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赵丽丽 同济大学法政学院 上海200092

<中文摘要>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然后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态势、原因、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以及婚姻迁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就女性婚姻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应加强研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提出应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和社会网络的层面对迁入地是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进行深入研究。
<全文>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一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两地婚姻的大量增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相对于大量增加的女性婚迁流动人口的社会现象和丰富的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学术研究,专门针对女性婚姻迁移的研究却略嫌不足。为避免研究的低层次重复,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婚姻迁移的现象,并拓宽研究领域,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价。一、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1.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日益频繁,其中又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更令人关注。在迁移和流动的人口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女性迁移人口大大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全部迁移人口的性别比为123.1,其中省内迁移为119.3,省际迁移为139.1,男性大大超过女性。而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0.1%抽样数据推算,全国女性省际迁移人口大约为1600万人,比四普增长2.5倍,而男性只增长了1.85倍。①根据四普和五普的调查数据,在女性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动机中,“务工经商”和“婚姻迁移”的比重一直超过其他迁移原因(见下表)。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原因构成原因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四次人口普查总计省内省际汉族少数民族省内省际务工经商25.314.559.525.918.216.419.4工作调动2.42.81.42.43.06.97.9分配录用2.53.00.92.52.94.62.4学习培训20.612.44.810.510.911.95.7婚姻迁入20.724.010.420.228.327.629.9其他38.443.522.538.636.732.634.7中国家庭几千年来沿袭的是父权制,家庭以父系纵向传承,体现在婚嫁制度上,即“男娶女嫁”,女方出嫁后到男方落户,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所生的孩子也随父姓。这种“从夫居”的习俗,使得女性一生中至少要变动一次长期居住地,这就必然导致女性,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女性因结婚而流动。婚姻还是许多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重要形式,“人往高处走”是众多女性婚姻选择的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信息缺乏、户口制度限制以及风俗习惯等原因,一般通婚圈较小,即婚姻迁移的距离较短,在方圆20公里以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加,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选择外嫁到其他较发达地区,女性婚姻迁移的人数和距离都大大增加。①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来自农村的女性婚姻迁入均比较活跃,其中15个省的来自省内农村地区的女性迁入比例高于85%;19个省的来自外省农村地区的女性迁入比例高于85%。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绝大部分农村女性的婚姻迁入地也只能是农村地区。正是基于上述现象和原因,已有的婚姻迁移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婚姻迁入地为农村地区的女性婚姻移民,而对迁入地为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群体鲜有涉及。2.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特点纵观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虽然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的起点较高。我国学术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迁移人口的结构特征、人口迁移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等,为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婚姻移民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初的研究主要是人口学、地理学等学科对宏观层面的主题的关注,如对婚姻迁移的原因、流向和影响等内容的研究。近年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开始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群体,跨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断加强,许多研究还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二、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状况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对婚姻迁移的研究中,大致涉及以下的主题和内容:1.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婚姻迁移的人数和距离都大幅度增加,婚姻迁移已非局限在个别省区,而是发展成波及全国的社会流动。从流入地和流出地来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各地来自农村的女性婚姻迁入比较活跃,而绝大多数的农村女性的婚姻迁入地也是农村地区。2.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推拉理论和网络理论是西方学术界解释人口迁移的学说,在讨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中,研究者都谈到了迁入地的“引力因素”。②迁入地的引力因素有两个方面:首先迁入地的未婚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这为活跃的婚姻迁移提供了绝对的可能性。外来女性的结婚对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一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在当地收入较少、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有的还是身体有残疾,没有固定的职业,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这些人在当地寻找结婚对象比较困难,只好把择偶的目光转向贫困地区的农村女青年。其次,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婚姻迁移的总趋势是单向的,即从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流向比较富裕的地区,或是从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迁入地对迁出地的较强的婚姻迁移引力。网络理论被用来解释移民过程中的信息传递。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移民网络形成后,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起着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益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婚姻迁移不同于其他迁移,因为它关系到女性的一生。因此,在婚姻迁移的过程中,女方父母非常重视信息的来源。许多研究表明,来自亲属和同乡的信息,特别是已经完成了婚姻迁移的亲属和同乡传达的信息更有可能得到女方的信任。对部分省市的调查显示,有85%的婚姻迁移女性的信息是通过亲属、同乡网络获得的。①在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亲属、同乡网络使得婚姻迁移态势像“滚雪球”般发展。另外,婚姻观念的转变、女性对富裕生活和自身发展的追求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等因素也是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基本变化,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在获得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后,必然追求更加富裕的生活和进一步的发展。外出打工可以暂时满足农村女性对富裕生活和发展机会的需求,而婚姻迁移是使相对贫困地区的女性获得长久富裕和发展的理想方式,因此很多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婚姻当作一种追求幸福的手段,而不惜付出因迁移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等不适应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有的研究者把这种迁移婚姻称之为一种“策略”、“跷跷板”。③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家庭地位日益提高,大量女性走出家门,外出务工经商,增加了同迁入地男性接触、沟通的机会,为她们的婚姻迁入提供了良好条件;迁入地的居民也逐渐增加了对外来女性的社会认同,从而使两地婚姻逐步成为现实。而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性增强,也是促使女性长距离婚迁的重要因素。3.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对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特征分析主要集中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迁移前的婚姻状况以及户口和职业等方面。年龄结构方面,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1988年中国74城镇迁移抽样调查和部分省市(江苏、浙江)的调查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婚姻迁移者的年龄集中在15—29岁,其中主要集中在20—24岁组。④鉴于婚姻迁移者可能误报或慌报年龄,研究者估计,女性婚姻迁移者存在着早婚现象的比例高于全国。受教育水平方面,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女性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自上海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外来媳妇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最多,占58.1%;其次是小学和中专高中,分别为19.0%和17.2%;大专以上只占3.6%;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也很少,只占2.2%。在上海本地男青年同外省市女性的婚姻中,外地一方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9年,她们的总体水平要高于其他流入城市的未婚女性。⑤但对江苏淮阴和浙江嘉兴地的调查却得出了不太相同的结果。如对江苏淮阴17978名女性婚姻迁移者的调查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妇女比例最高,达76.1%,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占21.5%,高中及高中以上程度的妇女仅占2.4%。基于上述不同的调查结论,研究者认为,女性婚姻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依不同迁出地区而不同,也可能依不同的迁入方式而不同。⑥女性婚姻迁移者在迁移前绝大多数处于未婚状态,但也有一定比例的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甚至有一定比例的已婚(或再婚)妇女。在江苏淮阴的调查中,上述比例分别是90.67%、4.14%、2.12%和3.07%。⑦已婚妇女成为婚姻迁移者的原因或是由于已有的婚姻不幸福而主动迁移,或是因为被人贩子拐卖而被动迁移。婚前户口性质方面,所有的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都显示,在从农村到农村的婚姻迁移中,绝大多数的迁移者持农村户口,而且如果主动登记,在户籍方面不太会受到太多限制。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外来媳妇有72.2%来自乡村,27.2%来自市镇,可见大部分外来媳妇仍是农村户口。但是外来媳妇来自市镇的比例却高于全部外来育龄妇女中的市镇人口比例,而来自农村的比例又低于全部外来育龄妇女。据此研究者估计,来自外省市城市中的女性更可能与上海男性结婚。①4.婚姻迁移的影响婚姻迁移对迁移者自身和迁入迁出地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婚姻迁移对女性自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地位的影响上。如前所述,女性婚姻迁移的趋向一般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就使得女性迁移者摆脱了贫穷地区和家庭的恶劣环境,进入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使得女性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但也正是这样的婚姻流向,也限制了她们的择偶范围,她们只能与迁入地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男性结婚。再加上她们外来者的身份,例如谭琳在研究中将外来婚姻迁入女性的身份界定为“双重外来者”,使得她们在社区参与、人际交往、就业、居住、经济收入等各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困难,甚至受到一定的歧视,由此造成外来婚姻迁入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当地女性。但谭琳等人在张家港的典型调查和上海市妇联的调查却显示,女性婚姻移民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婚姻迁移对迁入迁出地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促使婚姻市场和通婚圈扩大、改变迁入迁出地的人口性别比、增加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导致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增加等方面的表述上。三、评价与进一步研究的思考相对于丰富的关于人口迁移于与流动的研究成果,我国关于婚姻迁移的研究在研究主题和视角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在研究层次上,目前的婚姻迁移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宏观分析上,如对婚姻迁移的原因、影响的分析,缺乏从家庭这个微观角度和社会网络的中观视角的研究。虽然谭琳等人从婚姻迁移对迁移者自身的影响、婚姻迁移者的生活经历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作为“双重外来者”,女性婚姻移民面临着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习惯、语言等一系列的差异和改变。对于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婚姻移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她们缺乏本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再加上长距离的迁移,又使得她们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变化。和一般的迁移者不同,婚姻迁移的结果是新的“组合家庭”的诞生,婚后的家庭和生活给她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她们是怎样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文献中找不到答案。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也有部分研究采取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但这些文献大都局限在对统计数据和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上,缺乏从实证材料中提炼命题、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户籍政策的松动,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这种婚姻被称为“两地婚姻”。据上海市婚姻管理处统计,上海两地婚姻的数量连年攀升。1991年两地婚姻结婚登记数只有5211对,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5.4%;2004年,达到39734对,占全市婚姻登记总数的32.2%。预计未来5年其占全市结婚登记总数的比例,可能会突破40%。上海的两地婚姻包括两种类型:沪男外女和沪女外男。尽管沪女外男的婚姻已经由1991年的8.4%迅速上升到2004年的20.6%(东方网),但沪男外女仍然是上海两地婚的主要组成。其中的“外女”指的就是配偶为上海户口而本人暂无上海户口的外来女性,根据上海市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她们最早需要结婚七年、最晚则需要结婚十五年才能取得上海市户口。这些因为结婚而从户籍所在地迁入上海的婚姻移民还有一个称谓———“外来媳妇”。根据上海市政协针对“两地婚姻”的调研报告,在沪女外男的婚姻中,上海姑娘嫁给了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外来女婿,双方文化程度、就业层次高,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与这种强强结合的两地婚姻不同,沪男外女的婚姻基本上属于一种“弱弱结合”。外来媳妇常常进入这样几类家庭:第一,家境困难;第二,父母不全或父母双亡,或有老人要照顾;第三,欲娶妻的男性有身体或其他缺陷的。总之,外来媳妇的丈夫在上海属于弱势群体,家境底子薄,一般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就业率以及职业地位等均低于同龄上海男性,这些男性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寻找上海本地的女孩结婚存在困难,于是选择了外来女性作为结婚对象。而外来媳妇通常主要来自外地农村,自身文化程度偏低,缺乏职业技能,同时又由于户籍的限制,外来媳妇在户口进入上海之前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针对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对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1.在研究对象上应将迁入地为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群体纳入研究视野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那些婚迁到农村的女性,而对婚迁地是城市的女性群体研究较少。同样是婚姻移民,是家庭的“外来者”,嫁入城市的“外来媳妇”和迁入地是农村的“外来媳妇”不同,她们婚后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经历了从小城镇—大城市、甚至是从农村—大城市的巨大变化;同样是女性自愿移民,这些“外来媳妇”又与那些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也不同,她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又缺乏技能;同样是“打工妹”,她们与城市人结婚,建立了家庭,就将长期生活在这里,一般婚后很少再迁移。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迁入地为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着严峻的生活问题:就业、经济收入、住房、医疗、婆媳关系、子女教育、邻里关系等等,还有世俗偏见和自卑的心理。其中的任何一方出了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给她们的生活和婚姻蒙上阴影,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2.在研究视角上可从社会融合方面展开研究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研究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环境。西方对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按其基本取向,可以梳理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①“同化论”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3个阶段,对移民来说,学习、适应、接受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弃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进而才能实现同化和融合。而“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对于作为“移民”和“媳妇”这样的双重外来者来说,社会适应是她们婚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外来媳妇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切断了原有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再加上生活方式的差异,必将存在着社会适应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对工程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较多,笔者认为,婚姻移民和工程移民不同,工程移民在性质上属于非自愿迁移,因此在迁移后他们不但能够得到政府在住房、就业等方面的统一安置,还可以得到资金补偿和政策优惠。换句话说,政府给予了工程移民大量的正式的社会支持,从而有助于工程移民尽快适应迁入地的生活。而婚姻移民是自愿迁移,是一种带有民间性质的迁移,由此迁入地政府在安置、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就无从谈起。女性婚姻移民在这种状态下,其社会适应必定出现不同于工程移民的特征,对其社会适应的内容、过程及特征进行研究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之一。3.在研究层面上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范式和视角。社会网络是指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在这里,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网络分析者认为,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向个体施加着外在的影响。研究者们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有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的独特性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驱力来解释行为。①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有这样几个比较接近的概念:社会网、社会支持网和社会支持。同是网络分析,社会网和社会支持网在实际研究中常连在一起使用,社会网络时常扮演着支持性的角色。②具体来讲,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社会网并不都是支持网络。它仅仅是一种关系,一种结构。而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是那些提供给个人情感、工具性的以及社会交往方面帮助的一个子集,它更加强调网络的支持功能。个体的社会支持网一般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的人组成。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与问题,应付人生的危机时刻,有利于缓解生活压力,增进身心健康。同时在社会层面上可以缓冲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而个人从其社会网络,特别是社会支持网络那里所获得的各种帮助称为社会支持。国内有关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涉及了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弱势群体、城市居民、城乡老年人、职业妇女等多个群体,但对女性婚姻移民者这个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尚属空白。迁入地为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和一般的城市居民不同,其两地婚姻的特点决定了她们及其家庭在迁入地中的弱势群体地位。弱势群体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源在群体间的不平等分配等原因所造成。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是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困难的主要资源。这里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网络会呈现怎样的结构?这样的社会网络又会带给她们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如果把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融合看作是再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女性婚姻移民在与城市社会群体的社会互动中,不断调整原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女性婚姻移民在迁入到城市后,因自身的身份和角色,她们不可避免地要和城市居民打交道,在交往的过程中会不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进而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关系和网络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外在的资源,帮助她们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融入到她们所生活的环境。如此,对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和社会网络研究就可以结合起来,研究者可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女性婚姻移民社会融合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然后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态势、原因、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以及婚姻迁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就女性婚姻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应加强研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提出应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和社会网络的层面对迁入地是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进行深入研究。

[1]张善余等.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1,(2).
[1]田华.西南农村妇女东迁婚配态势探析[J].1991,(1);谭琳,柯临清.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J].南方人口,1998,(2);程广帅,万能.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人口的成因及影响[J].西北人口,2003,(4);孙琼如.婚姻:农村女性迁移的跷跷板——农村女性婚姻迁移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4,(6).
[2]谭琳,柯临清.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J].南方人口,1998,(2);程广帅,万能.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人口的成因及影响[J].西北人口,2003,(4);周海旺.上海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研究[M],徐安琪主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田华.西南农村妇女东迁婚配态势探析[J].1991,(1);张和生.婚姻大流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谭琳.苏珊.萧特.刘惠.“双重外来者”的生活[J].社会学研究,2003,(2);周海旺.上海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研究[M],徐安琪主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C.Cindy Fan and Youqin Huang,1998:Waves of Rural Brides: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in Chin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88(2),PP227-251.
[4]黄润龙.江苏省外来婚嫁女的婚姻状态与观念[J].人口与经济,2002,(2).
[5]张声华.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于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谭琳,柯临清.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J].南方人口,1998,(2).
[7]张和生.婚姻大流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张声华.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于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周海旺.上海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研究[M],徐安琪主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李明欢.20世纪西方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2000,(4).
[1]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J].社会学研究,1999,(3);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3).
[2]阮曾媛琪.中国就业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