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阶段,从“大跃进”运动中,中国的妇女运动能够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也有更多值得汲取的教训。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化“大跃进”运动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史的研究都将有着积极意义。
一、妇女运动跃进的开始
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实际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5月,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
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妇女工作一直以来的方针。在全国跃进形势下,1958年6月,全国妇联召开了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会议虽然决定继续将中国妇女三大上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作为重要的政治口号宣传,但认为该方针已经“不能充分体现总路线的精神,不能体现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远景”,“看不出解放妇女的明确方向”。[①]会议决定,将发动和组织妇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妇女工作的总任务。这次会议成为推动妇女运动大跃进的动员会议。会后,城乡各业妇女积极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把工作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并确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会后,“以钢为纲”成为工业跃进的方针,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
在大跃进形势下,“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好”、“人人都生产,户户无闲人”等口号激励着广大妇女大规模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形成了建国以来妇女第一次全方位参与经济的高潮。1957年冬到1958年春,妇女出勤一般占妇女劳动力的90%以上,许多地区已达100%。[②]1958年以来,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比解放前增加了十倍多。[③]各地也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妇女商店、妇女工厂、妇女车间、妇女旅社等“妇女号”组织。广大女职工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同男职工一道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和自动化进军。在农村,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到“夺高产”运动中,承担了劈山引水、修筑大坝、开渠、修建水库、深翻土地、积肥等繁重的劳动任务。河南、湖北、广西、陕西等省调查显示,“大跃进”时期,妇女承担了80%的积肥和麦田管理任务;在兴修水利运动中,妇女占全部劳动力的30—40%。[④]为了实现农作物高产,妇女们还深翻土地、大搞试验田。高产“卫星”也不断升天,如,《妇女工作》登载了一则题为“豆角如南瓜”的消息[⑤],又称,湖北谷城县青年创下小麦亩产5466斤的高额丰产奇迹。[⑥]劳动基础较好的妇女掌握了犁田、配种等比较复杂的农业技术。1958年,据贵州、河北、江西、浙江四省113个县的统计,采用各种办法,训练了女式农具手349,680人。[⑦]妇女们还积极参加农具改革运动。安徽省霍邱县石店区吴及乡陈瑞明设计的“自动拉力倒土车”,使工作效率比原来的滑车提高了7.2倍。……[⑧]由于技术的提高,妇女的劳动范围不断扩大,效率不断提高。
在“人人炼钢,钢炼人人”口号鼓舞下,广大城乡妇女积极参加到大炼钢铁的队伍中。许多地方将妇女炼钢炉冠以“穆桂英铁炉”、“赵一曼炉”、“刘胡兰炉”、“花木兰炉”、“卫星炉”、“三八炉”等称号,不分昼夜地生产。1958年9月,湖南省就有150万妇女奋战在钢铁前线,参加了采矿、运输、挖煤、冶炼等繁重的体力劳动。[⑨]截至10月25日,吉林省35个市、县中,有424865名妇女参加了钢铁生产,建成有妇女参加的炉(土、洋炉)4875座。[⑩]城镇的青壮年妇女被抽出来和农村妇女一起组成炼钢远征军、钢铁运输队。据河南省许昌市和临颍、郾城、西华、鄢陵、扶沟等县的统计,第一批远征军中就有妇女10,000余人。[11]一些基建单位也开始大量招收女工,有的还组建了妇女建筑突击队,甚至出现了井下女子采矿组。钢铁卫星也竞相升天,就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架起了炼钢炉,号称最多时一天竟也练出155公斤钢。 [12]
北戴河会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截至10月底,全国农村已组成约2650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国总户的99.1%。[13]为了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公社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人民公社化的迅猛发展使一些地区认为基层妇联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在短时间内取消了妇联组织,使部分基层妇联在组织上出现混乱。
在全国妇女运动轰轰烈烈的跃进形势下,为了总结1958年跃进成果,争取1959年的再跃进。当年12月3日至16日,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全国妇女发出“继续跃进”的公开信。大会充分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进一步提出未来“农业生产也依靠妇女来负担”、“妇女彻底解放、真正平等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妇女运动“跃进到一些新的历史阶段”等过“左”的观点,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妇女运动盲目跃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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