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到来之际，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蒙古族党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乌兰夫同志给我讲的，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北京蒙藏学校我党第一个蒙古族支部。

　　那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时期。全国革命的大潮正迅速地从南向北发展，但在北洋军阀政权控制下的北方，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还依然严酷。那时，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有一所北洋政府办的蒙藏专科学校，平日俗称其为蒙藏学校。这个学校，1923年秋季，一次招来了40多名蒙古族青年，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土默特人。土默特，本来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个部族的名称，后来这个部族的大部分定居在大青山南北，即现今的呼和浩特周围，于是后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土默特了，在行政建制上它叫土默特旗。这里虽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又有一条京（北京）包（头）铁路贯通，消息并不闭塞。当时，不仅“五四”新思想已在这里的青年中有很大影响，而且正在酝酿中的大革命的气息也波及到了这里。这批新进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读书时就闹过学潮，参加过“五四”一周年纪念活动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斗争。到北京后，他们很快受到这里浓厚的政治气氛的感染，对不合理的事更加敢闯敢斗。他们入蒙藏学校后开课不久，就遇上了为反对丈量土地进京请愿的土默特旗农民代表，他们主动进入了请愿行列，为家乡农民代表出谋划策，鼓劲助威；后来又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取消蒙藏学校学生的官费待遇，他们闹起了要求恢复学生官费的学潮。这批来自草地的蒙古族青年，虽然衣着一般，但却生气勃勃，很富有斗争精神，让他们把北洋政府专司蒙藏事务的机构——蒙藏院及受其指使的蒙藏学校当局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这种“不羁”行为，很快被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发现，并给予了特别关注。

　　1923年秋后，北方党组织就派邓中夏、赵世炎等著名的我党早期活动家去同这批蒙古族青年接触，后来李大钊同志还亲自到蒙藏学校了解这批蒙古族青年的情况，和他们谈心，对他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1923年冬，为他们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从理论上提高他们的觉悟，为在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中建立党、团组织作思想准备。是年底，这批蒙古族青年中的部分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由蒙古族青年组成的团支部。将近一年后，他们中进步快的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诞生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她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

　　乌兰夫同志给我说：他们那个党支部刚建立的时候，有十多个党员，多松年是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是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觉悟，又在群众运动的斗争实践中经受了锻炼的优秀分子。有了这个党支部后，不仅蒙藏学校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支部是面向内蒙古的，她很快就成了当时内蒙古革命的指挥中心。虽然那时候那个支部的人都是刚入党的年轻人，但却做了不少对内蒙古革命，甚至对全国革命有很大影响的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当时办的一个小刊物——《蒙古农民》。

　　在一场革命的发动期，最重要的是唤起民众，对当时的内蒙古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的启发下，1925年初，乌兰夫、多松年、奎壁三个刚入党不久的蒙古族青年，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办起了内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三个年轻人，把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很有战斗力。他们的办刊目的十分明确，在第一期上开篇就说了“为什么办这个报”。第一期上有一篇只有十六个字的短文，即“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还有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内蒙古农民有三个坏命运：“一是军阀压迫剥削，二是王公专制压迫，三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还有两首小诗，一首是：“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不倒哭断肠！”再一首是：“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这个小刊物设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族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栏目，从多方面以鲜明的态度，通俗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向内蒙古的蒙汉族同胞指出了受压迫、受剥削、受苦难的根源，告诉了他们要过安宁幸福的日子，就得自己起来，和全国同胞团结在一起，打倒军阀、王公和帝国主义。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小刊物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内蒙古无数蒙汉族农民的心；像响彻长空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北疆大地。当年掩护乌兰夫等老同志并做交通工作的一位老共产党员李森同志，曾多年经常随身带着这个小刊物，他走到那里宣传到那里，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这个小刊物当时在内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它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