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搞红色经典及其批评

童建军 刘光斌 中山大学

<中文摘要>
"恶搞"源于日语词Kuso,音译为"酷索",其本意是指教导游戏玩家在购入一个超烂游戏时可以玩得开心的策略。其后语义不断丰富,被当作"搞笑"、"好笑"的意思来使用,甚至成为骂人的口头禅。本文从道德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网络恶搞红色经典对社会道德的危害及治理之道。
<全文>
一、生态学的理论借鉴生态学是一门描述动植物之间在特定的物理空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平衡，其中任何一种物种受到破坏都必然对其它物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不加选择地使用杀虫剂已经被证明为是反生产性的，因为它破坏了鸟类的生存环境，而后者是昆虫的天敌。在自然生态学中，“极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概念。一种生态系统，比如一条小溪，由于其对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使得它可以通过稀释毒素使自身得到净化。但是，当污染经累积而达到极限并超过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的时候，严重而长远的污染就会发生。自然生态学中“极限”概念的提出，是我们人类理解物理世界的巨大科学进步，并成为当代环境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分析工具。在这种视野下，自然生态系统被称为“精致的社区”，需要独特的理解和照顾。如果你恰巧有一块临近这些生态系统的土地，那么，你对那块土地的使用必须受到限制。环境保护主义者声称:尽管一个人短时期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若干人在长时间内以这种方式所造成的污染的累积就会达到“极限”，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导致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因此，他们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产生污染的大公司，而且包括小农场主、伐木工人、矿主和土地所有者等为传统环保主义者忽略的群体和细节。在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选择问题上，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正效用大于负效用，并且正效用为个人独得，负效用则为集体均摊。如果不做这种选择，不仅不能维持原有利益，而且会使原有利益遭受损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必然会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从而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在哈丁看来，悲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破坏的手段或立法的空白，而是毫无节制的个人自由本身。如今，“公用地悲剧”已经成为环境问题和其它实证研究中理论建构的强有力的隐喻，成为我们语言和思维的一部分，其核心洞见冲击着基于自由的想象:个人的自由实践，如果未加限制，它会削弱生活至关重要的基础，甚至是美好生活本身。公用地当然只是一个代名词，它可以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气和水，也可以是维持我们生命的生态系统，它甚至可能是地球本身。自然生态学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个体自由行为对道德的破坏，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同样，在道德领域，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公用地悲剧。我们的家庭和社区都是生态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互相依赖，彼此之间充满了爱、自我牺牲和文明的关系，它们构成了健康社会的基础。但是，个体自由权利未加限制的行使必将破坏这种道德生态系统，削弱了它们维持健康生活的能力。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道德生态，在个人滥用自由而损害生态系统这方面，它们是共通的。尽管在家庭、社区或社会中，我们个人不道德行为的危害后果可能是微小的，但是，累积起来就可以达到危险的“极限”，超出道德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危及到维持社会健康发展的规则。因此，道德生态学提示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些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行为，例如观看电视和电影、婚姻关系、性关系、赌博和色情品的使用。在道德生态学看来，我们所要问的不是“这种个体自由行为会造成伤害吗”，而是问“如果累积起来，这种行为对道德系统会有多大的损害。”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自然生态学还是道德生态学，它们是怎样共同分享一个理解的，即个体的行为，在一定的情形下，会带来无法预计的有害结果。它们都面临着当代自由社会日益膨胀的个人自由。“这是我的土地，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一句很经典的关于自由的诊释。“这是我的生活，我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一种生态学的视角挑战着这种经典的自由主义的观念，主张从互相依赖和生态系统健康的角度去理解个体的自由甚至个体的生活本身。既然人们不仅只是自决的个体，而且同样是社会的动物，他们必然要受到道德生态的影响，并因此担负着对道德生态的责任。在自由社会中，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会成为自然生态和道德生态瓦解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的自由行为可能会削弱共同体的健康，无论是对生物或是人类而言，都是如此。对于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生态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做出了深刻的理论阐释。罗伯特·贝拉和丹尼尔·贝尔等认为，个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它对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渗透，削弱了维系二者稳固运行的传统规则;社群主义者提出，理性的个人主义危及了信任、文明与合作等凝聚人类社会的美德;社会资本论者声称，个人不负责任的行为降低了社会资本的质量，而后者构成社会良序运行、减少交易费用的有效润滑剂;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发现，性暴力同色情之间存在正相关，色情氛围越浓，性暴力比率越高;宗教理论家告诫世人，由于个体对十诫的背叛，社会道德已经残败不堪……正是基于类似的担忧，米歇尔·诺威克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同自然生态类似，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生态系统，并呼吁保护道德生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认为，除了对自然生态非理性的破坏外，我们必须意识到更严重的对道德生态的破坏，尽管人们正在为采取措施保护各种物种的自然栖息环境而焦虑，但是，更少有人愿意为保护真正的人类生态所需的道德条件而努力。二、解构的经典和恶搞的反省在2006年KUSO族的眼中，传统的红色经典题材被重新诊释:“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了”;“黄继光是摔到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沙家洪》中的阿庆嫂成了风流的俏寡妇”……网络恶搞红色经典以“无厘头”的方式，借用·16·诸多后现代的手法，撕裂原作中的能指和所指，瓦解其中所蕴涵的深度模式，制造强烈的反讽效果，在恶搞的语境中反叛现实。在这些被解构的红色经典中，引起人们更广泛关注的是网络视频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原作品《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73年，完成于1974年，以阶级复仇为主题，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道理，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的政治觉醒。片中成功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小英雄形象。年仅ro岁的潘冬子对敌人充满了无穷的恨，对自己的人充满了无限的爱，对党的事业充满了无尽的忠诚。即使在妈妈被烧死后，播冬子想到的仍然是革命的需要:“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在中国，从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到二十多岁的年轻观众心中，《闪闪的红星》一直都是最经典的革命电影之一，它影响了三代人，直到现在其电影插曲还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篡改后的短片时长9分36秒，以戏谑的手法更改了原作中因备受迫害而奋起反抗的小英雄形象;将严肃的关于正义的主题替换为调侃式的搞笑。所有画面皆出自原故事片，但其中的对白、配音全被更改，片头变成“八七电影制片厂”;潘冬子的父亲变成“地产大终”潘石屹;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l”而且梦中情人是李咏;他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变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他对参加红军的向往，转变为对实现明星梦的渴望和满足金钱欲的焦虑。潘冬子:你看，青年歌手大赛开始报名了，我们也去报名吧。春讶子:对，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咱们报哪一种唱法好呢?我想报美声，谁让咱长得像帕瓦罗蒂呢。潘冬子:不，我爸说，民族唱法容易上春节晚会。对，我们唱民族吧。听说刀郊一场演唱会能赚100万，那得多少钱呢。我们就唱民族吧。春讶子:好，民族就民族。我们一起走穴，那得赚多少钱呢。潘冬子:对，去年“超女”那么火，今年也轮到我们了。潘冬子:(片尾自言自语)要是考不上，我就去跳钢管舞。潘冬子爸爸:(片尾)你现在是名人了，和我们一起去走穴吧。劳务费是4(X)，放心，是税后的。冬子，记住，是青年歌手大赛改变了你的命运啊。《潘冬子参赛记》在“隆力奇杯”第12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记者联谊会上播出后，各路媒体记者都现场欣赏了这部短片，并随后迅速传播到网络空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声称，这是对传统的颠覆和反叛，已经背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调侃的是一个商业娱乐片，还可以容忍，但《闪闪的红星》是公认的红色经典，而且其内容与歌手大赛没有任何关系，生拉硬拽的调侃让人莫名其妙，只能是网络垃圾和一部没有意义的闹剧。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声明指出:这样去篡改一部红色经典影片，如此戏谑地调侃一个备受迫害奋起反抗的小英雄形象，已经伤害到影片《闪闪的红星》相关创作人员，更伤害了对《闪闪的红星》有着深厚情感的中国观众，同时也会误导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漠视中国革命历史，甚至会引发许多人以恶搞红色经典影片为乐趣。八一厂的声明刊出不久，《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作者胡倒戈迅速作出反应，发帖子声明道歉检讨:“八一厂相关负责人声明语重心长，句句敲打着本人的灵魂，本人看后受到极大的触动和教育。”同时，他呼吁所有的网站和网民不要再下载或传播这部短片。很显然，对一部经典影视的拆写和戏说并不足以动摇既定的道德秩序，也无法撼动固有的道德结构，甚至难以使影视爱好者的心理偏好会有所逆转。正如多数被访者所说的那样:·17·看完这些网络恶搞视频之后，仅仅是笑一笑而已。于是，在匆忙、压抑而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社会，通过平面化的手法，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重新解构传统经典，以满足人们对心理舒缓的需求，就成为网络恶搞红色经典的一个似乎极为有利的说辞。而这向来被现代自由社会视为公民个人自由自主权的表现，更是公民生命尊严的体现。但是，道德生态学在关注公民自由自决和尊严的同时，它还关心这些所谓的自由自决如果泛滥开来，可能对社会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向现代公民提出的疑问是:也许你的单个行为对道德生态产生不了决定性影响，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行为中，以致积累到道德生态的承载限度的时候，那么，道德生态所固有的自我净化能力将受到破坏，社会道德将因此而有崩演之虞。因此，个人的自由自决就绝对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作为人类整体生存前提的社会道德生态。网络恶搞红色经典以解构神圣为己任，以消解意义为目标，瓦解了道德理想和道德崇高。以《闪闪的红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历史的写照与艺术再现;弘扬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表达的是关于正义、理想和信念的深刻主题;构成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主流文化意识。它们承载着国家的一段历史，构成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情结”，代表着对一个年代的回忆和对一种理念的向往。这些红色经典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展现的叙事手法、蕴涵的审美形态已经迥异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因此，重新诊释不但可能而且必须，否则，艺术就脱离了现实生活。但是，内在于这些形式背后的坚定信仰、献身精神和纯真感情，不因时代的流转而泯灭。KUSO族以“去教化主义”和“去精英主义”为解构策略，以网络恶搞的手法戏说英雄、歪曲历史，其实质就是否定英雄、否定历史。既有的研究表明，长期观看暴力片的人，在解决冲突时，更倾向于采取具有攻击性的手段;他们对待暴力的态度显得更宽容，并经常在生活中模仿影视中的暴力情节;他们暴力犯罪感减弱，对受害者的同情更少，而对施暴者的认可更多。这揭示出影视媒体同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联。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模塑过程。恶搞英雄、颠覆传统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判断，造成是非不分、荣辱不明。如果国人浸染在“恶搞”成风的虚拟空间里，耳濡目染的全是离经叛道的表现方式和哗众取宠的传播风格，他们就会把追逐无厘头文化作为时尚，把叛逆、反传统作为价值取向。于是，拒绝崇高而追求庸俗、逃避理想而渴望堕落，就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主流。网络恶搞红色经典以娱乐为依归，以影射现实为诉求，冲击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的怀疑。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内容，以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重点。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以其风范言行践履着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而对红色经典的网络恶搞以创意的口号戏谑这一切。诚然，我们曾经过分强调崇高，反而造成伪圣化。因此，我们需要理性地反思。但反思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嘲弄，否则就沦为滥用激情的漫骂。但遗憾的是，KUSO族及其支持者的言行表明，在对待历史上，他们近乎一群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动物。他们以追求自我娱乐为外在目的，但同时夹杂着对现实政治的诸多诉求与不满;他们以近乎夸张的形式，将一点的问题直线化，将一线的问题平面化，以此吸引网络“大虾”们的狂顶与灌水，混淆人们的视听。此风不禁，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价值必遭颠搜，甚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必遭怀疑。由于少数腐化堕落分子的劣迹，部分群众对党的·18·政治认同呈现下降趋势，其政治心理更倾向于从反面的立场解读正面的新闻。网络恶搞的蔓延势将助长这一流弊。这是每位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必须严肃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三、道德生态呼唤积极的应变之道自由意味着免于国家的限制。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赋予自由绝对的至上性。阿克顿爵士宣称，自由不是实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汉普希尔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扩展和保障所有个人平等地选择其生活方式的自由就是政治行为的目的。二十世纪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则断言，自由只能为了自由自身的缘故才可以受到限制。自由主义本体论的内核是个人主义，它将个人看成是第一位的，是比人类社会及其制度和结构更为“真实”或根本的存在;它将更高的价值隶属于个人而非社会或组织性团体，个人比社会更为真实;它强调个人的单一性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立，凸显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分开或加以区别而非一个人与其他同类人之间的共同特性。其本质是对个人权利的价值承诺。自由主义又强调宽容的必要性，声称无论就国家、社会还是个人而言，宽容都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它意味着允许和不干涉他人的信仰和行为，尽管这些信仰和行为可能不招人喜欢，甚至可能招致反对，但只要它们本身并没有对别人按照自身选择开展行动的平等权利过程威胁，就是合理而合法的。社会是多元而不同质的，其间必然充满了异质的利益要求。宽容就是对它们存在的起码合法性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西方世界交流日益加深、人们的经济状况日趋殷实、政治氛围日渐宽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部分领域由传统的整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逐渐浮出水面。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正悄然间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且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在法律规定的边界以内，每个人都有按照他所自我期望的那样去思考或者自我实现，这是个体价值和尊严的体现，其他个体或组织性集体对此必须予以充分的认同、尊重和宽容。这就是网络恶搞红色经典的思想根源。KUSO族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从思想深处，他们更习惯以自我的尊严审视传统，以自我的权利对待权威，以人际的宽容期待他人;从灵魂深处，他们渴望展现自我，呼吁茸重自由、尊重差异;从骨子里面，他们嘲笑中庸之道而追求酒神精神，屏弃羞涩保守而倾心个性张扬。在社会文化系统中，除居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外，尚存在诸多种亚文化。后者以前者为参照系并与之共生，成为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和边缘的文化现象。网络恶搞以调侃式的方式重释经典、张扬个性，已汇集成独特的网络亚文化。该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青年一代。因此，网络恶搞文化的实质是青年亚文化。英国伯明翰学派研究者认为，青年亚文化是对主导的价值和文化的反对或抵制，它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关系;它们通过对支配阶级和霸权话语的抵抗，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努力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但这种反抗与剥离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只限于仪式的表达;它们倾心于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的自我展现，并渴望得到受众的认同与欢迎，实现抽象的符号民主;它们借助某种文化形式，超越现实的藩篱，进人心灵的世界，聆听内我的心声，享受精神的自由。正如外国学者威利斯研·!9·究兴奋剂在嬉皮士文化中的地位时指出，兴奋剂不是由于自身的药理作用而成为嬉皮士文化的中心，它只是提供了一种途径，使得嬉皮士从理性的现实世界进人到狂欢的彼岸世界，使他们文化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借助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不断向受众反复灌输着深度意义、终极价值和永恒真理等精英主流话语。在网络不发达时，青年亚文化群体找不到有效的抵制渠道，陷人无可逃避的被动接受状态。但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他们对主流文化不满的宣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于是，严肃的内涵被滑稽地改编，戏弄、贬低、打浑成为对红色经典的另类诊释。他们固然无法奢望以此就可以改变社会现实、撼动社会秩序，无非只是在发泄内心对主流文化的愤患之余，博得自我与他人的欢愉一笑。他们不会预见到这种原初的想法将会对道德生态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只是致力于以复制、拼贴等后现代的某些手法，打造受众的狂欢，使被批判者、被解构者陷人尴尬的境地。无所不在的商业利益适时地使之成为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的同时，成功地充当了其广泛传播的有力推手。于是，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网络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和商业亚文化的杂揉，加之以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这就是网络恶搞红色经典的文化背景。正如清洁的空气或原始的森林作为公共产品，个人无法购买一样，一个健康的道德环境可以被看做和公共产品一样宝贵，却只能由个人提供。系统中部分的损坏将影响其他部分对道德毒素的过滤能力。而且，如果道德毒素进一步累积的话，那么，道德生态系统将达到极限的临界点，到这时候，其自我净化能力将不复存在。如果生态破坏普遍深入下去，我们将预期看到全系统范围内更普遍的道德衰败。如果个人的自由行为将严重破坏道德生态，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采取积极的应变之道。政府应在有所区分的基础上，加强对网络文化的行政规制。无庸质疑，网络恶搞视频的存在给予普通人原创和表达的自由与权利，由传统的单纯被动受众者，转变成资源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制作、上传、下载、评论和效仿，只需要一个网络平台，就可以使用网络的语言、借用网络的形式，充分而自由地表达一切想要表达的，抨击一切想要抨击的。这就是现代自由社会的可贵之处。在狂欢的网络舞台上，飞扬的是自我意识的灵动和独特个性的闪耀。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禁止一切形式的网络恶搞。只要KUSO族没有碰撞道德的底线、法律的边界和政治的主流，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欢呼他们借由恶搞寻求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乐观他们新颖的表达方式、独具的原初创意和热切的草根粉丝。但是，如果KUSO族逾越了这道界限，踏人道德、法律和政治的“雷区”，那么，强行禁止乃至严重责罚，就是民众对政府为其所当为的职责期待。即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自由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漫无边际的外界障碍的不存在状态。因此，基于这种区分，我们期盼更多“馒头”，但拒绝再现“红星”。因为后者的累积对道德生态的危害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无法避免的。为加强行政规制，政府可以借鉴自然生态治理的某些办法，例如许可证制度和经济处罚制度。按照当前中国政府的规定及相关的法律要求，重大项目建设必须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论证，经审查合格后，才可批准颁发施工许可证。行政主管部门如广电总局可以此为参照，加强对网络恶搞视频的管理，推行个人视频转播许可证制度和网站视频服务提供资格审查制度，打击视频网站的违规现象。产品的成本有内外之分，前者主要指厂商的生产管理费用及原材料损耗;后者包括因厂商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公民健康受损等。厂商的产品价格一般只包括内部成本与利润两部分。这就意味着由于外部成本没有计人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未承担经·20·济上的不利后果，而是将其转嫁给其他社会群体。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又违背政治学常识。因而，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建议，将外部成本内在化，以激励和约束厂商与消费者有足够多的经济动力做合乎道德的事。受此启示，网络视频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上传、转载与播放的收费制度，将道德污染成本内在化，恶搞程度越高，收费越高。这项费用征缴后，专款专用，治理社会道德生态系统因此可能受损的部分。西方自然生态学研究者认为，仅仅依赖政府的规约治理生态破坏是不够的，因为凡制度必有缺漏，凡缺漏必有钻隙经营者。他们在比较观察中发现，当个体处在尊重自然生态的组织或文化氛围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不去伤害自然生态。因此，除了加强政府之手外，还必须加强社会之手。在西方研究者看来，这其实反映了个人自由行为与道德生态互动影响:个人自由危及道德生态，道德生态限制个人自由。政府之手侧重于个体自由行为的局部治理，其理路是通过约束个人的行为来维护道德生态;而社会之手侧重于道德生态的整体治理，其逻辑是通过加强道德生态中其他要素的建设，限制个人行为，以此从根本上巩固道德生态。正如水、空气和森林等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样，家庭、学校、邻里、社区和各种青少年组织等，构成道德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政府通过培育、扶植这些社会组织，就可以更有效地约束个人自由的滥用。这些组织更了解KUSO族且更容易与之沟通，它们有助于道德规范的言传身教，有利于提高青年对道德污染的抵抗力，组织成员内的相互监督有利于个体偏轨行为的矫正。自然生态学启示我们要敬畏固有的自然生态，因为它代表着物种间的平衡，构成人类生存的物理基础。同样，社会领域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它意味着既定的社会规则、道德传统和人文习俗，代表着人际间的生态和谐;它为我们提供了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准绳，为我们提供了成人的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不经理性的审思就自然地足以应付来自系统内外的挑战，它构成人类存在、发展和繁衍的社会基础。因此，规范我们的行为、慎用我们的自由，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道德生态，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恶搞"源于日语词Kuso,音译为"酷索",其本意是指教导游戏玩家在购入一个超烂游戏时可以玩得开心的策略。其后语义不断丰富,被当作"搞笑"、"好笑"的意思来使用,甚至成为骂人的口头禅。本文从道德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网络恶搞红色经典对社会道德的危害及治理之道。网络恶搞;;红色经典;;道德生态学

1.Allen D.Hertzkel.Theory of Moral Ecology[J].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60,No.4(Autumn,1998);
2.Petter L.danner.Affluence and the Moral Ecology[J].Ethics Vol.81,No.4(Jul.,1971);
3.[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