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巧妙地纳入了中国现代史体系。该书吸收了近二十年史学界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对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发展和工商业水平、农村经济和乡村社会、解放区民众的思想水准和日常生活、物价指数和波动趋势、灾荒和社会救济、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动向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评说，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面貌的各种思潮、流派、代表人物、书刊、出版业、戏剧、绘画、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多有精辟的论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个主旋律的前提下，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新儒学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三是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该书把抗日战争延安的励精图治和重庆的祸国政策融为一章，进行对比分析。在讲到中美、中苏关系时, 该书根据新材料, 明确提出：“美苏先在牺牲中国的利益基础上达成了对日作战的一致意见, 这是雅尔塔协定极不光彩的一面。”

　　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被认为“是一部有血有肉、回味无穷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学术性的中国现代史教材”，“具有较强的原创意义”。[2]

　　两部《中国现代史》是魏宏运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心血的结晶，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和思考。

　　四、求真致用，以史为鉴

　　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曾对魏宏运先生的学术风格作过“求真致用，以史为鉴”八个字的概括。这八个字，简明、中肯，既是魏宏运先生的为学态度，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

　　1、求真求实、实事求是

　　魏宏运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的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求真求实，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要用建立在充分占有可靠资料的基础上的学术成果说话。为此，他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几十年来，魏宏运先生养成了看旧报刊、逛书摊的习惯，北京的琉璃厂、旧东安市场和隆福寺，天津的天祥商场，都是他为寻觅书刊曾经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文献资料方面，魏宏运先生注重利用图书馆和档案馆，特别注意在报刊上发掘资料，将报刊作为自己研究中的良师益友和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窗口。在他的研究中, 报刊资料占有显著地位。他经常翻阅《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研究武汉革命政府时，他在天津看了《益世报》、《 Peking and Tientain Times 》, 在北京图书馆看了《新闻报》。沈雁冰主编的武汉政府机关报《民国日报》, 北方没有, 他就到武汉去找，后来在湖北省委党校图书馆找到了。为此，他在珞咖山武汉大学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每天从武大到省党校去看报。

　　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现代的外文资料很多，外国学者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也很多。为了全面地发拙和掌握资料，他强调，现代史研究工作者，至少要熟练掌握一门外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看不了外文资料, 就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他自己也养成了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英文的习惯，八十多岁了，仍坚持不懈。

　　魏宏运先生十分看重通过调查访问获取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对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对从事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工作来讲, 深入调查所得，是坐在图书馆和教室中无法得到的，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是现代史研究中的优势。现代史研究必须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校园, 到社会上做调查, 把读书和实际调查结合起来。他经常下农村，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他就到工厂、农村、矿井去体验生活, 指导学生编写村史、家史和厂史。他曾和学生, 到天津四郊调查义和团运动。那时当年参加义和团的一些农民还健在, 从他们的口述中获得了大量的史料。60 年代末, 他到天津市的张贵庄、塘沽等地调查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中的罪行, 访问了许多老人, 还见到当年参加“红灯照”的妇女。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到太行山区考察，沿着当年八路军开辟的路线图调查访问，足迹遍布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村镇，征集分散于华北各地的根据地资料。1996年，已年逾古稀的他，还承担起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太行山农村调查”的任务，远赴山西、河北山区进行实地勘察、走访，搜集资料。

　　收集、整理和鉴别资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化积累所必须的, 但对研究者个人来说，确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一些研究者往往不敢为之或不屑为之。魏宏运先生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史学工作者占有丰富的史料并能处理和运用好史料是最基本的要求。有更多的学人能引用自己发掘、整理的资料, 那就说明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成功的，应当为此而高兴。在资料上花时间是值得的。几十年来，他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进行了非常细致辛苦的工作, 着力最多，他编著《孙中山年谱》时，积累资料，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多年才完成。他和同行收集华北、太行山两大根据地的资料, 也历时整整十年。

　　魏宏运先生的文字朴素，叙述简明，论文大多为精悍的短文，多为资料爬梳性的，从细小处切入，探寻历史背后的深层领域，形成对历史本质的深刻分析。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他重实证、不空谈的史学思想。

　　2、关注现实，不断创新

　　魏宏运先生认为，现代史研究虽然是基础性的研究，不是应用性的研究，但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关注现实，必须将自己融入现实社会当中。要立足现实，选择研究课题。这样研究成果才会有价值，才会有它的生命力，创新才有可能。

　　从五六十年代对孙中山、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到八十年代前后开始的对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在魏宏运先生的全部学术活动中，都倾注着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其成果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显得新鲜，有生命力。

　　如“文革”期间，尚处在逆境中的魏宏运先生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到塘沽、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暴行，记录口述资料，撰写了《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一文，就是在苏联军队侵犯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为揭露沙俄的侵华暴行而作的。

　　1982年，为澄清一些人散布的辛亥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荒唐观点，他发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一文，观点鲜明而又说理透彻。

　　为拓展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始，他将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现代史研究中，调查研究华北地区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变化、人口与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变化等，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主持撰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内容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结构的演变、农作物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良、城镇商业和农村集市、北方宗族以及乡土文化等，使历史摆脱了空洞说教式的僵化模式，变得丰满起来。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给史学工作者开阔眼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宏运先生致力于建立和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他认为，做学问不能自我封闭，要让国外的学术界了解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要开阔眼界，善于接纳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80 年代初以来，魏宏运先生先后15 次出国讲学、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到过40 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授课、演讲。其中去美国 5 次, 去日本 4 次，去德国两次，去澳大利亚 3 次，还去过丹麦、英国、法国、韩国。他常将在国外讲学时所遇到的学术问题、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观感告诉学生, 说明哪些是新观念, 哪些是旧调重弹, 哪些是重新审视过去的论述, 哪些是挑战性问题及论争的焦点。

　　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中，魏宏运先生经常利用学术舞台，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回击一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改革开放初期，魏宏运先生第一次赴美国讲学，1984年2月在百灵恩外交委员会演讲，第二天，该地报纸说他在报告中称台湾为“国家”，他立即向报社提出抗议，第三天，报社更正了这一错误，表示了歉意。还有一次，魏宏运先生赴澳大利亚参加学术讨论会，一学者提交了一篇论文，文中出现指责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种植鸦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毒源”的文字，魏宏运先生看到后非常愤怒，回国后搜集资料，写出《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政策》一文，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才是鸦片泛滥的根源所在，并到国际会议上公开宣读。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不少右翼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美化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日本侵华历史，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魏宏运先生就用自己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用事实驳斥了日本右翼的谬论。他不仅撰写了《南京沦陷时期日军在宁沪之间的暴行》，对日本某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政要不断散布美化侵略谬论直接回击，还特邀主持正义的日本进步教授笠原十九司到南开大学演讲，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谎言。

　　3、一分为二，辩证分析

　　魏宏运先生认为，在现代史研究中，既不能轻率地敢作敢为, 标新立异，也不能退缩不前，随波逐流。对现代史研究, 既需要有勇气, 不畏困难, 也需要有谨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公正、客观的研究态度。因此，研究者要不断加强理论修养，多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等人的经典著作，掌握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断增强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领悟力。现代史离现实太近，现代史研究如果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缺乏冷静的思考，就会出现片面性。如他在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中，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华北区域史研究领域，又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以及国统区的社会状况，写作了《南京保卫战初探》（1999）、《台儿庄战役述论》（1998）等一批重要文章。这种对国共两党领导的两个战场的客观全面的分析，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魏宏运先生认为，现代史研究必须善于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现代史研究工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搞现代历史的人不能就现代史而现代史，要涉猎广一点，必须知中知外，知古知今。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就提出：学历史必须攻破外文与古代汉语两座“大山”。他引导学生读《史记》、《明史》等史书中的经典篇目；要求学生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和《毛泽东选集》, 学习这两部书的文笔功底，练好写作的基本功；为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 选择经典文章或实用文章, 共同讲读。他认为，史学的魅力不仅在于不断开拓新领域，还在于坚持不懈的深入研究。在知识面广博的基础上，研究的选题要专，选择的突破口要小，“小题大做”才能深入。他不主张大题小作，认为那样容易浮在表面，流于空泛。

　　他鼓励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认为对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才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真理越辩越明。现代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对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应当如何评价，如何剖析不抵抗主义，如何认识延安道路，如何看待日军侵华及汉奸政权等等, 他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同时也鼓励别人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鼓励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理直气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魏宏运先生已年逾八十，仍满腔热情地在指导着青年教师、博士生们进行研究工作，仍坚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仍保持着泡图书馆、翻旧报刊、做资料卡片的老习惯，仍在为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辛勤耕耘。

主要参考书目：

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南开史学家论丛·魏宏运卷·锲斋文录》，中华书局2002年。

魏宏运：《锲斋别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魏宏运自订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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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宏运：《锲斋别录》，第14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