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钱锺书先生学问的博洽渊深，是从西北大学刘持生教授口里。那时，刘老师给我们讲屈原《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一句，考证“摄提格”，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文学史课时。他是当时我们中文系大家公认的博闻强记的老师，但他说，他的学问比起钱锺书教授来，简直不足挂齿。钱先生通好几国文字，能读、能说、能写作；读书极快，而且过目成诵。28岁就留学英、法回国，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刘老师是钱先生的崇拜者，用今天通行的词语来形容，就是“粉丝”。我们崇拜刘老师，被我们崇拜的刘老师崇拜的人，当然更会让我们崇拜。

　　我是在文研班毕业后，由何其芳、唐弢两位师长留到文学所工作的，报到时间是1963年的10月底。

　　我到文学所不久，便根据其芳所长的安排去山东黄县参加劳动锻炼，接着又先是在山东海阳，后是在江西丰城参加过两期社教，等回到文学所，文革的浩劫便开始了。何其芳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钱锺书先生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始了厄运。

　　钱先生是最早随文学所到五七干校的。我们先到罗山县原先一个劳改农场的地方住下来，种完麦子，已是冬天了。钱先生属于老弱一类，不能干重力气活，于是分配他和吴晓铃先生负责烧锅炉，负责供应大家喝的开水。锅炉摆在当院，北风一吹，水很难烧开。烧水的活儿虽是不重，但没完没了，熬人。文学所百十口人，再加上家属，都要喝水。还有人不自觉，偷偷接了水洗洗涮涮，这就更增加了钱、吴两位老先生的苦累。虽说两人可以轮换着干，但用完一锅又一锅，一天下来着实累得够呛。到锅炉打水的人，总见钱先生无奈地阴沉着脸，鼻翼两侧常见因填煤捅炉子留下的黑晕，一副周仓相。只比周仓多了眼镜。有人说怪话：“所有打水的人，都是钱先生的敌人！”敌人倒也未必，但钱先生也确实高兴不起来。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是见钱先生在添满水，加足煤以后，利用水未烧开的这个空间读书。那都是外文原文的辞典之类，比砖头还厚。我当时想，这才真叫“手不释卷”。在平静的日常环境下，做到手不释卷，已属不易，而在这种厄运中，仍能坚持手不释卷，则尤其难。每当这种时候，都让我肃然起敬。

　　学部大队人马陆续下来了。干校的地址最终选定在息县的东岳集西北。文学所编为第五连，从罗山迁到东岳集。钱锺书先生负责收发，每天到校部所在的“威虎山”，把报纸、文件取回来，把连里的信件送出去。这个活儿，比起在罗山的烧锅炉来，轻省多了，钱先生的脸上一扫罗山那个冬天的无奈与阴沉，有时也会泛出些许笑意。这个阶段，钱先生的夫人杨绛也从其所在的外文所下来了，杨先生常到钱先生的收发室来。杨先生后来写的著名散文《干校六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写照。不过，我还是常看到钱先生抱着那本比砖头还要厚的辞典，攻读不辍。

　　1971年，学部五七干校离开息县东岳集，搬到信阳附近明港的一座军营里。钱先生和我们一起，住在一栋阔大的营房里。他的铺位在离房门不远的紧靠东南角上。那是“9·13”事件以后，时令已届初冬。钱先生的哮喘病犯了，常常喘得似乎透不过气来。明港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好那么拖着，迁延着。房子大，冬天冷，钱先生的床上经常挂着蚊帐，好像这样会稍许暖和些似的，至少精神上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有一天学习中央关于林彪集团材料的文件，其中有黄永胜引用唐代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大家都不十分清楚“祖龙”的典故，问吴晓铃教授。吴晓铃想了半天说：“可能是指秦始皇吧……”不十分确定。这时，只听见东南角床帐里传出钱先生因哮喘而稍显沙哑然而苍劲的声音：“这个典故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即秦始皇东巡返程死于沙丘宫那一年。有使者从函谷关以东回来，路经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玉璧挡住使者说，你把这个送给滈池君。接着又说：‘今年祖龙死’。祖，始也，龙指人君，祖龙即指秦始皇。”这些话是钱先生边喘边说的，说完，又很厉害地喘起来。我后来查了《秦始皇本纪》的原文，确如钱先生所说。这就让你不能不佩服他超强的记忆力。因为到明港军营，只要有空他仍读那本砖头样的外文辞典，手头并无《史记》一类的中国古代典籍。

　　从干校回京后，钱先生老两口暂时栖息在办公室里。我们同住七号楼，我和樊骏仍住楼上原先的一间办公室里，住宿兼办公。钱先生住在楼下最西头的一间与我和樊骏的集体宿舍同样大小的屋子里。

　　那是1976年的年末，我刚从陕西老家为父亲奔丧回来。我们家在农村，弟妹多，本来生活就拮据，“文革”中又遇上灾劫，加上父亲的病故，就更困难了。有一天我外出散步回来，在学部大院靠长安街一侧墙外的人行道上，正好碰见一同出来散步的杨绛和钱锺书先生。他们总是这样出入相随，形影不离。我向他们二老打招呼问好。他们叫住我。

　　钱先生说：“听说你父亲刚去世，你困难不困难？”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62元，又刚办完父亲的丧事，当然困难。但我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不留意看不出来地点了点头，表示了默认。我以为这只是他们表示长辈对后学的一点关心，以为问问而已，心里很是感激。谁知接着，杨绛先生也非常亲切地说：“钱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你很困难，家里又出了事，我们想帮帮你……”钱先生接着说：“我们比你宽裕，那些钱不用也就在那里放着。”原来两位老人是要把钱给我，帮我纾解眼下的经济困窘。

　　我眼圈一热，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我想，眼前的这位老人比我的父亲还年长一岁。这些年他和他的家人，都遇到了巨大的灾难。他们的爱婿含冤而死，女儿寡居，他们早已年逾花甲，却至今连一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我正年轻力壮，即便有困难，也不能用老人的钱。便说：“谢谢二老的关心。真的拉不开栓了，我会找你们借的。”

　　我赶快逃跑似地告别离开，一扭过头，眼泪便再也忍不住了，哗哗往下直淌。我虽然婉谢了他们二老的赠予，却终生铭记并感激他们对作为后辈的我的一片关爱深情。

　　今年的11月，是钱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又想到那本砖头厚的外文辞典了。谨以此文致祭于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