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问题渐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现状与对策角度进行 的研究较多，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学界围绕农民工的定义、“农民工”现象 的起源、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及其处理对策变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困难、解决农民 工问题的前景与基本思路，展开了有关讨论。由于“农民工”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 化进程中将长期存在，因此，“农民工”问题将持续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农民工”的定义　

　　究竟何谓“农民工”，目前学界与政府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论。即把“农民工”的特点主要看做是在城乡 之间以及农与非农之间具有流动性的原农村居民。这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就是指居住在农 村或农民家庭身份出身的人流动到非农领域或城镇去就业或生活，但这种就业或生活又处于不 稳定或缺乏长期稳定预期的流动状态，通常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处于难以生活或失业状态下 （有时通过国家强制）又会流回农村或农业领域。“农民工”的这一定义还涵盖一些已经或曾 经在异地流动，拟在城镇生活或非农领域就业，但暂时还未找到适合的就业岗位的“准农民 工”。这是一种广义的“农民工”定义。根据这种定义，“农民工”现象就不是我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特殊现象，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与必然现象。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再批评 过的“盲流”看作“农民工”身份起源的人，通常属于这一定义。如崔文华认为，农民进城 起源于所谓“盲流”，中性的解释是“盲目流动人口”，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词既包含贬 义，也蕴涵政府禁止的取向。　 ［1］　

　　另一种是中国特殊的有着“农业户口”的“非农居民”（但不享受非农人口权利与待遇） 论。这种观点把具有农业或农村户籍的人在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与就业看作是“农民工”。根 据这种定义，“农民工”现象就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是一种狭义的“农民 工”定义。不过，这种定义会把已经在城镇生活或就业而户籍还滞留在农村的大学生与研究 生也视为“农民工”。我国政府对“农民工”的定义目前属于这种解释。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认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 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　 ［2］　 学界大多数学者也持这种说法。陆学艺认为，“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他们是农业户 口，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但他们主要在乡镇企业与城市从事二、三产业 劳动”，包括两种模式:“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与“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 的农民工。　 ［3］　 孙立平认为，“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社会身份（户口）与“工”这种职业 （活动场所）的独特结合。“农民工”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 “城市人”。为城市与社区服务，但不被接纳为市民，无法享受与市民同样的权利，形成一个 有“边缘人”属性的独特的社会阶层。　 ［4］　 厉以宁也认为，“农民工”就是职业为工人、户口却 是农民的人。由于城乡二元体制（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享受到改革 开放的成果。　 ［5］　

　　另外，陈锡文提出“农民工”为“盲流”到“市民”的“过渡形态”论。［6］李昌平提出 “农民工”为“新工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论。［7］徐勇则指出，“80后”的新“农民工” 不好再以“农民工”的字眼来称呼。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干过一天农活，没有基本 的乡土记忆，又缺乏城市经验，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兴群体。［8］

　　无论哪一种定义，界定“农民工”往往都是从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农化、城镇化与市民化， 即农民从农向非农、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角度出发，以就业与生活的城乡流动性和城镇常住性 为双重特点（城镇常住性渐成为主要特点），以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体制为 “农民工”身份困境与权利缺失的制度根源，以最终转换为真正“市民”为“农民工”的归 宿。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的历史场景出发，“农民工”现象时隐时现地贯穿整个历史时期。　

　　二、关于“农民工”现象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