、5月间，我对放开猪肉、蔬菜购销以后的湖南、江西、福建三省作过调查。当时处境最困难的是国营商业。有些干部很担忧，认为‘放开一块阵地，就丢掉一块阵地’。我对他们说：这是从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旧体制转向多渠道经营的新体制所产生的暂时的困难，是一件好事。从此，国营商业面对多种经济成分的商业并存的市场，就只能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了。沿途我看到一种可喜的现象，竞争在逼着国营商业改进经营作风。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商业的竞争，决不会有今天国营商业的崭新面貌。”[7]

　　据苏星同志说，与他写经济史有关的调查研究是从1957年调查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和城市住宅开始。1962年，他调查北京市顺义县九王庄大队；1964年结合“四清”，调查北京市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二队和北京市第二机床厂；1969年在“五七”干校调查石家庄市北宋公社东营大队；1981年调查山东省国营企业改革；1986年，调查山西、陕西、河南的农村合作经济；1989年调查广州、东莞、中山、顺德和佛山的外向型经济；1990年调查北京市商业；1994年调查安徽省农村改革；1996年调查山东省济宁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他说：“这些调查，不仅使我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经济情况，也积累了历史经验。”[8]

　　另外，他对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认识深化，也是来自于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

　　三、不囿于成说，敢于创新

　　苏星同志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过程中，是在独立思考和厚积薄发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的，因此就形成了不少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点结论。

　　1、突破不少经济史学者就经济论经济的局限，例如他独自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史》的绪论就与一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同，不是从阐述全国解放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说起，而是论述了新中国诞生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苦历程；（2）光明中国与黑暗中国的决战；（3）新中国的蓝图三节。并认为这些都是学习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人不能不了解的，应该说苏星同志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近30年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而且随着经济学迅速成为显学和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对新中国经济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对于新中国产生以及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背景知道的人并不多，这就使得一些就经济论经济、就现象论现象、甚至有意回避历史整体的偏颇观点颇为流行，误导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偏离真实、偏离真理。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苏星同志在《新中国经济史》前言中特别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发展史。但经济不能脱离政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不断，往往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对有些政治运动不能不写，而且要写得详细些，一般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的，就尽量少写或不写了。”[9]

　　2、一般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论述，多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而苏星同志的专著则是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第一章。苏星同志的根据是：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必须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军队、干部自己动手，建立国营经济(当时也叫公营经济)。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的国有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有经济，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部门，并逐步成为一个体系。苏星同志认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战争的供给，而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财经干部。我国在全国解放以后，接收了许多大城市和数量巨大的官僚资本的银行、企业、矿山、交通、邮电，工作顺利，政策明确，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和根据地、解放区二十多年财经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通晓财经工作干部是分不开的。”我很赞同苏星同志的观点，也一直认为这是新中国经济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这么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新中国经济史》的框架结构方面，他也有所创新：“我没有按年代分期，出发点是为了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说得充分一点，透彻一点。”[10]

　　3、苏星同志从治史的角度，在研究中十分注意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的，他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前提下，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前后左右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演变过程。事实也是如此，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链条，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前后承递关系即使研究者受学识所限而没有看到，但事实上是存在的，是一个还没有认识到的空间或“黑洞”，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他的《新中国经济史》即体现出这一点。例如他中国经济体制的论述，就是追溯到50年代：“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结构，即所有制问题；一是运行机制，即计划和市场问题。在这两方面都进行了探索。”认为邓小平、陈云等积极参与的50～60年代的改革探索，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起步和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

　　又如对计划经济的评价，他也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是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而否定它。他提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过，要做历史分析。应当肯定，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确实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1982年，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确有很难克服的弊端。”[11]

　　他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演变的分析，也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论述的：“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往往会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过程中，如何保护农业生产不受损害，并使之获得增长；二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如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使广大农民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第二个问题，几经反复，也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这就是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探索集体经济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五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陆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2]这篇论文不仅是较早运用经济史方法论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论文，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论文。

　　四、既勇于承担责任，又坚持原则

　　苏星同志的学术生涯，是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展开的。50多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人们的认识水平也经历了多次反复，经济学呈现出极为曲折的演进过程。因此，在不同时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和主流理论的浸润以及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就会提出一些事后看起来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和结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苏星同志从来不忌讳承认自己过去论著中的不足和失误，这可以从他关于农村经营体制认识的变化和勇于承认自己改革开放前的认识失误看出来，其实，那些失误主要不是他个人的责任，在这方面苏星同志表现出坦荡的胸襟和真正大家的风范。例如1977年4月修订出版的薛暮桥同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整个思想理论界还比较“左”，因此在修订时，就引用了一些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首次披露的批评刘少奇和邓子恢的内容，“把社会主义改造中急于求成的思想从肯定方面表述得更加突出了”。薛暮桥在回忆录里已经作了自我批评。但是苏星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专门写到：“其实薛暮桥同志并没有亲笔修改，他也没有时间去推敲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实事求是地说：责任全然在我。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尚未彻底解放，还处于‘左’的禁锢状态。”[1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星同志思想认识的变化，绝不是随波逐流，唯上唯书，而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例如当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后，苏星就说：“对我来说，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我是一个研究经济理论的，而且长期坚持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一结论，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弄清问题。”为此，苏星同志专门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心得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著作。但是，苏星同志与时俱进，接受新的理论和观点，又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14]例如他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他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私有化、内部人持股、资产流失的批评，都反映出他的无私无畏和坚持原则。当然，苏星同志也认识到他所坚持的理论和观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欢迎同行与他讨论，这个学风是他从50年代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就一以贯之的。

　　苏星同志不仅学术成果丰硕，而且长期工作于教学第一线，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孙尚清、桂世庸、于祖尧、卫兴华等，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是他总是很低调，从来不以此炫耀。每次开会见面，他都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充分展示出忠厚的长者之风，另我非常敬佩。总之，苏星同志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前辈和大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树起了一面做人和做学问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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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92页，99页，人民出版社，2007。

　　[2]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92页，98～99页，人民出版社，2007。

　　[3]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4]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112页，人民出版社，2007。

　　[5]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93页，人民出版社，2007。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第61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7]苏星：《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8]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98页，人民出版社，2007。

　　[9]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0]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112页，人民出版社，2007。

　　[11]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90页，人民出版社，2007。

　　[12]苏星：《责任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经济研究》1982年第11期。

　　[13]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07。

　　[14]参见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175页，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