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短文里，要全面论述郑振铎一生的学术成就是不大可能的，这里想多谈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成就，即使这样，我也只能“略论”而已。
　　记得周予同在1957年曾经这样论述郑振铎：“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
　　这里提到了文学和考古学。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就曾同时担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也就是说，新中国这样两个著名的研究所，他都是创建人。
　　作为著名史学家的周予同，还说到郑振铎的学术范围包括历史学，但现在却好像谁也不称郑振铎为史学家。这里，我想举出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7月1日，在北平成立过全国性的“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郑振铎就是11名筹备委员之一。1951年7月28日，该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就是由郑振铎在会上报告两年来的筹备工作的。在100多位史学家投票选举该学会第一届理事时，郑振铎的得票仅次于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均各获169票）、徐特立（获168票），为第五名（获167票）。

　 而周予同举出的这样三个主要的学术部门，正如他说的，其实也并不能完全“圈住”郑振铎。事实上，郑振铎在艺犬学、文献学、民俗学、编辑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和重大的建树。

　  当然，郑振铎这样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著作等身，例如，在文学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出版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短剑集》、《困学集》、《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探》、《龙与巨怪》等。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每一种都是当时遥遥领先的第一流专著，至今仍不失其高度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的还长久没有被同类著作所替代或超越。

　  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前他还编著有《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民族文话》、《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

　  他在文献学、民俗学、编辑学等方面的造诣，也是世人皆知的。如社会学，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主编了我国第一本社会学专刊《新社会》，发表过一系列专业文章。

　  说到五四运动，我觉得应该强调指出，郑振铎正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周恩来曾经这样评说过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这段话如果借来论述郑振铎，也非常全适郑振铎学术事业的发端，位正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中国的“五四”，在有些方面军很像恩格斯说的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郑振铎，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优秀代表。因此，他的博学和学术成就，从本质上说，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那些硕学大儒以及同时代的那些守旧的传统学者。

　  郑振铎曾这样论鲁迅：“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最勇敢的战士的精神一样。”其实，他自己也正是如此。他不仅是个大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最勇敢的战士”。因此，他才具有了像他所说的鲁迅那样的“最深刻的研究，最尖锐的观察”。

　  郑振铎正是以一个“五四”老战士的英姿迈入新中国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各项工作十分繁重，但仍然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术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第一任考古研究所所长，而且早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就被推举兼任全国文联研究部的负责人。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他又被推举兼任古典文学部部长。1955年6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6月，又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组组长。他除了组织、领导别人做研究外，自己也从事学术研究，而且更自觉地以科学的理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指导自己的学术工作。可惜的是，他在1958年就因公牺牲了但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近10年间，他仍然在学术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以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来说，早在1950年3月，他就发起组织古典文艺整理委员会，邀请好多学者参加。他自己亲自参加校勘、整理、标点《水浒全传》等，还写了学术性的序文。

　  又如，1950年11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文《接受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从文学遗产的角度对戏曲改革的方针作了重要阐述和发挥。而从1953年起，他即主编了大型丛书《古本戏曲丛刊》，生前为该丛刊一至四集都写了序。他写的《影印＜古本戏曲丛刊＞缘起》，就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创刊号上。

　  1957年，郑振铎受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委托（他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政协的文教组组长），主编内部刊物《政协会刊》，他在当年4月出版的第2期上发表了意义重大的论文《整理古书的提议》。文章指出“有很多重要的古书．我们还没有动手去整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点”。正是在他的一再倡议下，国务院于1958年2月正式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他也是负责人之一。而该规划小组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是1957年6月30日在他家里召开的。

　　  新中国最初10年间的古籍整理工作，郑振铎一直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例如，载诸史册的《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重大工程，就是由他最早提出来的。

　  在考古研究和文物、博物馆学方面，新中国最初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重要法规、文件，均是郑振铎参与制定的。新中国最初的一些重大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都是他指挥的，例如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勘察，都由他亲自写了总结性的论文。

　  在郑振铎的领导下，1952年至1955年，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聘请第一流专家系统地进行课堂教学和指导田野实践，他也亲自讲话和上课。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训练人员成为全国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被盛誉为中国考古界的“黄埔四期”。另外，他还组织过几届古建筑保护工作培训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他写的考古研究和文物、博物馆学论文，可见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和《郑振铎文博文集》。

　  顺便提一下，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也是1950年代初由郑振铎主持的工作小组制定的。徐特立、王冶秋、于光远、王重民、向达、吕叔湘等人都被他邀请来参加讨论。

　  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学术著作，除了整理修订的旧著以外，还写了一些新著。如《伟大的艺术传统》及其《图录》，他自己评价为“实为解放后伟大的创举”。他还写了一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更是开创性的专著。他还编了《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楚辞图》、《宋人画册》、《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中国古代绘画选集》、《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等。

　　  纵观郑振铎一生的学术活动，我觉得有三大特点：一是知识特别广博，气魄特别雄伟；二

是勇于创新，又极为扎实；三是在政治上一贯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近10年，时间很短，工作又太忙，其实郑振铎在个人的学术研究方面是有极大的雄心的，曾经有过很多研究撰著的计划。195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及：“我有一个理想：应该有像司马光那样的以‘书局自随’的制度，才能有《通鉴》写出来。今天是需要多少部像司马光那样的大著作出版！”他的这个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他的贾志以段，是我国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的老友胡愈之曾说，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作家端木蕻良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学者周汝昌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

　  然而，今天有些人不恰当地强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口号，鼓吹谁背离政治越远谁的学术就越伟大。郑振铎其实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就是因为他一贯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现在有的人就很瞧不起他。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子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认为用在郑振铎身上，也是正确的。我一直感到，像郑振铎这样在我国文化史上起过非同寻常作用的“伟大学人”，到现在仍然受冷落。试想，现在那么多作家、学者都成立了研究会，可是就是没有一个郑振铎研究会，即为一个明显的例子。郭沫若曾有悼郑振铎诗曰“天原无眼漫兴嗟”，我期待这种现状尽快得到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