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郑州黄河桥铁路大桥抢险现场。

　　 

　　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视察三门峡工程时与工人亲切交谈。

　　 

　　1958年4月，周恩来在河南视察时，在飞机上研究三门峡水库建设情况。

　　 

　　1975年，刘家峡水电站全部建成。

　　 

　　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抢险的大桥局员工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水利事业在治国兴国中的重大作用，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力争“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嘱托下，周恩来亲自挂帅过问“黄河事情”，为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要把黄河治理好”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之一。

　　制定黄河治理的方针

　　周恩来十分重视黄河治理机构的建设工作。1949年11月，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决定设置黄河水利委员会，由水利部直接领导。12月，政务院任命王化云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50年1月25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黄河水利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1953年7月16日，从燃料工业部、水利部、地质部、铁道部、中科院等单位抽调技术力量建立黄河研究组，以更好的收集、调查、整理、分析有关黄河规划所需要的各项资料。1954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黄河研究组改组为黄河规划委员会。黄河治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为开展黄河治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筹建新中国黄河治理机构的同时，黄河治理方针也在酝酿之中。1949年11月20日，周恩来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举行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周恩来逐渐确定了新中国初期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周恩来从理论高度指出了新中国治水的根本目的，为制定黄河治理方针提供了理论指导。根据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1950年1月22日至3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确定“除害兴利”作为当前治理黄河总方针，并从1952年开始，黄河治理工作由下游防洪逐步向中上游治本过渡。这一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对黄河治本策略进行了思考，并于1952年5月写出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首先正式提出“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黄河治理主张。王化云对治理黄河的艰辛探索，得到了周恩来的鼓励和肯定。

　　周恩来主持审议黄河治理规划报告。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这表明黄河治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1955年7月18日，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报告》，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我国黄河治理历史上的第一部综合规划，也是我国第一部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江河流域规划，从此揭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开发黄河的新阶段。

　　推动黄河流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酝酿、建设到改建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一是周恩来指导成立三门峡工程局。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随后，周恩来就组织人员在北京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为加强对三门峡工程的组织领导，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于1956年7月移驻三门峡工程工地办公。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于1957年4月13日举行了开工典礼。二是周恩来协调三门峡水利工程相关方利益。河南与陕西两省对是否有必要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争议长期存在，其中，陕西省持反对意见。周恩来于1958年4月21日到三门峡水库工地视察工作、组织召开现场会议。4月24日，周恩来作总结发言，阐述黄河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兴利、战略和战术等辩证关系；强调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要分别主从、先后、缓急，目前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综合利用要量力而行，对防洪的限度，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周恩来的发言突出了整体利益，照顾了局部利益，明确了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对治理黄河的重要作用，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凝聚了共识。三是周恩来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方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一年后，水库发生严重泥沙淤积，且淤积部分迅速向上游延伸。如任其发展，势必威胁西安及关中平原。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恩来在北京民族饭店亲自主持召开治理黄河会议，着重讨论三门峡水库改建问题。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12月18日，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周恩来围绕三门峡水库争论问题作了解答，他的讲话精神对三门峡水库改建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于1973年完成，库区泥沙淤积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周恩来多次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站建设问题。一方面，周恩来亲自过问刘家峡水电站各项筹建工作。1954年2月至6月，中苏两国水利专家组成的黄河查勘团在黄河上游刘家峡考察时指出，刘家峡是兰州附近最能满足综合开发黄河任务的坝址。为保证刘家峡水库、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和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周恩来对建设刘家峡水库的相关问题过问得很细，尤其关心刘家峡水库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具体情况，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专家座谈会，询问刘家峡水库建成后实际的蓄水量是多少？从上游夹带下来的泥沙量是多少？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1958年9月，刘家峡水电站动工兴建；另一方面，周恩来主张钱正英“复出”，以解决刘家峡水电站修建中的问题。1967年，因闸门关闭不严，刘家峡水电站漏水冲毁了导流隧洞，使工程不能蓄水。直到1968年初，该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心情十分焦急。他非常清楚，让军代表去解决刘家峡水电站问题是难以成功的，希望水电部军管会能恢复钱正英的自由，让其负责解决刘家峡水电站问题。1968年2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专门就如何解决刘家峡水电站问题进行研讨。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让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钱正英“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关切下，钱正英才得以“复出”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最终，在钱正英与专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刘家峡水电站问题得到解决，保证了工程建设进度。

　　关心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水土保持工作对黄河治理成效起着关键性作用，治理黄河必须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1952年12月26日，周恩来签发的《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由于各河治本和山区生产的需要，水土保持工作，目前已属刻不容缓”；水土保持工作“必须与农林、水利和畜牧各项开发计划密切配合，才能巩固和扩大工作的成绩”；1953年水土保持工作“应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延水，及泾、渭、洛诸河流域为全国的重点”“以创造经验，逐步推广”。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同年1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关于1953年治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黄河危害的根源，在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因此，把黄河由害河变成利河的关键，在于水土保持任务能否完成。”自此，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在黄土高原得以持续开展。

　　“根治黄河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1957年1月23日，水利部以《关于召开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会议的报告》向国务院汇报会议研究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十分重视该报告的内容，对报告进行认真审批，并转发相关省和部门。1958年4月，周恩来在去三门峡视察时，多次对黄河沿岸的干部和群众说，要搞好植树绿化和水土保持工作。4月24日，他在三门峡现场会议上强调，“不能孤立地靠修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必须联系、配合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首先要以水土保持为基础”。“三门峡水利枢纽规划是全面的，因此要联系整个黄河流域干支流，上、中、下游，而这个中心基础就是水土保持”。周恩来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1959年10月13日在三门峡考察时，一再强调做好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1959年11月20日，王化云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况以及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规划初步方案时，周恩来指出：规划口号要提得恰当，过去认为作了水土保持工程和措施，保水保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距离还很大；“水土保持我们这一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会完成的。”“文革”前夕，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西北各省的林业厅局长以及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的代表时强调，西北各省区的植树造林工作要坚持做到21世纪。同时，周恩来倡导水土保持工作要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1963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强调，“治理水土流失，必须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着手，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唯有如此，水土保持工作才有益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指导黄河中下游防洪与抗洪工作

　　“黄河安危，事关大局”。水灾是黄河的主要灾害，严重的水灾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周恩来十分重视黄河下游防洪工作。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第67次政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提交的《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报告。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治理黄河就要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1952年3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规定了1952年黄河防洪工作的具体任务，即“加强石头庄滞洪或其他堤坝工程，应保证陕县流量23000立方米每秒并争取29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不致溃堤。”在黄河治理工作实践中，周恩来逐渐意识到，“黄河的根治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为防止异常洪水的袭击，避免大的灾害，在黄河中游水库工程未完成前，黄河治理“仍继续加强地方岁修与防汛工作”。

　　周恩来亲临水灾一线，指导抗洪抢险工作。1958年7月上旬始，黄河下游连降暴雨，导致郑州黄河花园口出现特大洪水，使南北铁路交通陷于瘫痪状态，对黄河下游地区造成严重威胁。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和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报告后，立即中断会议，并于18日下午飞往灾区。当时，面对特大洪峰，有分洪与不分洪两种选择：分洪不担什么风险，但泄洪区的人民将会遭受严重损失；不分洪将要承担黄河决堤造成更大损失的风险。周恩来在听取河南省委和王化云关于灾情汇报后，经权衡利弊，做出不分洪的决定。随后，周恩来前往抗洪抢险一线，视察京广线黄河大桥。周恩来指出，“这次是百年一遇的大水，黄委会已经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对战胜洪水是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尽快把大桥修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河南、山东两省组织200万防汛大军上堤，经过10个昼夜的苦战，特大洪峰在没有分洪的情况下安然入海。8月5日，周恩来到郑州视察黄河和修复后的铁路大桥。他高兴地说：“黄委会的工作作得是好的，这次洪水是一个考验，要把大堤进一步整修好。准备迎战更大的洪水。”8月6日，周恩来又到济南视察黄河下游和津浦线黄河铁路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周恩来从“治水害、兴水利、造福百姓”的水利建设方针出发，对黄河治理和综合开发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指导。周恩来的黄河治理思想与实践，不仅指导了当时黄河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对今天的江河治理与开发，仍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化世太，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