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此生活了26年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的西北角，因其在中南海所在的位置而得名，在西花厅的东面，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东花厅的院落。
除了领袖故居的概念外，西花厅最著名的当数那里的海棠花。每年四月，海棠花盛开时节，院里花满枝条，透过雅素的粉白花瓣，阵阵香气溢满房前。淡粉之间，再配以拂栏绿柳与滟潋水光，这座具有中国古典风貌院落中的多姿春色宛如一幅天然画卷。
周恩来是第一批搬进中南海的新中国领导人，他在园内最早的住处并不在西花厅，而是在后来毛泽东主席一直居住的丰泽园，而他从丰泽园迁到西花厅，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作为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当然也居住在那里。当时，新中国正处于紧张的筹建中，周恩来每天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西山与城里之间，因为当时路况很差，每天在路途上所花的时间也就可想而知。由于总是这样奔波既劳累又浪费时间，所以当时有几位领导人就率先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选中的院子就是丰泽园。丰泽园共有三进院子，周恩来最早是同林伯渠分住在里院的五间正房里。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也要搬进城，周恩来就把里院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中院的正房里，但因为后来毛泽东的家属也要进城，周恩来就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搬到了丰泽园外院的东厢房。开国大典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再住在丰泽园外院就十分不方便了，于是，1949年的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到了他们自己选中的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从丰泽园迁至西花厅后，周恩来在此生活了26年，直到1974年6月1日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此又继续居住了16年。
时至如今，在西花厅中依然能感觉到周思来夫妇当年生活的气息，后院房内的许多摆设还一如他们生前模样。
西花厅格局
西花厅离中南海西北门很近，两扇青灰色的大铁门在院子里显得很不起眼。在大门口，我向警卫报了自己的姓名，大概是已经接到通知了吧，他也没再问什么，只告诉我一直往里走。
西花厅静悄悄的，门口的警卫室和车库都是一色的青砖老房子，院里林荫指路，让人感到特别清爽舒服。走了十几米，通过一排小平房旁边的围墙，我第一次见到了西花厅外院的水榭。
西花厅的外院很大，东墙下一条两三米宽的细细马路一直通往挂有西花厅横匾的前厅，马路边满是垂柳，柳枝下是一条不深的石渠，里面淌着清清的流水。后来，水榭的这些空地曾经被我们种满了蔬菜，周总理和邓大姐吃菜还要付钱呢。
外院的西侧是一溜西厢房，总共有十多间，最南面的几间高高大大前面带有回廓，名为盟鸥馆；中间的几间稍低矮，也没有回廓；靠北面的几间最低，一看就知道是配房，我当时工作的财经组就在这几间西配房里。
后来，在西花厅住久了，我才对这所院了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座建筑于清朝的王公邸园，原是清宣统年间摄政王的府第。西花厅共有两进院落，前院高台阶上是一座五楹相连坐北朝南的老式厅堂，厅堂走廊外有一个同廊子一样长的长方形大平台，四周由青砖花墙环绕，厅前的横匾上书“西花厅”三个大字。在西花厅平台的对面，有一个牡丹花坛，花坛四周长着几棵茂盛的白皮松和花果树，从平台往下观望，很有一番诗情画意。
除了正厅，西花厅东西两边还各有五间配房，西边从南至北由高至低分三层共有十余间不同规格的厅房与厢房。院内曲廓、小亭、轩馆、假山和荷花池一应俱全，更有那潺潺细水环于院内，苍松翠柏枝繁叶茂。西花厅的后院是一座不十分规范的四合小院，院内的北房与西配房构成了一组建筑主体，南向的厅房恰恰是前院的正房，而相比之下唯有东配房显得有些简陋。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时，我看着什么都新鲜，特别是盟鸥馆前的清幽静谧，更觉得有了走进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古典园林般的感觉。以后，我慢慢得知，当初陈毅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就曾在盟鸥馆办公，我来前是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张云逸在此办公。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当我调任邓大姐秘书之后，盟鸥馆竟然成了我的办公室兼卧房，就连我的儿子赵珂的童年时代也几乎是在盟鸥馆度过的。
在西花厅工作的最初那段时间，我还在原国务院工字楼集体宿舍，虽然每天跑来跑去，但晚上还能和以前的同事、朋友聊聊天，因此也没觉得太寂寞。后来，因为有时要加班，领导在西花厅给我分了一间房子，就是我刚来时在西花厅水榭围墙外面院子里看到的那一排小平房中最靠东的一间。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房子倒是不差，只是隔着三四米就和厕所门对门有些让人不习惯，好在我平时除了睡觉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慢慢地也就无所谓了。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第二年我结婚以后就搬到西花厅外的西小院了。
西花厅在我来之后小修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9年初，周总理出差在外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大姐也没在北京，何谦就趁此机会报童小鹏主任对西花厅做了一些维修。以现在的水准看，当时的维修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粉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换了室内的灯和窗帘。维修后的西花厅焕然一新，但周总理回来一进门就怔住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听说他十分生气，把那几位主办的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让把原来的旧东西换回来。后来，周总理为了这次维修还在国务院的会上做过多次检查，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准在中南海大动土木。他还对各位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西花厅的第二次维修是在1965年。这次也没有大动，只是把那些年久失修漆皮剥落的木柱和房檐油了油，因为总理周有话不让大修。
西花厅的第三次修缮是在1982年，那是因为1984年日本有一个3000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有100 人要到西花厅拜见邓大姐，所以就把房间里外都粉刷了一遍。再就是为了避免邓大姐感冒，在后院北房前加了一排廓子，这样把几间房子串了起来，邓大姐冬季时可以在廊子里散散步，刮风下雨时出去也比较方便。
西花厅的最后一次“变动”就是八十年代末由我做主为这排廓子换了一次窗帘，但也受到了邓大姐的批评，在她的坚持下我们无奈又把那些已经用了多年的旧窗帘换了回来。现在西花厅的很多窗帘都已经糟朽，千疮百孔让人看着心里挺不是滋味，但这些东西都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生前一直坚持不让换的。多少年来，西花厅的简陋陈设打动了每一位来宾，这里的一切都是周总理和邓大姐高洁风范的历史见证。
周总理、邓大姐和西花厅的缘份因何而起？若干年后，我在陪邓大姐在院中散步时曾问过她，当年为什么会选中西花厅办公？邓大姐说：“刚开始时我们住丰泽园，后来毛主席搬进来，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选中这里是因为恩来同志在4月份时来过这个小院一次，当时他一下就喜爱上了这里的海棠花，也爱上了这个小院。当我们要在中南海找一个地方长期住时，恩来一下就想到了西花厅，所以后来我们就搬到这个有海棠花的小院居住。再说这个院子里还有各种树，前院还有几十株牡丹，让人觉得很素雅。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更了解了周总理对西花厅的感情。
作者简介：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