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中，大卫·格拉尼克（David Granick）似乎是第一个分析这种多元产权结构的学者。格拉尼克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由多个主体控制的机构，这些主体通过过去在国有企业中的投资或者和个别国有企业的传统关系获得产权。他引用了1966年的口号——“谁建立并管理了企业，谁就有使用产出的权利”。这句口号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产权结构关系的高度概括，即控制权不是源于所有权，而是决定所有权。换句话说，事实上的产权安排和通常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管理权源自所有权”的学说背道而驰。

　　扎根于中国国情，厉教授的分析表明，关于国有制的传统学说在东、西方都过于狭隘。尽管私人投资者拥有企业的主张十分重要，但这并非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前提。随着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进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多样所有制和管理模式也可以随之产生和发展。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个特殊的贡献而出名，中国人一般喜欢给他起一个外号。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厉教授现在以“厉股份”的外号而闻名全国。

　　厉教授在比较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见《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1993年）。厉教授将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结合起来，对非均衡理论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论点。正如《论两种类型的非均衡经济和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988年）和《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1993年）所展示的那样，根据经济体中绝大部分公司是否具有充分活力，厉教授将经济的非均衡区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的非均衡和现存的非均衡理论相对应，主要特点是由于市场摩擦、价格和工资刚性以及需求或者供给约束而产生的需求过剩或供给过剩。第二类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不仅包括不完善的市场，还包括受不同形式的政府控制或干预的企业。厉教授指出，在中国的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基本上都属于第二种形式。为了使得第二种形式的非均衡状态转变成为第一种形式，首要工作是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培育具有充分活力的、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这个思路为他的著名论断——“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

　　除了为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建立第二个分析性基础，厉教授对非均衡状态下中国经济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在第二种非均衡状态下谋求并保持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讨论了在经济改革、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问题，以及为当时实际政策困境寻求方案的紧迫性和建议，其中心指导思想是：改革与转型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服务于社会普通公民的福祉。 

　　为了解决当下的政策困境，厉教授吸收了传统中医“辩证施治和四诊合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人体不同的解剖和生理构造之间的有机和普遍联系，并检验社会、自然环境对阴阳内在关系的影响。厉教授对每个政策的“治疗结果”和“副作用”、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都予以关注。举例而言，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在1980年6月发表的，彼时城市的高失业率正是政策议程中的最重要议题。通过对高失业率的历史性和结构性根源的综合全面分析，厉教授主张在中短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业，以充分利用中国低端劳动力资源富裕的比较优势。然而从长期看来，中国需要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业，并且提升人力资本密集型出口，以期将持续的人口压力转变为新兴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因此，要使得中国在下个二十到三十年中不再承受高失业率之苦，要使得中国为必将到来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时代作好准备，提高教育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具有战略重要性。很明显，这个远见在当下仍然有效。

　　这本《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的出版丰富了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英文文献。尽管这部文集中的所有文章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对西方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缜密视角。非常荣幸我得以为这部优秀的文集书写序言并将它推荐给学者、政策制定者、商业人士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那些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和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兴趣的人们。

　　（本文为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的英文序言。作者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金融管理系系主任、教授。本文引证的厉以宁文章均为此书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