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83年始，被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1986年始，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年—2003年)，香港学术评审局学术评议专家，《历史教学》杂志副总编，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河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大学兼职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特别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还应聘为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和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魏宏运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工具书和资料书主要有《孙中山年谱》、《中国现代史稿》(上、下)、《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调查与研究》、《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4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册)、《中华民国纪事本末》(7册)等十几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主讲中国现代史研究方法论、抗日战争史专题研究等十几门课程。他为中国现代史的学科建设，深化中国现代史当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开拓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求学、求真之路

　　魏宏运教授，1925年2月10日（阴历正月十八）出生于陕西长安魏寨镇李窑村一户贫寒的农家。少年时代，在清贫、动荡的环境中，读过两年私塾，上过乡村小学。

　　1939 年，考入位于西安郊外三十多里兴国寺的兴国中学。在进步教师李敷仁、武伯伦、姜自修、曹冰泉等的影响和引导下，阅读过中外文学名著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哲史类书籍，接触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以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著作和《全民抗战》、《群众》等刊物。

　　1946 年, 魏宏运先生慕名考入了著名史学家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专攻历史专业。辅仁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生活费的压力很大。魏宏运先生不得不一面努力读书，一面参加街头募捐活动，到青年会办的夜校去兼课，以维持生计。其时，国民党统治区危机四伏，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魏宏运先生还秘密参加了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工作，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辅仁的两年生活，紧张而充实，是魏宏运先生人生旅程中的一大转折点。

　　由于经济原因，1948 年暑假，魏宏运先生通过考试，顺利转入声望很高的国立南开大学二年级继续学习，1951 年完成学业。在南开学习期间，魏宏运先生还负责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天津支部的工作，为天津的解放做出过贡献。南开毕业后，留校任教, 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开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二、不断开拓和深化中国现代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研究

　　魏宏运先生步入史坛的第一篇文章是《民族英雄一一史可法》，该文发表于1952 年《历史教学》，即引起学界注目，受到著名明清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的激赏。1956 年，教育部颁发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其中有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魏宏运先生被郑天挺主任指定担任这门课的教学任务。新中国建立初期, 史学界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认为研究现代史不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越古越有学问，很多人都热衷于研究古代史。尽管如此，魏宏运先生还是服从了安排，放弃了南明史的研究，从此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当时，史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中国现代史研究还是一块学术荒漠。在郑天挺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魏宏运先生一面搜集资料，认真备课，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后又陆续开设五四运动史、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等专题讲座；一面结合教学，选择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进行深入研究。在五十多年的教学研究中，魏宏运先生对中国现代史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武汉国民政府、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农村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着力尤多，成就尤大，最具开拓意义，其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

　　1、较早地开展对孙中山的深入研究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孙中山成为魏宏运先生选择进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突破口。1953年，魏宏运先生在《历史教学》第3期上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对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成为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处女作和孙中山研究的第一篇论文。随后，他又发表了《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等论文，将孙中山研究进一步深化。

　　1979年，魏宏运先生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积累十多年的心血之作——《孙中山年谱》。这部年谱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孙中山的年谱，它侧重于孙中山思想形成与发展，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获得了史学界的赞许，迄今为止，仍被视为“资料真实、编排清晰、字简事丰”的精品。魏宏运先生因之被视为孙中山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2、开辟武汉国民政府研究的先河

　　武汉国民政府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权，受资料匮乏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魏宏运先生在1958年开设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和土地革命史等课程时，认识到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开始着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史进行系统研究。他多次专程赴北京、武汉等地搜集资料，查阅《民国日报》，从1958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1927年武汉之争的实质》、《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等十几篇论文，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运作、性质及其对国共合作的影响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评析。这些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被史学界赞誉为“开辟了武汉国民政府研究的先河”。在此期间，魏宏运先生还开展了对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等专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关帝国主义分化问题》、《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文革”期间，魏宏运先生有关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成果被诬为“替蒋介石树碑立传”，“是在配合蒋帮反攻大陆”，因此失去了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被迫接受“牛棚”的改造和“干校”的劳动，经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积累了十几年的珍贵历史资料也被毁于一旦。10年后，不白之冤才得以彻底澄清。

　　3、较早提出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周恩来总理是魏宏运先生敬佩的伟人之一，又是南开校友，因而也是他研究的重点。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红旗》杂志决定由南开大学写一些纪念文章，随后南开历史系酝酿成立周恩来总理研究室。魏宏运先生是这些工作的重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在对周恩来的研究中，魏宏运先生查阅了周恩来在“五四”时期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研读了周恩来撰写的《警厅拘留记》，以及和周恩来一同去欧洲留学的李福景的档案资料等，访问了很多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从《检厅日录》中，发现了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来在狱中向难友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于是相继发表了《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觉悟社的光辉》、《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等文，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魏宏运先生对周恩来的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南开大学成为全国研究周恩来的重要阵地，奠定了基础。

　　4、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就斐然

　　魏宏运先生认为，抗日战争的许多课题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改革开放也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开始着力于对抗日战争历史尤其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

　　魏宏运先生从收集基本的资料入手，曾与财政部等有关单位合作，对浩如烟海的抗日根据地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条分缕析，先后主编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4）（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部大型资料集。这两部近700万字的资料集，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经济文献资料汇编，它以“资料收集丰富，详实可靠，分类恰当”的特点，获得了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佳作奖，成为今天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必备书。

　　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同时，魏宏运先生选择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作为突破口，逐步拓展，对抗日战争史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研究，从1984年开始，先后发表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透视》、《“不抵抗主义”剖析》、《抗战初期中国人口大迁移》、《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等系列代表性论文，先后推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著作，其中《华北抗日根据地史》获得了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奖。

　　1984年8月和1991年8月，魏宏运先生在南开大学先后主办了两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加、荷、英、法、澳、日、韩等国的学者和国内学者汇集南开园，就中国抗日战争及抗日根据地时期的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魏宏运先生分别在两次会议上做的主题报告《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道路》、《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这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中国仅有的两次关于抗日根据地历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报刊先后给予报道。会后出版的两册论文集，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的体现”。

　　5、开拓华北区域史研究新领域

　　魏宏运先生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认识到现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农民支持的结果。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实态？农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问题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关键问题。从1986年起，魏宏运先生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与研究”，带领研究人员深入华北农村，调查访问，搜集资料，通过十年艰辛的努力，1996年编辑出版了《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一书。该书将八、九十年代的实地调查与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调查做了有意义的对比，资料翔实。1998年，该书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评比三等奖。

　　1990年开始，魏宏运先生还率诸同仁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等人组成的中日华北农村社会联合调查团，对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做的调查进行跟踪调查，其成果《农民说中国现代史》已由日本内山书店出版，《中国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日文版已由汲古书院出版，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世纪末，魏宏运先生又承担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工作，把华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结合这些课题，魏宏运先生指导一些学生集中力量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有关的博士、硕士论文，形成了对华北农村社会研究的系列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魏宏运先生在上述研究领域中的突出成就，多是开拓性的，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构筑、创新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五十多年来，魏宏运先生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不遗余力，先后主编了两部中国现代史教材，对中国现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学生急需中国现代史专门教材。为填补这一空白，1981年，魏宏运先生主持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该教材在内容、资料、叙述和观点上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内容充实，资料详尽，叙述清楚，语言生动，观点鲜明的特点，为学术界所公认，受到普遍欢迎，先后被一百多所大学的历史学科中国现代史专业作为本科基础课教材，行销数十万册，还销往美、前苏联、日、法等国。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教材配套书，这些书一直是国内中国现代史本科教学的基础用书。

　　进入新世纪，魏宏运先生又结合新形势的教学需要，于2002年主编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该书运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对1919～1949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了全面、科学、客观评述，在体例、论述和资料的运用上都有新的探索和创新：

　　一是创立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多元互动的中国现代史体系。传统的现代史著作基本上将一部中国现代史写成敌我斗争史，也就是图解成“两个过程”：即革命力量日益成长、壮大的过程和逐步战胜敌人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魏宏运先生不主张把历史简单化，他认为“事物的发展由多种因素促成。历史最终结果不能仅以某种因素说明，尽管这一因素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大”。[1]该书很好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旧框框，把历史的选择视为多元因素相互碰撞的结果，将中国现代史看作一个多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相互斗争、融合和人民慢慢选择的过程。该书特别注意对活跃于现代史上的各种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的研究，有利于读者理解在多种因素相互制约下的历史选择方向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