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为中央起草文件，为领导人起草讲话、文稿，是他的职责所在。胡乔木生前从不张扬。关于协助邓小平起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即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一事，本来用不着特别加以说明。但首先是跑出去的阮铭在海外又是讲演又是出书，歪曲事实，造谣诬蔑；尔后重要当事人于光远同志谈论此事，又完全漠视胡乔木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于１９９８年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文章，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与此直接相关的胡乔木笔记手迹，以说明真相，澄清事实，明辨是非。对我们提出的证据，当时没有人表示异议（包括在那段时间里同我们朝夕相处的郑惠同志在内），未见有人反驳。
　　不想过了五年，否定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作用之声又起。先是有人在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３年７月号、８月号、９月号上发表“郑惠谈胡乔木”的访谈录。《湖南文史》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期重载。大字标题将郑惠原任职务说成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以事招摇。这篇访谈录中有很多贬损胡乔木的不实之词。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起草问题，访谈录记被访人说：“从交提纲到写成，都没有乔木参加”；还说什么：“邓小平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并斩钉截铁地断言：邓小平这个讲话的起草“根本没有他（乔木）。”“那个讲话的确不是他写的。”对我们先前提出充分证据的文章，空洞地根本否定，说什么“有人在《北京青年报》搞了一大版，说明胡乔木如何起草邓小平讲话，为乔木造声势。”但没有作出任何反驳，也没有提供那怕是一点点反证。

　　到了今年（２００８年）初，否定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之声再起。这回是于光远同志亲自出马。他在《财经》杂志上发表回忆文章《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以当事人的身份，又一次强调，胡乔木“与起草这个讲话稿并没有直接关系”，邓小平为起草讲话稿进行的“这几次谈话中我没有见过胡乔木”，也就是说，邓小平为起草和修改这个讲话稿进行的谈话，胡乔木都没有参加，或者说，邓小平没有找胡乔木参加。于老先生的依据不仅是他的回忆，还有他当时的原始记录。

　　关于邓小平这篇“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无论对胡乔木生平、业绩和人格，还是对党和国家的历史，都不是一件小事。于老先生作为重要当事人，他的回忆和记录应该重视。但遗憾的事，他一再重复的否定胡乔木参与起草讲话并直接修改讲话稿的说法，经不起实际的检验。现存的历史档案和其他当事人、知情人的可靠回忆，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这些原始过程稿均保存完好。现就我们依据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进行研究的结果，不避重复，将邓小平这篇讲话稿的起草始末叙述于下，以澄清某些人制造的混乱，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胡乔木按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写出初稿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下旬，胡乔木为修改他那篇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所做的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长篇发言，以应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之需，到天津、上海调研。在天津时，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要他到上海调研后，务必在１０月２９日返回北京。因为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将于２９日回国，[1]要同胡乔木谈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１０月底，胡乔木即应约到邓小平家里谈了一次。

　　关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邓小平亲自确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正处在揭批查“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高潮中，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邓小平９月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７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讲话，针对华国锋“抓纲治国”要搞好几年的方针，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提出：要及时结束运动，转入正常工作。[2]１０月３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的修改问题，谈话中重申了这个意见。[3]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了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亲自加写了一段话，强调“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4]１０月１１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工会九大致词，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5]

　　重点转移，在当时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战略。邓小平要求先按这个主题和思路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１１月５日即要启程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访问，预定十天。等他访问回来，再详谈讲话稿事。

　　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带领人搞讲话稿。１１月８日稿成，送邓小平处。

　　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回到北京。看过稿子以后，于１６日上午把胡乔木找到家里，谈讲话稿的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三天修改，形成讲话初稿，让秘书抄清，发给邓小平阅改。[6]

　　１１月１９日完成的初稿是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和提出的要求起草，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写成。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初稿开宗明义，说明讲话的主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必须从明年一月起，及时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并指明“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转变”。

　　初稿从三个方面论述重点转移的历史意义：一、“这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革命”；二、重点转移“就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不断得到巩固和前进”；三、重点转移“将大大加强党和全国广大群众的联系，提高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威信”。

　　初稿进而论述“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提出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初稿写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现在全党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定要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提出：“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定要放下许多包袱，同时一定要开动机器”，“提倡和实行从实际出发”，“重新学习和讨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和实践结合，这样一些根本观点，恢复和发扬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重讲了三点：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得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一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来一个清理”。“最近时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把林彪时期的和‘四人帮’时期的冤假错案一起平反很有必要”。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有些冤案错案，也要实行有错必纠。”二、“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基本上是胜利完成了。”此外，还提出“农村地主富农后代问题”，主张“应该一律取消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无产阶级的长期政策”，“一定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是改革一系列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第四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否定，缩小了会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肯定。我们要严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一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还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这一部分沿用了１９７７年８月十一大继续采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说“四人帮”王、张、江、姚等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这并非新的“发明”，只是顺着历史的惯性、沿用党中央的提法而已。

　　上述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在起草之前邓同胡谈的，哪些是胡的阐述发挥，但同邓小平当时的言论对照来看，总的说来，是同邓小平的思路和观点相一致的。上述初稿中的不少提法以至语句，在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定稿本中依然采用，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阮铭在海外著书，说这篇初稿“不讲解放思想，不讲民主，不讲纠正冤假错案”，[7]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诬蔑。因为初稿中沿用了十一大说“四人帮”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郑惠认为邓小平“不高兴”，因此就“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明眼人洞若观火：这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测强加于邓小平，用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的办法给胡乔木抹黑。因为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谁都不会产生误解，以至会认为当时写上这么一句话，问题竟严重到如此地步。

　　二、邓小平亲拟提纲，讲话稿重新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陈云看到，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而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作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和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工作会议赞同陈云的意见，华国锋于１１月２５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决定。这样，不仅工作重点转移意见一致，而且“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及时提出，进行分析，作出回答，指明前进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日，邓小平为重新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正忙于修改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加快农业发展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8]以便让于光远了解意图，先行组织人着手起草。

　　谈话前，邓小平已经写就三页“讲话提纲”。除“对会议的评价”之外，列了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实行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七、新的问题。邓小平按提纲谈了他重新考虑过的在会上讲话的内容。谈话后，胡乔木即要于光远和林涧青先组织人起草。[9]

　　大约两天以后，按邓小平所写“讲话提纲”和１２月２日谈话起草了一份讲话稿。这是一份手写的抄清稿，用八开稿纸，共３０页，留下三个人的笔迹。稿子没有标题。[10]它的结构，与邓小平的“讲话提纲”相一致，七个问题加上“对会议评价”共八部分：一、对这次会议的评价；二、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四、讲讲向前看；五、克服官僚主义；六、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七、加强责任制；八、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采取新措施。

　　在这份手写的抄清稿上，胡乔木作了二十多处删、改，分别在第５、６、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１９、２０、２１、２７页上。可以看出，是在读稿子的时候随手做的校改。[11]

　　三、胡乔木手记邓小平谈话，讲话稿连夜重写

　　对重新起草的这份稿子，邓小平不满意。１２月５日，又找胡乔木谈话，讲他对讲话稿的意见。胡乔木带上组织起草这份稿子的于光远、林涧青一起前往。

　　胡乔木有个好习惯，总是亲手做记录。这次邓小平谈话，胡乔木在这份手写稿最后一页（第３０页）的背面作了记录。记录用蓝色圆珠笔，共２１行。字很小，很草。文字简约，很得要领。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思路的发展和思想的深化。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了总的意见：语言过多,砍掉一半。全文组织不贯串。[12]还说：不要过于锋利，不要论战语言。

　　这次谈话是上次谈话（１２月２日）的继续。对于讲话稿应该突出讲什么和怎么讲，几天来邓小平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

　　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他强调，否则，四化无望。同１２月２日一样，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在１２月５日的谈话中，他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从各方面对解放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着重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和危害。同两年来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锋芒所向是很鲜明的，批判也是很有力量的。记录上有这样两行：僵化，禁区，本本对实际　不敢想、说、做　随风倒／官僚制度束缚　真正管卡压　只能奉命行事　然后才是习惯势力。

　　邓小平估计到，改革障碍重重。新问题大量出现，如规章，用人标准。对怎样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考虑实现的手段方法。有些要得罪大批人。工人要减少，机构重迭要精简，必须早作思想工作。要研究党怎么领导。北大可以考虑实行系主任制。

　　民主是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同１２月２日相比，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把解放思想同民主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民主与法制。

　　邓小平说到，出气应允许，出气是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民主大字报也可少。要为敢想敢作创造条件，要建立民主制度，支持新生力量。思想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出了坏人不要怕。信任群众干部。

　　关于经济民主，邓小平提出，要实行经济民主，权力下放，要纠正党委随便干预。他说，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给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生产队长看到有一小块土地没有利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增加财富。

　　在民主与法制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党规党法。他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前成立固然必要，更主要建立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他认为，法律可以地区搞局部搞。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向前看。不要求［全］责备。允许继续改正。以前宽以后严。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经济工作，邓小平也谈了不少意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从下面搞起，权力下放，责任到人，有职有权有责；方针明确，方法妥当，要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强调，生产力发展，生产率提高。他还指出：不要总怪林彪、四人帮，拿他们作挡箭牌。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就１２月２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这个大政策，讲了不少具体设想。胡乔木的记录最后两行是一串数字：工人１００农民８千万１５０－２００各１／１０　城市　市镇　农村　卫星城市　１亿人口平均１００。单看记录无法说得清楚其内容，但可以意会是相当具体细致的设想。在后来的正式讲话稿中，这串数字形成这样一段文字：“要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使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达到一百元左右；农村有百分之十的公社，每人每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还说到，在全国“有大约八千万到一亿人口提高了购买力”将如何如何。邓小平最后谈到住房问题，说，新加坡月收入１５００新币有权买房产，５间房子，７０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１５％（欧美日１／３）。可见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开阔而具体。

　　按照１２月５日邓小平对讲话稿新的构思和对许多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提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重写，并把写成的稿子立即铅印出来。铅印稿加上了一个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稿）”。主题进一步明确：“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整个讲话的结构也按邓小平的意思确定下来。全文分四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稿子的内容，按邓小平当天的谈话的观点甚至语言重新写过，对涉及的重要问题一一作了深刻、明快的剖析和论述，与后来的定稿本已经差别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