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5月8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创辟路径，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顾先生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积极进行古史古籍的考辨，去伪存真，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观念。其主要内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古时期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这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比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至少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至少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以后，他又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新路，由此及彼，提出要打破非信史造成的“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等四个观念，并提出“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观。

　　顾先生的这一学说虽然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刘知几到崔述等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不再像他们那样是为某种经学理论而辨伪，因而第一次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了惊天动地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后来古史研究的进展。蔡元培先生称誉他的观点是“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1]郭沫若同志在1930年也高度评价“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的”。[2]胡绳同志在1957年曾著文指出：顾先生在“古史辨”名义下进行的工作“不应当被抹煞”，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层累”说对整理周秦两汉时代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1993年，他在纪念顾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又重申：“顾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3]

　　现在的考古挖掘表明，夏王朝之前也有类似国家那样的社会存在。但我们评价一个学术成就和一个历史事件一样，都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况即使夏王朝之前还有王朝，也不能断定尧、舜、禹和三皇、五帝、盘古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古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就是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层累”情况的确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有人考证就连上海龙华寺和龙华塔的历史，也是越早的记载越简单，建造年代越晚；越近的记载越详细，建造年代越早。历史科学的前提是史料的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今后考古学界有什么新的发现，都不可能磨灭“古史辨”学术思想对于历史研究的巨大价值。就是我们搞当代史研究的人，现在不是也要警惕和注意剥离史料中那些看起来很具体生动，但实际上却是出于想像的、附会的、甚至是编造的成分吗？

　　其次，顾先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用神话、戏剧、歌谣、故事、传说、宗教等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把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以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是顾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古史记载中本来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相互冲突，难以在考古学上得到直接的印证，而借用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他通过孟姜女等故事的演变，论证了古史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局部地方变为全国，由神话变为史事。他又通过民间歌谣论证了《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他和北大同人1925年对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是我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他于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除具有丰富的资料之外，还有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一些问题的理论探索，不只是一般的歌谣资料集，而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又主编《民俗周刊》，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由北方推进到了南方。尽管他的这些工作还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粗糙之处，但有谁能否定这些工作对于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创意义呢?

　　再次，顾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他创办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造就了“禹贡学派”，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

　　古代史料研究离不开古代地理研究，因此顾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对古代地理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是清末民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衰落到了极点。为扭转这种状况，顾先生除了自己撰写论文、进行深入探讨外，还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与学生共同研究《尚书·禹贡》。1934年，他进一步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通过学术团体的公开讨论，推进历史地理的研究。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顾先生又带领学会同人把研究重心由沿革地理转向边疆地理和民族演进史。为此，他们在《禹贡》半月刊上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号，其中的文章在学术水平上均属上乘，有不少还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问题或资料，至今仍是深入研究的必读之作。

　　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聚合了各方面的人才，取得了巨大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里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会员。现在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杂志不能只靠名人来支撑，不能以发表多少名人的文章来衡量其成绩，而要看它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出了多少名人。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

　　顾先生的以上三大学术贡献对于一个学者的一生来说，只要有其中一个贡献就已经很够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我认为不应当只是讲一讲他有过多少贡献，更重要的，是应当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贡献，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学术生涯给了人们哪些启示，为后人留下了哪些值得学习的精神。

　　我以为，顾先生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创立“古史辨学派”过程中的那种求真务实、不畏圣贤、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术风格上，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诚然，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尤其可贵的是，他早在1933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辨别古书、古史真伪的工作是为了从事唯物史观的人将来搜取材料时“更方便”，是以他的“下学”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而“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①正因为如此，胡绳同志说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为其基础”。[4]建国以后，顾先生的思想仍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有人回忆，他常说“在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上，自己还是个小学生”。愈是到晚年，他“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愈是如饥似渴”。他住在医院，桌上“除了一本本古文献外，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主义原著非常引人注目，拿起来仔细看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5]可是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他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

　　顾先生追求真理的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学术争论，尤其是对待自己的错误上面。他欢迎争鸣，一旦别人指出错误，自己也认识到了，便马上公开承认。例如，他曾经认为禹可能是一种爬行动物的人化，经人指出谬误后，立即放弃。他也曾提出对夏史的怀疑，但一旦听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便马上指出，其“说不定是夏代物”，并指出“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6]即使对于晚辈的质问，他也认真对待，虚心领教。例如，谭其骧先生在读他的研究生时，不同意他关于《尚书·尧典》里讲的十二州是西汉武帝时的制度，认为应当是东汉的制度。他听后要谭先生把意见写成文字，并在第二天回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说明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以后，他把两人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信件加上附说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班上的学生。到了２０世纪60年代，顾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看到一位青年学生关于《尚书·盘庚》制作年代的论文与他看法不一致后，马上请这位学生到北京长谈，要其写成与他辩论的文章，由他向杂志推荐发表，甚至找了几条有利于这位学生观点的证据。他这是什么精神呢?是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唯真理是从的精神。今年也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毛主席曾经说过：“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7]他还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8]从顾先生的一生观察，他对待真理的态度可以说同共产党人所提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顾先生第二个值得学习的，我以为是他的刻苦治学的精神。顾先生常常对人说，他做学问的“秘诀”就是一个“笨”字。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下笨功夫”的意思吧。单是为了搞清孟姜女故事的渊源和演变，他就写了10万字以上的卡片资料。而他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文章，有的不过几千字。1925年对妙峰山香会进行调查后，共得到29篇文章，人们公认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顾先生的文章。而他的方法主要就是沿途抄录各种香会的会贴，从中统计它们到底有多少组织，分布在哪些地方，会费如何募集，组织中有什么机构，香会有多大规模等等。他说过：“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学者的本分就像农夫和土工一样，“须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① “学问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②“我以为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决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③

　　正因为如此，顾先生很注意从别人的东西中吸取点滴营养。据他的女儿统计，他从1914年至1980年66年间，仅读书笔记就积累了约200册，400万言。他在对待自己的东西上更是一丝不苟，他说：“我不敢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敢欺骗别人。”④他曾用4年时间写成一部研究《尚书·大诰》的30余万字的书稿，于1962年底交出版社。事后，他仍不断推敲细节，常常夜不能寐，就在即将发排的前夕，突然把书稿要了回去，做认真的修改补充。就这样，送去又要回，约有三四次以上，有一次仅仅是为了修改一个地名。最后眼看就要付印了，可“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结果耽误了十来年才得以出版。

　　这样做学问苦不苦呢?当然是苦的。但在顾先生看来：“学者本是作苦工的人而不是享受的人，只要有问题发生，便是学者工作的区域……不应因其困难复杂而贪懒不干。”[9]学者“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利”[10]，相反须抱“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11]之心。而这些苦对于顾先生说来，又实在是一种乐事，因为他属于那种“乐学”的学者。你看他，读到一直想读而未读的书时“大快”，获得一件研究课题需要的佐证时感到“极度的快乐”，见到友人从海外找回他想要的资料时更有“说不尽的欣慰”。即使在学问上遭到别人批评责难，也使他感到“高兴”。他不愿吃老本，要一直不断地拿出新的科研成果，认为这才是“再幸福也不过了”。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现在总讲要培养学术上的大家，可如果不力倡顾先生这种“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我想大家是不会出来的。

　　顾先生第三个值得学习的，我以为是他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的不抱任何社会目的的学问?这是一个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顾先生虽然有时也说过他的某项研究只是“凭一时高兴，没什么用处”之类的话，但观其一生，中国古代学人“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在他身上表现得还是十分明显的。就拿他的三大学术贡献来说吧，哪一个不是响应时代、社会、国家、民族的召唤而选择一个学术问题做出来的呢?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那么自觉罢了。他的《古史辨》的发表，“层累”说的提出，无疑是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潮流下发生的行为。但这一行为对他来说并非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早在1914年，他就受章太炎先生揭露袁世凯因蓄意称帝、奖励复古思想而使孔教会声势日盛的演说的启发，向《劝学》杂志投稿，痛骂孔教会，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只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结果吓得杂志竟未敢刊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顾先生才可能想到要清算一下儒家所造出的古史系统，找出其中的破绽，从而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道统与价值观念。后来，他在谈到《古史辨》的产生时写道：《古史辨》“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①他这个看法很深刻，就是21世纪的今天，为被推翻的封建王朝和反动历史人物招魂、翻案的所谓学术文章和作品，不是仍然时隐时现没有绝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