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

华罗庚回国30年后说过一段话：自从踏上新中国的大地之后，“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

华罗庚曾工作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曾奉命组建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是中国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倡导万隆精神的亚洲国家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成员。还不断地随团出国访问。如1953年3月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访问，其后还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l954年代表中国到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天又同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飞往印度新德里，出席了“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在纷繁的社会活动之余，他抓紧一切时间钻研数学，思考怎样发展中国的数学。华罗庚从不放过一点空隙时间思考问题，他连在上班的途中坐在汽车上也要想几个问题，平时工作之余或是讲课、开会之前的十几分钟也不白白浪费掉，而是边读边做笔记。

1957年，华罗庚又出版了60多万字的《数论导引》。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著名数学家马勒在美国《数学评论》上撰文评价道：“这是一本有价值与重要的数论教科书。”

1959年，华罗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一书。这是华罗庚应《德国数学百科全书》丛书编委会邀请而撰写的。该书受到很好的评价，成为一本经常受到同行征引的重要文献。王元与吴方将该书由德文译成了中文，于1963年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l964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

1956年1月31日，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的领导下，召开了制订l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华罗庚始终情绪饱满地参加了“规划”的制订工作。他和严济慈在《规划》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绝对不能放松理论科学的研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规划”增加了56项“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的项目，其中包括数学、力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与地学的研究项目与相应措施。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包括华罗庚在内的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毛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华罗庚深受鼓舞，对这个规划充满了信心，也为实现规划中关于全面发展数学的计划充满了希望。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例如对于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是很重要的泛函分析，以及概率论和统计学等都得到了发展，中国和国际上数学的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

规划制定出来以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议，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列为国家急需的紧张项目，立即筹建起专门的研究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大干快上。这五大项目被称为“五朵金花”。从此以后，我国的计算科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让数学为国计民生服务

华罗庚在坚持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探索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

1959年4月19日华罗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学与应用》一文。文章说：

数学的重要是因为它的应用广，是因为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重大作用，并且在处理社会现象方面也是不可少的而且有十分宽广的发展前途的。同瞰也因为它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理论性。

那么，如何解决数学的应用问题呢?华罗庚提出两个字，一个是“网”字，一个是“纲”字。

何谓“网”?何谓“纲”?华罗庚认为“网”是应用，“纲”是理论。因此他提出：有纲无网，清清凉凉，有网无纲，四处奔忙。提高普及，保证质量，理论实际，要纲要网。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北京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华罗庚了解到生产管理中制订施工方案的方法CPM(“关键道路法”)与PERT(“计划评估技术”)，并了解到由于用了这些方法曾使“北极星导弹”的研制时间大大地缩短了。这些方法虽然很简单，却很有用处。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透彻地分析并简化了这些方法，结合毛主席“统筹兼顾”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起名叫“统筹方法”，简称“统筹法”。

几乎在同一时间，华罗庚看到了威尔德的著作《优选法》，其中克弗尔的“斐波那契方法”与“黄金分割方法”是用来合理地安排实验，以求出最佳“工艺”的方法，即如何用最少次数的实验以得到“最佳”的工艺。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而且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华罗庚见到这本书后，心情非常兴奋。从此，华罗庚及其助手——科技大学的陈德泉、计雷和后来的李之杰等，一起南征北战，开始了推广和普及“双法”的历程。经过多年摸索，华罗庚已看到“双法”可能在国民经济部门中普及使用，从而使生产工艺与管理水平得到改善，产量与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华罗庚带领学生到北京电子管厂去实践，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各级推广统筹法、优选法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这时，有人出来吹冷风。华罗庚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信中说，他读了毛泽东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诗的开头两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体会旧社会就是白骨成堆的地方，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白骨精的影响是有的，但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像毛主席诗中指出的“僧是愚氓犹可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最后，他附上了自己写的一首词《西江月》，以表示决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词曰：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旧深埋。

妖兴易受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

1964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复信：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的来信，使华罗庚多日来郁积在心头的彷徨、苦闷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