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僧大德如群星璀璨的藏传佛教文化史上，宗喀巴大师(1357—1419）是其中极为耀眼的一位。他不仅是笃志向学、广求多闻的大学者，而且是著述颇丰、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家，更是对藏传佛教发展特别是格鲁派崛起居功至伟的宗教改革家。

　　当时，藏传佛教教派林立，不仅对经文的理解歧见纷呈，而且各教派之间的斗争也导致佛教戒律松弛。面对这一现状，宗喀巴大师率先提倡戒律。1388年，他以身作则，改戴黄帽。黄帽原是藏传佛教持律者所戴，是严守戒律的标志。宗喀巴意图借此复兴戒律。由于此一原因，由他创立的教派也被称之为“格鲁派”或“黄教”。1400年，宗喀巴在拉萨西郊的噶瓦栋寺向450余名僧人传法时，正式提出了僧人务必视戒律为一切功德之根本的主张。

　　宗喀巴看到，戒律的松弛不仅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思想的原因。为此，宗喀巴一方面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度，总结大小乘、显密一切教诫理论；另一方面又以深刻谨严的态度执择佛教各宗之见地，以为佛教建立修学的圆满次第。同时，宗喀巴以噶举派思想为宗源，以阿底峡尊者的“三士道”思想为主纲，统摄各派教法教义，形成了以中观应成派为正宗，以佛护、月称为依止，缘起和性空相即不二的见地。宗喀巴对佛教教理教义的恢宏建树，主要体现在其十八帙、凡一百六十多种的全集之中，而其精髓则集中于《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正理海》等论著。宗喀巴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佛的言教不过教、证二法，无论大乘、小乘的一切教法均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而一切证法则均统摄于戒、定、慧三学。要达到真正的佛学境界，必须“闻、思、修”三者并重，先听闻经教，再思考其意义，而后依之修行。宗喀巴在佛教思想上的巨大建树，为其宗教改革的顺利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将佛教正法根植于社会，宗喀巴还多处弘法讲学，并利用机缘善巧，为格鲁派的崛起和佛教正法的传播寻求政治和社会支持。根据史料记载，宗喀巴学有所成之后，每到一处，辄弘法讲学，为佛教思想传播和理论水平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1409年，宗喀巴在扎巴坚参等人的支持下创建了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在这次法会上，宗喀巴大师打破以前旧规，不分教派，不论等级，无论僧俗，兼容并蓄，各教派僧众万余人参加，还对僧众做了承事供养、救济贫穷等，给藏传佛教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新的活力。会后，宗喀巴在帕竹贵族仁青父子的支持下，建立了甘丹寺作为根本道场，这就是格鲁派的祖庭。

　　甘丹寺建成后，宗喀巴大师自任总法台，不仅在寺院建立教理学院，定出学习制度，而且在《噶当六论》的基础上规定以五部大论为主体的学习内容，要求僧人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学习，即先读完显教经典，考取格西，才能学习密乘。为了保证学习，宗喀巴还建立了一套组织制度，各大小学院不仅有作为主持的堪布、维持戒律的格贵，还有领班念诵的翁则、实际教学的格更。这一套完整的寺院教育体系，保证了格鲁派僧人的学习和修行。

　　通过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格鲁派得到迅速发展，也得到明朝皇帝的认同。1414年，永乐皇帝再次邀宗喀巴大师赴内地弘法，宗喀巴因大病初愈，遂派其弟子释迦益希作为代表进京。此举不仅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而且加深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就此而言，宗喀巴大师也是一位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者。

　　 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事业的巨大建树，也给他带来了广泛的盛誉。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宗喀巴大师的名号如日中天，被誉为“佛陀第二”、“龙树再世”、“雪域圣哲之首”、“文殊菩萨的化身”、“说空百代宗师”等。而宗喀巴大师关注社会、慈悲众生的普世情怀，注重经义、刻苦研修的学习风范，以身作则、恪守戒律的宗教操守，以及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担当精神等，更是这位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宗教改革家留给后世的丰富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