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际社会进入“开放性”、“外延式”发展阶段，政经交往、文化交流、思想互渗、社会共融乃前所未有，其发展亦对“地域性”、“本土性”的人类生存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种“全球化”的辐射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法律的因素，同样也有文化、思想的因素。因此，不可简单回避或干脆否认“文化全球化”的问题。这种悄然逼近的“文化全球化”就包括当代宗教的传播与影响，而所谓“文化全球化”中“普世观念”、“普世价值”的诉求更是在宗教价值及其意义的表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20、21世纪之交曾风靡一时的“普世伦理”运动，就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和信仰色彩。所以说，这种“全球化”氛围中的宗教发展，已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宗教的存在与走向，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软实力”构建、文化发展工程中一个不可忽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当前成“建制”的“五大宗教”中，除了道教作为唯一的中华本土宗教之外，其它宗教都是具有国际性流动的“世界宗教”，长期以来就有着与外来文化的复杂交织和密切关联，如佛教与东南亚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等，这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则更为明显和突出。如果说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尚保留着其“内涵式”发展的话，那么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基本上处于“外延式”发展状态，其世界性和民族性、国外和国内因素很难加以清楚区分。这样，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形态中，中国当代宗教发展已经完全结束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那段“封闭式”的独特历史时期，因而正处于世界各种思想、精神大潮的冲击、洗刷之中，故此已很难像以往“封闭”时期那样保持其“洁身自好”，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而必须在“开放”中“经风雨，见世面”。

　　“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和互渗性，使当代中国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呈现出“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互渗局面。宗教在此成为了社会政治和文化交流、不同思想和意识碰撞、融合的一个特殊领域。当今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大千世界的折射、整个社会的缩影，复杂而多变，自然会很敏感、“无小事”，很容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为此，我们应该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宗教有特别的关注。本文将探究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五大宗教”的发展状况，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联和互动，以及目前出现的“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新走向和由此引发的新思考。

　　一、引论：“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北京奥运会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最为形象地表达了对“全球化”发展这一现实的体认及相应的美好愿望。不过，我们面对的真正的现实处境是：世界相同，梦想各异！人们同处一个“地球村”，彼此有着“贴近”、“紧邻”的共在关系。然而，由于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法律体系、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诸多不同，“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冲突乃有增无减，使“地球村”难以安宁。不同的理念、梦想和追求在这一拥挤的地球空间中势必发生碰撞，其和而不同需要极为复杂的磨合。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所以当亨廷顿指出当代国际社会正面对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一严峻问题时，一下子就导致舆论哗然、争辩激烈，其余波亦久久不能平息。

　　“全球化”其实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远虑”。中国古代早有“世界大同”的想象，儒家

　　但在这种共同理想的寻索中，当代发展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全球化”的到来并不是历史上所期望的理想社会之实现；相反，“全球化”向人类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更严峻的挑战，也使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困境、更复杂的局面；因此，对“全球化”浪漫主义的乐观期待被现实主义的认真对待所取代，人们在“全球化”的现实面前已无丝毫的轻松。其二，“全球化”在当代社会的提出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理论界，其本身就已蕴涵着西方价值理念的“民主”、“自由”、“平等”之观念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其所倡导并推动的“全球化”在不少地区和国度被理解为“西方化”，而其展示的“普遍价值”、“普世观念”也被视为“西方价值”、“西方观念”的推广、漫延，由此亦有着对之相应的警惕、防范。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全球化”并没有给当代人带来喜悦和解放，而是逼着其认真考虑、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人类“同生存、共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发展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国的对华封锁强迫性地把刚成立的新中国隔绝在国际社会之外，使中国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走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发展道路。这种对中国的排斥、边缘化曾直接阻碍、影响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使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等领域产生了较大差距，形成落后态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积极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统一大市场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主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开始奋起直追，弯道超车，从而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得以“入局”而不是“出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和世界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的飞速发展、迅猛崛起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民间对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有如下形象但不一定完全准确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兰殖民主义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崩塌，七十多年的心血、成就瞬间荡然无存，国际共运随之走入低谷；但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主义信仰，因而是“中国救了社会主义”；步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经济体制的引领者美国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而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并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帮美国经济渡过难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让不少人甚至感到现在乃靠“中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这说明“全球化”已让各个国家和民族、各种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已经坐在了“同一条船”上，因而必须“同舟共济”才能维系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这一严酷现实迫使我们在“全球化”的处境下重新梳理、解释和构建我们的思想、政治、经济及文化理论，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真正“与时俱进”的分析、解答。

　　由于中国在“全球化”氛围中对世界经济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以及已经极为深度、复杂的卷入，所以非常强调“经济全球化”这一表述。与此同时，中国舆论则颇为慎言“政治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甚至有一些学者坚决反对“文化全球化”之说。然而，“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而言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它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政治、法律、文化等层面；这些方面彼此很难分离，因而具有综合性、共构性意义及影响。例如，“联合国”就是“政治全球化”的产物，而中国作为其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所以不可能回避“政治全球化”之说及其反映的真实景况；而国际经济案件，各种制裁、协调，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也只能用“法律全球化”来解释，它也促使我们对“国际法”有了更深刻、更广远的认识。至少颇为敏感的“文化全球化”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已说明“文化全球化”活生生的存在，是摆不脱的事实和现实。正如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制订其“游戏规则”那样，我们在“文化全球化”中也不能把“普世文化”、“普世价值”向西方话语霸权拱手相让，从而让“普世文化”、“普世价值”不幸会成为“西方文化”、“西方价值”之“事实”。实际上，“文化全球化”所反映、承认的唯一、真正的事实是多元文化共在、共构，相互交流、渗透、沟通和融合，由此达到世界“和谐文化”的“和合”共存。在这种“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互渗景观中，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普遍真理”时，也应坚信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也肯定有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在“同一个世界”虽然不能真正达到“同一个梦想”，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要努力争取我们的“梦想”能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成真”。

　　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五大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