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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新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经验和展望
发布时间: 2017-03-15    作者:李文    来源:人民网 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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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60多年来,新中国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失误。对这段历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建设历程的主线和分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年是中共八大胜利召开60周年。60年前,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阶段加以讨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之所以将这20年放在一起来看,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构、单位体制等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酝酿、徘徊、躁动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春天。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接下来的10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特别是改革以来几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二、分阶段看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6年里,新生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力,通过恢复经济、稳定物价、解决就业、社会救济等手段积极改善民生,通过移风易俗、扫除文盲、教育引导、树立英模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人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让老百姓真切体验到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到1956年,人均GDP从119元增加到166元,总人口从5.7482亿人增加到6.2828亿人,居民消费水平从80元增加到104元。 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左右提高到1957年的57岁 ,平均每年都有上百万劳动人口扫除文盲。 

  其后,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这20年里,中国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指导思想不时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的人均GDP从1957年的168元增加到1976年的318元,增长近90%,但居民消费水平只增长4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职工工资从624元下降到575元,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 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57年的57岁提高到1975年的68岁以上 ,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其后,中国用了5年的时间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5年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党和政府在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清算和改正“左倾”错误,调整了社会关系,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而城市开启的自主择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不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给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打开了缺口;高考制度的恢复则不但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验性改革。这10年里,中国明确了自己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从“翻两番”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发展策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增长1.2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0.7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0.71倍,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基本上解决全国居民的温饱问题;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初等教育得到加强,但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处在空白状态;城市户籍制和单位体制逐渐松动,“乡政村治”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迅速,社会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得到发育和成长。 

  其后,中国又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创新性改革。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这10年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经受住了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总体小康的评价标准衡量,2000年,除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占比以外,其余13项指标都满足了总体小康的要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3.8%下降到2000年的39.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9.1%,农村贫困人口按当时的口径减少了2.2亿人。 与此同时,经济的改革发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人口增长实现根本转型 ,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等领域也相应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剧,城镇化提速,“三农”问题凸显,社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再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进行民生建设的系统化改革。这10年里,陆续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民生立法显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台;针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快速转型,党和政府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课题来抓,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这一时期,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02-2012年,在人均GDP年均增长9.9%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37%,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6030元增加到16674元、增长1.8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1468元增加到5415元、增长1.7倍;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37.7%和46.2%下降到了36.2%和39.3%,分别下降1.5和6.9个百分点。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市场商品供应日趋丰富,居民消费升级快速推进。人力资源相关指标也显示,这一时期中国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建设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道远。 

  三、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社会史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当然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比如,对于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进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中国“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一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极为低微的。但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阶层的人生活水平又高得多”。“国家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小学入学率很高,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结果是,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比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在中国差不多消灭了。”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发展成果是消灭了所有重要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同时将农村内部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大大缩短。工人阶级取得了终身职业安全、优厚的津贴和福利,社会地位提高,人均家庭收入略为提高。就全国来说,营养、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与健康水平都大为提高。” 

  可见,即便是经济学界,人们也通过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获得巨大成就。这样的观察视角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其实是相合拍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固然以增长为基础,但增长未必就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与单独使用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HDI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了教育、卫生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 ,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其人文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的口径测算,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1980年只有0.407,2012年达到0.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的大幅提高,首先要归功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PPP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14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其次就是要归功于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基础,因为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样成绩显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近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3.3年,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些成绩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逊色的,与同期经济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更是逊色不少,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之人文发展指数提升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改革开放以前。 

  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几乎是一个人人都有基本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的社会,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但差距不大。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中也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平等、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为此,近年来联合国对HDI的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改进,其中就包括综合衡量不平等状况对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不平等调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以中国为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第106位。可见,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严重。这一现象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早在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 

  总之,从1949年到2012年,新中国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这60余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浴火重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四、经验与展望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迪。概括起来说,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百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从那时起直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将一直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克服欠发达的主要矛盾,都需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加快构建物质文化基础。如果说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失败是经验不足的产物,那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就主要是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所导致的。邓小平1988年9月5日接见外宾时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是将不断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的。早在1978年9月16日他在听取工作汇报时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9年6月29日,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讲:“这次大会把阶级斗争问题讲清楚了。概括起来,就是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讲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要看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物质极大丰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有余。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讲:“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江泽民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胡锦涛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这样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二)一定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不是GDP,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经济建设一定要以保障基本民生为中心,“勒紧裤带搞建设”只能是一时之需,绝不是长久之计,执政党须臾不可忽视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过去中国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人民群众依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就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妥善处理增加国家积累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可谓深感于怀。1977年12月26日他便质疑道:“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进一步提醒道:“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外宾时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同样道理,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发展要可持续,要能够惠及子孙后代;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一定要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早在2003年,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时就精辟地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极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实,在紧急情况下工作不力、举措失当。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真正使这次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改进工作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他就此进一步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因此,“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 还要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不能必然地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经济结构的问题,就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而是更多地要靠加快社会建设来解决。 

  (四)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并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比如:“团结——批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重要方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指导我国艺术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方针等。遗憾的是,新中国历史上几次政治斗争扩大化,都与没有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有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转型期以后,面临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多样,执政者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因此中共十六大以来陆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等等。2014年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注意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当年,对于如何依法办事来处理社会内部矛盾,中共中央也进行过反思和探索。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谈了几点意见:(1)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2)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3)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为了缩小打击面,我们党有时把一些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这样做,有利于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些经验和教训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总结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代的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由“世界工厂”转向制造业强国,由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以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给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带来日新月异的急速的变化。因之,中国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新的问题。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平衡,一个是不平等,城乡的、区域的、不同领域的、不同阶层的,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也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看到,致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规划的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政府“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了更加全面地论述,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并为社会建设设定了“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具体目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被明确导向政府、市场、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一系列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创新之举相继出台,既释放社会活力,又造福亿万群众。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建设减速增效和社会建设全面提速将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特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并为此做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安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指向明确,前景可期。 

  (作者李文,男,196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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