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社会治理功能的生成机理 

　　1.发源于文化本身的超越性 

　　文化产生与存在的超越性，即文化超越自然性与个体性。文化的超自然性在于文化超越于自然界的自然性和超越于个体的自然性而存在，文化的超个体性在于文化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在主体改造对象性客体的过程中，对象性客体作为一种客观因素与条件，始终制约着主体的这种改造活动。但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并不会囿于这一限制与制约，而是积极超越这一囿困，改造对象性客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思考活动等，形成了一定的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同时把各种分散于个体间的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借鉴、积累与融合，形成体系或系统，而这些认识进一步构成甚至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及其价值选择的基本要素。而人的这种活动，以文化的形式来彰显其与动物自然本性或本能的区别或超越，是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化是由群体或社会共同创造的，而这种共同创造的文化，总的来说，是人类实践历程的足迹，是实践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总结与反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选择，是对个体自然存在的一种超越。 

　　人于文化的创造与被创造性的二重性。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人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成为文化创造的承担者，具有其可能性与必然性，这是因为人是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化存在物，人具有自我意识，存在自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是创造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及其能力，成为人所以能创造文化的条件与根据。第一，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第二，人在文化创造活动的过程中还彰显与发展着自身的创造、调整、组织等能力。这赋予文化创造主体以被创造性，文化主体的被创造性是指人是被文化创造的。社会文化或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着个体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导向，影响与引导着个体思想行为及其自觉。每一个体，其都是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中，这种文化传承与文化氛围，使每一个体获得存在、延续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个体躯体就如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一种价值生活意义。这种文化传承与文化氛围，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规范、价值选择与道德伦理。 

　　无论文化存在具体形式何如，它于本质上都是人精神存在及其外化。借此，就文化的这种超越性而言，是一种理想性于现实性的超越。而人一直处于一种理想的超越与现实力量的制约的张力集合架构之中。在这种张力集合所形成的这种架构，一方面，文化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之于血脉环绕着人，构筑着人的灵魂，另一方面，文化也构成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运行的重要的影响与制约力量，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运行，也需基于文化的视域考量其内在的运行机理，研究深层次的文化运行问题。 

　　2.根植于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 

　　文化产生有其人的实践活动需要。文化之所以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是基于这种文化本身存在特有的有用性或价值，文化的创造、继承与发展过程，正是人基于自身的实践而形成的一个满足需要的过程，并依据具体环境中所呈现的特殊性状况，而始终于文化置于一种工具性，以丰富精神生产范畴，并在文化的传承与生产中铸就现实性力量。在人类产生的最初形态即人猿分离的时刻，及其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基于生存要求，寄希望于一种图腾与巫术等神秘性的虚幻之为依托，这时的人以其原始的虚幻形式来彰显其与自然动物的区别及其超越，这就是文化的最初形态。在实践活动发展中，人类自身处于一定关系系统之中，历经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但人们“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3]人们通过不断斗争，随后历经其后的宗教文化、神权文化等不断催生各种现实需求的文化，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拓展出来，并引导者人类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个体不能脱离被局限的某一狭隘的认知领域，所能认识的只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基于实践需求，人们不仅创造文化，而且在前辈们劳动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传承文化，沿承文化脉络，并将文化成果继承发展下去。 

　　每个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都需要基于一种自觉，需要基于一种精神意义及其活动机制，不论这种实践活动是一种个体的实践活动，或是一种群体甚至全社会的实践活动。而文化创造通过一种社会氛围，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抉择，丰富一种精神的支撑力量，形成一定的导向与意义世界，承担起于人的实践活动产生自觉的作用。正是文化所具有的这种使人产生一定意义上的自觉力量与支撑力量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丰富知识、提高内涵、掌握技能，在实践中提高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 

　　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由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自由活动所创建的一种愿景与规范的复合式结合体或结合机制，转向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导向、指引、调节与规范作用，形成一种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定规范性与调节性。“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5]人的实践活动始终随由一种自由与制约的双重范畴所架构的一种张力结构，而这种张力结构也使得人不断超越自我，丰富自身的经验结构与知识水平，创建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结构。而在这种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本质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建的这种结构，使得文化得以成为人的活动的方式，规范着人的行为，调节着个体间活动关系，引导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取舍，以精神力量支撑着人的实践活动。 

　　3.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治理需求 

　　多元社会困惑呼唤文化治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多是基于一种外在的制约性，而这种制约性，在多元性社会境遇下，其本身所能够发挥的程度与力量有限。而文化是基于人的思想与行为所形成的内在向度，基于文化本身所能够使人认同、规范、融合、调节等，实现社会治理。首先，矛盾多元呼唤社会治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深刻的矛盾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凸显，社会矛盾激增，而这种激增的社会矛盾仅仅依靠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难以化解内心思想认识问题，缺乏一种消解与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纽带，也难以真正调节人的利益冲突，这种社会现实境遇下，社会治理机制正在面临一种断裂与失衡。其次，思潮多元呼唤文化治理。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与竞争性在使得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社会活力与竞争潜能的状况下，也使得社会产生新的价值观念与思潮，为赢得企业或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兼顾手段或途径。同时对外开放在使我们同世界的交流与沟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对于开阔眼界、借鉴世界经验与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存在部分国家以其和平演变的战略野心，把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及其价值思潮伴随以其有形与无形的商品不断涌入，新思维、新观念、新价值等与原有思潮交融、交汇、交锋，造成一种的思想混乱与迷惑。借此，需要基于一种文化精神意义层面的自觉性引领多种社会价值思潮，基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机制来发挥社会治理的功效。 

　　主流文化能够整合社会多元力量。主流文化具有整合功能，调节内部团结与社会秩序，使多元思想心理与行为汇聚，这也正是中华文化无论在任何时期都能汇聚各民族力量与意志，维系炎黄子孙，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化本身具有一种社会规范性或调节性。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的道德准则取向，而这些道德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软基础力量，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群体与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一规范力量的影响，内化为自身的信念力量，对于整合社会群体间与社会个体间的思想认识冲突与利益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力量。文化对社会具有目标指向性与导向性。主流文化通过提供知识，协调社会管理，巩固社会导向成果等，以文化知识与文化理想信念为社会所认知，论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了解与向往社会前景，从而实现这种文化的目标指向性与导向性。 

　　二、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治理功能的三维向度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个体发展的引领与塑造 

　　为个体提供一种分析工具与框架。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当今社会发展趋于多元化与多样化，在为我们带来社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从未休止，并通过先进的技术等手段，掌握话语制高点，对我们进行渗透与控制。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调，我们对一个现象或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不仅包含“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且有其“为了谁”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也即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手段或分析工具，要透视其真实意图与本质，把工具性与价值性结合，手段性与目的性结合，是意识形态领域认识与分析的重要工具，为我们分析各种社会观念、社会价值理论等提供了一种理性分析手段与分析框架。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强调“中庸”，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市场竞争中消弭各为其利而忽视人际的和谐共生等社会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分析框架与分析手段。这种分析手段或分析工具，基于价值取向分析、道德伦理分析、社会规范分析等，为市场经济下人的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形象，指明了重要的方向。 

　　于个体人格培育与塑造。文化个体人格的塑造源于个体总是生活于特定的文化氛围或文化环境，源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体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生活久了，就会潜移默化沾染那样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两方面来实现对个体的影响，一方面，文化影响个体的交往行为与交往方式，另一方面，文化影响个体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与思维方式。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培育主要历经三个层次，一是文化丰富个体精神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使个体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其竞争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效率意识等都会大大增加，崇尚文明、科学、进步，崇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形成一种健康向上道德风尚与思想观念。二是增强个体精神力量。优秀文化精神与文化作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感染力，赋予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以精神力量。三是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身体机能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提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个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食粮，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民族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对民族价值基础与行为准则的构建。社会的强盛，有赖于文化的辅持；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进行社会联系与交往过程中，都带有自身的文化印记，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程中，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壮大的兼收并蓄中，形成一些共识性高的核心价值，存在精神信仰、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的主流导向，这些思想观念中不仅包含着“是什么”的一种事实判断，更含有一种“为了谁”的价值判断，回答了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构筑了一种世界观与人生观取向，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性影响。这些共同信念与主流价值，是民族、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撑，引领着社会成员基本的思想选择与价值取舍，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一种同化作用，维系着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正因这些价值规范及其观念，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与使命感。 

　　对民族精神纽带的传承与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及其拓张与传播，虽表现在一定的规章制度、礼仪风俗等在时间领域的延续与空间领域的拓展，但深层剖析，却是其基本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大区域、更广泛的人民的认同。民族也得以因其存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伦理、共同的信仰等文化认同因素而存在，主流文化借此成为维系民族的血脉与纽带。而这种文化认同对于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与社会风貌尤为重要。中华民族在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大众所认同的文化，包括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和谐共存的社会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等等，这些观念认知都不同程度触及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怀，涉及深层的人本欲求，成为人们普遍性的价值基础与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遍认同性与超越时代的继承性，能够增强民族凝聚性，扩大中华文化的渗透力、辐射力、征服力和影响力，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趋于多样化与多元化，而共同的精神文化认同，能够有效地凝聚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制约与整合非主流思想文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行为导向与行为方式选择的范畴，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调控与维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改革的先锋官。先进文化对社会改革具有动力与加速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先进的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统一体，包含深刻的自觉与反省。当一种社会体制机制趋于僵化、脱离社会生产生活发展需求时，一方面，文化通过对社会现存弊端的分析、对旧思想的批判，动员与掌握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另一方面，文化为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描绘一种新的蓝图，予人们以理想信念，化精神力量于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变革。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首先，思想观念、信息、科技、品牌等文化因素，本身也正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文化因素已不再是一种附属性的商品，而是直接融合于商品之中，成为企业的一种经济价值。其次，文化产业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包括报纸、杂志、广播、音像娱乐、教育培训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在经济价值的创造方面意义重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与调节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精神支撑。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文化水平等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制定、实施等具有重要的影响，消费水平与消费对象与消费者的文化水平存在重要关联性。而文化也是企业内部成员重要的精神支撑与力量，对于加强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新常态的稳定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维护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提供理论支撑，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提供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任何政治体制都是一种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论证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科学分析与传播其政治意愿，获得人民认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可以为既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供一种价值支撑。社会既要变革又要稳定，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通过其强大的导向力，维护社会形态的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可以通过其精神凝聚力，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也可以通过科技与观念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对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结构等进行整合，维护社会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引领多元价值取向，使社会成员价值观念与思想行为趋于规范化与合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对多重的社会规范进行整合，使之协调化，避免社会内部的多重规范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对社会结构进行整合，使其多元复杂的社会结构在功能的发挥上与实践目的指向上趋于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族群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使其之间处于平衡协调与张弛有度状态，从而获得一种文化认同感。 

　　三、治理机制转换中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的三重定位 

　　1.积极建设核心价值形态观念体系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得以支撑其国家与社会发展，凝聚民心及社会力量，都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人心涣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的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对社会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基础工程和灵魂工程，是社会发展的要义。西方敌对势力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来未休止，而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期，社会矛盾多发，价值观念多变，而西方国家凭借着经济、技术优势，在商品推销的同时，把他们的价值理念推销到中国，把“自由”“民主”“人权”冠以美名“普世价值”，扰乱人们的思想，这需要我们保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搞好自身价值观研究及其建设，掌握理论的制高点。“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其要旨在于使其理论性得以完全彻底，抓住其价值导向性本质，追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根本，丰富其时代内涵与价值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增强于人民大众的吸引力，对其基本内容进行全面深刻的阐释及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坚持“马中西”融合发展。文化在交流中才能得到丰富，文化在融合中才能不断发展，才能逐渐走向兴盛与繁荣。要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内容，以国外优秀文化为重要思想来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马中西”融合。首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文化的社会治理坚持正确的方向，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理论，它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与方向，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与斗争方向。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文化的社会治理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其次，任何文化的发展、任何社会治理的开展，都不能离开既有文明，都不能脱离既有文化，不管是主流价值形态的塑造或者是社会文化整合，都必须正视既有文化根基与传统文明脉络，中华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需要对其尊重与肯定。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9]。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的社会治理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要妥善处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长处与优势，这些优秀文化成果是人类发展的共同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科学地对待西方文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情、为我所用，大胆吸收借鉴，发展提高我国文化创造力水平。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反映，由于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内部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存在不可能克服的危机，有其内在的落后与腐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盛行，任其蔓延放纵，势必造成人际关系的对立与社会关系的破坏，对于西方的文化，要立足我国国情，择善而从。 

　　2.引导先进群众文化生产，引导人民信仰、铸就国家力量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的强盛与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而且是一种精神文化强大，国家的强盛始终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境遇下，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但精神信仰、伦理风尚的归属感堪忧，甚至“扶不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折射出人们的精神信仰焦灼与困惑。人生需信仰引领，集体需共识导航，社会需价值驱动。首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与持续不断的灌输，“随风潜入夜，润无心无声”，撒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种子。积极开展榜样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坚定信念、强化道德人格、弘扬社会正气、引领道德风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形成一种传递爱与善的自觉，塑造一种精神支撑力量。其次要融入实践养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要利用重要纪念日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活动，广泛开展道德教育，开展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引导人们以自身行动，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塑造社会形象与时代价值内涵。再次要融入政策法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融入学生守则、融入学生公约、融入单位精神培育、融入村规民约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公认的道德价值公约。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外化为道德行为习惯，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为民族进步铸魂，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培养精通“马中西”理论的一流专家队伍。文化的社会治理工程是一项复杂而长远的艰巨工程，文化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人才、在队伍。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情操高尚、理论功底深厚、创新能力突出、学风文风优良的“马中西”队伍，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鲜明的政治方向、扎实的理论功底、强烈的创新意识推进“马中西”队伍建设。在传统文化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不断学习，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扬弃，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其中精华，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其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对于西方文化，要培养一支借鉴吸收的文化创新队伍，要始终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警惕性与敏感性，要敢于旗帜鲜明亮剑。 

　　引导人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理解与觉悟，也即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及其规律问题有正确的把握、对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有深刻全面的认识、是对发展本民族文化所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具有积极性与主动性。文化自信，是在当下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历程中，对当下时代潮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对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充分肯定、对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坚定信心与信念。只有对中华民族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从容与镇定，赢得一种创造及创新的活力，获得一种奋发进取的勇气。“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10]引导人民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充满信心，坚决反对“自卑自弃”和“自高自大”两种倾向。 

　　激发群众文化市场活力。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于恰当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等与文化方面的关系，形成良好的机制，而核心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文化的创造力、影响力、感召力，正确处理与对待各种文化及其取舍，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构建人民在参与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性机制。这就需要将文化管理转换为文化治理或自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人民参与文化治理的主体性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社会团体、企业、公民参与文化社会治理，积极构建企业、团体等社会文化模式、国家文化模式以及公民文化模式三维立体文化模式，发挥其协同合作与创新能力。建立统一的文化市场竞争的现代化开放体系，推进各种文化要素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激发各种文化要素活力，破除阻碍文化要素竞争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文化产品流通的便利化。 

　　3.实施文化发展战略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完善文化发展政策。一是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长期以来，社会把公共文化事业功能与文化产业功能相混淆，把公益性文化事业等同于经营性文化产业，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滞后，长期性投入持续不足，由社会市场所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强。文化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完善社会治理方式与治理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其目的在于实现文化价值转化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实现文化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渗透，进而实现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实现国家治理机制的转换，需要基于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既要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又要兼顾文化的价值需要，积极实施文化引领创新工程、文化龙头企业带动工程、文化产业跨越工程、文化设施惠民工程、文化展示传播工程、文化保护利用工程、人才建设工程，制定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全面提升文化发展的层次。二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生活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等原则，大力实施文化下乡，兴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化屋等，构建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建设县、乡、村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同时积极引导民间文化发展，实行政企分离、政事分离、管办分离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调动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立良好的文化管理与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治理所遇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机制问题，更多的应是一种基于文化治理模式或文化治理机理何以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的运行问题，需要基于文化管理与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考量。而我国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是很完善，制约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发展市场。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各级党委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危机意识，担负起文化改革的政治责任，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按照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的原则，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格局。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一方面为推动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不断增强活力，深化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推动文化企业转轨，加快企业改制实施力度，打造骨干文化企业及其产业。总之，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更加开放、富有效率的文化市场体系，努力建构企业文化治理、社会团体文化治理与国家文化治理相结合的三维立体式文化治理模式。 

　　[1]《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9]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