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在1992年9月28日逝世，到现在已经一周年多了。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他在30年代初，即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党。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和成长起来许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像胡乔木同志这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并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就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我在1935年至1936年间已开始和胡乔木同志相识。那时，他在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我还不是党员，只在党的外围文化组织中工作，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他曾几次到我住的“亭子间”来长谈。这位我最早接触到的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大部分内容竟是音韵学。虽然听他讲话的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但他专心致志地阐述自己的许多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记得我因他的督促而在金则人同志（那时在福州路一家小书店里主持编辑事务）主编的一个刊物（名称忘了）的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杂文，在这期刊物上也刊出了以乔木署名的一首歌词。以后，在1945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到全国解放后，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

　　对于胡乔木同志，值得追思和纪念的事情很多。我这次想只就他和党史工作，特别是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谈一下。

　　胡乔木同志在1941年2月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后，曾协助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几部书。这些书是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弄清楚当时许多干部还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需要读的历史文献书籍。以后，他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他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高级干部的讨论，反复对这个决议稿进行修改，直至最后完成。显然，这些工作使胡乔木同志获得了对党史的认识的坚实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年，胡乔木同志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上述他在延安的工作我并没有看到，而在北京我是看到他写这本书的。那时，他作为常务副部长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我也在部里参加工作。1951年5、6月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他决定写一本简明的党史。于是他抛开一切其他工作，关起门来，用了若干天的时间（大概不过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助手，独立地写成了这本大约五万字的书。这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写这本书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才39岁，精力旺盛。他在延安已系统接触过党史材料，并且参与了党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的身边工作。所以他才能似乎那么容易地就写出了这样一本书。但是，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这本书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党的历史的书。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事情。但我要立即跳跃到70年代末，也就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

　　这个时期对于许多老干部说来，是从多年的“左”倾思潮的压抑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精神焕发的时期。胡乔木同志正是这样。这时，他充分运用自己一生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带着他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立即投身于实践，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和本文题目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80年至1981年，胡乔木同志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党在40年间先后做了两个对于党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历史问题决议。胡乔木同志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后一个决议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前一个决议大得多。他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精神，带领一些同志从最初设计，征求意见，到反复修改，直至定稿，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由始终参加这一工作的那些同志来叙述。我在当时只是极少地参加了部分工作。

　　第二件事是胡乔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同志（尚昆、一波、乔木同志）早就提出，在写出一部完整的比较详尽的中共党史以前，应该先写一本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70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1990年8月27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件事。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

　　1991年1月初起，我和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等同志，后来又加上王梦奎同志，一起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修改定稿工作。虽然已经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许多同志提供的初稿，但是逐章进行修改定稿的工作还是费了许多精力。本来应该在7月1日前出版的这本书，直到7月25日左右才在我们手里大致有了个定稿。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党的“一大”本来就是在7月23日举行的。这时我们面临着请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这部书稿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这本书。

　　这时，胡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休养。从北戴河得来的信息是，他现在精力很差。他要求我们考虑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并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于征求意见，修改得完善一些再正式出版。于是我代表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这件事。

　　7月28日，我在北戴河和胡乔木同志会面。他的确神情疲乏，因为担心我们写的书达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我建议他看一下第七、第八、第九章的稿子。这三章写的是从1956年八大以后30多年的事。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他表示同意，但说按他的身体状况，很难说定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这三章。我请他从容地看，不要妨碍他的健康。反正党的诞生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我在北戴河等待胡乔木同志审阅的结果，电话告诉北京的写作班子不要着急。使我吃惊的是，只在两天后，乔木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他已经看完第八章。8月2日中午，他派人送给我他看过的三章和结束语，并且要我第二天去看他。他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部分20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

　　应该说，胡乔木同志对于别人的文字并不是要求得过于苛刻的，但是要得到他的赞许也并不很容易。从他对我们的稿子批注的意见中，当然可以看出他的总的倾向。我急忙阅读这些意见直至深夜。

　　8月3日，我应约去看胡乔木同志。他首先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要我转告北京的同志。他还说，他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接着，我们还对他在书稿上提出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商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