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居俭曾在2007年撰文呼吁将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1］如今已过去十载有余，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当代社会史研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加强研究的“薄弱领域”［2］或有待填补的空白，而是已发展成为国史学界内外所关注的热点。随着相关研究成果日渐积累，当前学界有必要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为后来者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当代社会史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也有必要随之跟进。在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过程中，学界一直呼吁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而此类倡议中最受人瞩目者有两个：一是视野下移，二是跨学科。如今，这两者已逐渐从学界的倡议发展成为研究实践的现实，这在丰富学界对当代社会认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研究意义琐碎和学科重心偏移的问题。就视野下移趋势所产生的思想缺位，笔者已在《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一文中做出论析。［3］与之对应，在跨学科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风尚的情况下，本文试回答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在学科比较中探索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当代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已有相当多的论著问世。在此将其尽数收录整理，不仅是不可能的，也并非本文的用意。正因如此，若要考察学界目前整体的发展状况，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样本做参考。《当代中国史研究》作为我国国史学界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其论文刊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学界的发展主流。故本文主要以《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刊载的相关论文为样本，试归纳并分析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进展。

　　一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既有议题及其类别较为丰富，从食品消费到医疗保障，从城市化到社会运动，可谓包罗万象。就当前学界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生活、人口配置、国家介入社会及方式和社会建设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生活

　　普通民众的吃穿住用常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社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史学界，既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学者着眼于食品消费、服饰变化、住房制度、家庭收支等专门领域。张太原的两篇论文即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从主食型消费转为副食型消费的历程，并以此揭示出民众整体生活质量的变迁。［4］与此不同，另一些学者从“制度与生活”（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实体论想象的批判，有些学者提出了“制度与生活”这一替代性视角，认为“‘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参见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之间的张力入手，研究在制度干预下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原本被视为女性天职的种种家务劳动被集体化，“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制度兴衰就是学界研究此问题所选取的典型。［5］

　　（二）人口配置

　　李文在其论文中讨论了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为本文对人口配置相关议题的梳理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6］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实施救济，最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了统一的就业介绍和劳动力调配制度。［7］在计划经济时期，食品和住房等资源供给有限，且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优先将资源配置给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人口，从而造成了身份上的差序，而家庭妇女和农村就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20世纪50~60年代各地因粮食供应不足而出现的城市人口精减即反映了这一问题。［8］工业化通常是城市化的助推力，但有学者就“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对地方城市化的影响做专门研究，证明这种重工业优先战略和单位化经营模式并未改变我国城市化进程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处于停滞的事实。［9］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尽管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迁移或短期进城务工，但终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正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使这一身份禁锢得以解除，广大农民逐渐有机会去选择农业与农村以外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10］

　　（三）国家介入社会及方式

　　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一直是学界着墨颇多的研究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接管了旧政权，而且在接管过程中建立起诸如街道工作组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11］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大力革除各地各行业的陈规陋习与封建旧俗，这尤以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新式婚姻制度在全国各地的落实为典型。［12］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新中国很快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这就包括对生产领域的改造。［13］尽管在这一时段，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但我们若将视野拉回到地方一级的那些具体制度和方针的执行者身上，我们仍可以发现张力是始终存在着的。［14］这就需要学界更深入一步去讨论在此一时段下国家介入社会的具体方式。按照学界现有研究情况，国家介入社会的主要方式有三种：树立模范、社会运动、社会教育。这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一些学者考察了不同时期的模范表彰，体现出国家如何通过这一方式为某种社会角色及其行为规范赋予正当性以及如何将模范作为纽带，以构建国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相互沟通的特殊机制。［15］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16］从扫盲识字到学习哲学、学习党史，这些教育的内容深浅不一，却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重塑的深层意义。［17］

　　（四）社会建设

　　尽管多数学者选择了就民生事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某一方面展开讨论，但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保障，无论是医疗卫生还是灾害救助，相关研究均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中的“变”与“不变”。所谓“变”，即不同时期社会建设思想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所谓“不变”，即党和政府的社会建设思想不论社会环境如何变迁而一以贯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变迁就是这种“变”与“不变”的生动写照。该项制度的指导方针经历了从集体化和社会运动的思路转向鼓励社会与个体承担的思路，再到以国家为主并鼓励多方参与的思路这一变迁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可见国家对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与不惧困难坚持改革的决心。［18］

　　现有研究不仅仅大大拓宽了国史研究的选题范围，更是为既有宏大叙事下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相比于国史研究的主体而言，目前当代社会史研究除了有更多的区域史研究以外，另一明显特点就是跨学科。这一方面是指有更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人参与到对当代中国史的探讨中来，另一方面是指当代社会史学界更倾向于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从《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发表论文看，当代社会史学界的大部分作者来自各科研单位和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历史系，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作者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科系。许多学者的研究可能以政治史或经济史研究为目的，但其“眼光向下”的视野和对基层档案材料的使用，使其带有明显的社会史研究色彩。所以，这些研究或许有“被社会史”的质疑。但即使如此，在国史学界（乃至整个史学界）以外，带有当代社会史研究色彩的论文也多见于《社会学研究》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发表平台，故这种跨学科并非是本文的“一厢情愿”，而是一种当前学界所存在的现实。）如果说跨学科对于国史研究整体来说还是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那它之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而言可谓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之一。既然是这样，当代社会史学界就需对跨学科有更深入和辩证的认识。跨学科本意在于拓宽研究视野，深化学术研究。然而目前有些研究者却将用新词、做新题视为一种学术风尚，以致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面目渐趋繁杂、模糊。这已成为当前学界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二

　　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它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边界何在？对于这两个问题，学界很难做出统一的回答。所谓“学科边界”，这种表述本身就是一种地理空间的隐喻。恰如现实中国与国的关系一样，学科边界也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互（即学科互涉）所产生的结果。或言之，若无学科互涉，边界问题也就无从谈起。［19］这一结论的启示在于：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所谓“跨学科”实际上并非是单一的。它是多种研究视野的集合，是与不同学科的“接壤”。这种“接壤”既可以是侧重方法论的（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也可以是侧重研究领域的（如医学、法学、人口学）。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在跨学科这个语境下着重讨论“社会学—社会史”这一典型。之所以抓取这一典型，理由有三：首先，社会学从创立伊始就带有“历史”的胎记［20］，近年来又出现了历史转向［21］；其次，相较于其他学科，这两门学科的交互是认识论层面的常态而非工具性的偶然，因此其学科融合程度更深；最后，由于二者在研究内容和议题上多有重合，这两门学科也是在学术界内外最容易被混淆的。因此，“社会学—社会史”这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克什米尔”，厘清这一最富争议的边界问题，将有助于学界在跨学科语境下对学科边界问题整体的把握。因此，为了做出有效的回答，上述问题被转化为：同样是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各自选择了什么样的进路？

　　（一）作为方法论体系的“学科”，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有所不同

　　论及学科边界，我们必须先讲清楚这里的“学科”指的是什么。所谓“学科”可以是现实存在的学术共同体，它在最基础上是由“有共同兴趣的大量个体”［19］（p.44）所组成，继而由这些人搭建起各种研究项目、专门刊物、研究中心、学会乃至成建制的独立科系。相对应的，若将“学科”视为一套方法论体系的话，它是超乎于个人而存在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知识结构，它在最浅层次表现为其特有的种种概念与理论，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方法和分析工具，但在最深层次则是其独有的方法论，既一套体现出“该学科是该学科，而不是其他”的评议标准和价值认同。同是“学科”这一概念，解读的角度不同，对学科边界问题的分析思路也会有所不同。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学科”，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已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国内学术界，正如近年来社会学界所发生的历史转向，社会史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要“把社会学的理论、概念、范畴与历史学的具体特点有机结合起来”。［22］如今，一批具备海外学术视野和多学科知识结构的史学学者展现出较之以往更为强烈的同社会科学展开对话的意识。我们既可以在《新史学》上看到王铭铭、郭于华、孙立平、应星这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论文，［23］也能在《社会学研究》上发现赵世瑜等史学研究者的名字。［24］研究成果的跨界，使得这些论著的作者也越来越难被绝对而明了地划为“社会学学者”或“史学学者”。或者说，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本就不尽合理，以至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与沃勒斯坦等知名学者甚至有意以“历史社会科学”的名义使其研究避免被贴上“历史社会学”这样固定的标签。［25］研究人员个人身份的复合性和鼓励相互交流的学术环境，使得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这两门学科没有绝对的边界可言。

　　作为方法论体系的“学科”，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但二者究竟区别何在，学界尚有争议。学界曾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会学侧重研究现在，社会史学侧重研究过去；另一种认为社会学主要是一种共时性的研究，社会史学主要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26］但这两种观点在当前科际整合的学术环境下都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若将二者的边界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古今之别，那么如今社会学界亦有对明清、汉唐乃至先秦时代中国社会的研究，社会史研究也有当代社会史研究这一组成部分。若将二者的边界理解为“历时性”这一类似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那么如今社会学界也有如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2004》［27］这类著作，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代以后亦把事件史带回到视野之中。（年鉴学派从费弗尔到布罗代尔这一阶段，普遍对于所谓事件史保持着一种蔑视和排斥的态度。但发展到以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代，这些史学家以“新史学”的名义将事件史研究又带回到史学界的视野之中。参见﹝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7页。）既然研究对象的古今之别与“历时性”都无法有效区分这两门学科，二者在方法论层面上的边界究竟何在？本文认为，即使研究相同议题，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是“机制”，而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则是“史实”。所谓“机制”，按赵鼎新的理解，即“可被观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的因果关系”。［28］它是超个案的，是自成一体的，是非叙事性的。它可以被凝练为一个概念、一种理论，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解释路径。从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一代开始，社会学研究便追求如自然科学（特别是经典力学）一般发现那些支配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尽管这种不切实际的“野心”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被抛弃，社会学界也越来越呼吁把所谓的理论带回具体的历史场景来研究，但相比于史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仍是以“机制”为核心来展开。在这种模式之下，即使社会学研究要讲故事，也是要讲“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至于后者是否更优越便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20］相较而言，史学学科始终是研究基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事实，力求以史学技法如实记录。即使是立论说理，史学家也更推崇“述而不作”，靠叙事本身铺陈史家之于历史的理解和看法。作为史学研究的支流，社会史研究亦是如此。

　　正是因为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同样的论著在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下面会被以不同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其学术价值。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眼光来看，社会学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总是有“剑走偏锋”的感觉。即使研究同一议题，社会学学者的论文大多会用三到四成的篇幅去阐明其核心概念或讨论其研究议题所置于的理论背景。从史学的标准来看，他们对史实考订的着墨常常不及其对概念和理论的辨析。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别，即是源于“机制”与“史实”之于这两门学科的必要性有所不同。“机制”对社会学研究来说是必需的，“史实”则多是提炼它的原料或解释它的论据；“史实”对社会史研究是必需的，“机制”则多是对它的描述或概括。（这是针对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而言，在二者比较当中才成立，且不排除例外。）例如，周飞舟在《锦标赛体制》一文中，虽然引用了许多有关“大跃进”时期经济史和组织史的相关资料，但作者本意在于讨论“锦标赛体制”的社会现象。［29］在这篇论文中，剔除相关史料，我们仍可以看清作者所表述的“锦标赛体制”的运行逻辑。

　　（二）带着“社会学的想象力”进入历史研究，终要达成“求解”与“求真”的统一

　　对于当代社会史学界，就社会学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而言，相较于那些主要着眼于明清史等领域的学者们，应星等人的研究思路或更值得作为重点去分析。近年来，在国内社会学研究发生历史转向的趋势当中，“把革命带回来”可视为这一转向在近代史、民国史、中共党史以及当代史等研究领域的体现。应星表示，“革命的社会学研究”要有独特的问题意识。他提出：“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结构和气质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又给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了怎样一种复杂的历史遗产”等问题。［30］尽管目前这类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仍在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但其问题意识和治学路径是不为时段所限的，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不无借鉴价值。总体上，应星等人选择了事件社会学这一“分析策略”，即“通过复杂的历史叙事来理解和揭示‘适合的’因果机制”。［30］这种“分析策略”与史学（尤其是实证史学）最明显的差异在于：这类事件社会学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带有社会理论的意涵，而不是由实证史学的求真本能所决定。或言之，在这类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可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其必须足够典型，需要具备隐喻的意义。［29］

　　然而，恐怕会令当代社会史学界难以认同的是，为了追寻与探析这种有隐喻意义的历史，从事这类研究的社会学学者在必要时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进行大胆推测和拼贴”，从而完成其论述。［30］社会史研究也容许用“想象力”对史料作尽可能合乎情理的解读，但就“史实”而言，大多数学者在这方面都是不容疏漏的，一字一句都力求凿凿有据。这是两门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关键性的区别。

　　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求真”与“求解”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正所谓“孤证不立”，作者或许给出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解”，可若要证实此“解”为“真”，则后续需要大量的“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工作”。社会学研究在转向历史时，虽然研究者在某些情况下选择了叙事，不过若要讲出“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这种尝试最终还是要经过史学研究的检验，方可在“求真”与“求解”两个维度上都成立。

　　（三）跨学科与学科边界本是一体两面，当代社会史研究有必要坚持“史学本位”

　　回到前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相较于其他学科，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它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边界何在？本文以“社会学—社会史”这一典型为例，试图表明学科之间的“边界”并不存在于个体的研究者身上，而是存在于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之上，尤其是在谈及以何种标准或规范去评议某一具体研究的学术意义时。例如，同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偏重于“求解”，以“机制”为切入点，而社会史研究则是以“求真”为第一要义，以记述“史实”为先。有待进一步探究的是，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具体的关系。但总的思路是确定的，即学科边界问题只存在于方法论层面，且在对现有研究的比较分析中得以成立。

　　在跨学科的语境下，当代社会史研究仍不能放弃其“史学本位”。对于一项具体的研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史料翔实与理论创新兼顾，或至少应满足“求真”与“求解”两项愿景之中的任一一者，否则很容易成为两面都不认可的“夹生饭”。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下，当代社会史研究坚持“史学本位”不仅合情入理，这更是对研究资源的一种优化配置。正如有学者所提醒的那样，尽管科际整合日趋深化，但“声称学科的权威正在消失，学科边界已经消融，则是天真的，甚至是危险的”。［19］（p.173）较之两百年前，如今在分科置业的学术环境下，各个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与信息容量都大幅提高。在这种条件下，跨学科不是强求每个学者同时在多个学科上均有建树，而是主要表现为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既然如此，当代社会史学界的任务是应当充分发挥本学科的特长，在史学视野下对同样的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或许这才是当代社会史研究同其他学科开展跨学科对话的资本，也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

　　三

　　跨学科是在承认学科有别的前提下，坚持本学科的学科本位，以此为基础，尊重并尝试理解其他学科的视野和经验，更细微具体地吸取对方的长处，更辩证客观地认识其不足，并在学科比较之中找到本学科独有的价值。秉持这种思想，我们回到对具体议题的讨论当中，去考察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同点，以此来扬长避短，深化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

　　（一）当代社会史研究可以借鉴事件社会学研究思路，发挥“机制”的整合作用

　　如前所述，国内学界在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时，一些学者选择了引入时间的维度，但另一些学者则更注重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带入历史事件的研究之中。同是研究当代中国，包括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界既有对宏大叙事下重要事件的再解读（如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上山下乡运动），也有在此宏大背景下不为人所熟知的具体个案（如“银花赛”、“毛人水怪”、“铁姑娘”）。［31］相比之下，在当代社会史学界，时间的维度仿佛成了当代社会史之为“史”的底线，甚至于要打破

　　1949年这个“唯一和固定的界限”，［32］，方能突显出史学视野的独到与深邃。而研究对象的古今之别和“历时性”都不是“史学本位”，这在前文已有讨论。因此，“长时段”可能只是当代社会史研究拓宽视野的一个方向，但不具备本体论的意义。今后学界固然有必要消除当代社会史与近代社会史之间的藩篱，从纵向把当代社会的变迁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33］这一视野下理解。但在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启发之下，学界也可另辟蹊径，从横向打通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界线，开展更有深度和思想性的事件史研究。

　　目前学界虽不乏对事件的研究，但其深度仍有被进一步发掘的潜力。例如，有学者研究20世纪50年代山西中部土盐户转业，叙述了当时为保证盐业税收和促进农业生产，在利用经济等手段之后，国家是如何完成土盐户转业的历程。［34］再如，有学者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克服“李四喜思想”的经验，记述了当时湖南省委针对土地改革后乡村干部的“松气退坡”，利用《新湖南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展对广大农民及干部的思想教育运动。［35］在有限的篇幅内，上述研究以翔实的史料讲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可称为相当优秀的史学研究。但我们仍可以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继而借此事件来讨论党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机制等一系列学术命题。［36］

　　除此之外，当代社会史学界可以借鉴社会科学研究，发挥“机制”之于史料的整合作用。近年来，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呈现出从整体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下移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人使用地方资料，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这几乎成为学界主流。但随着越来越多同质化、低水平、重复性研究出现以后，这种做法引起学界颇多争论。［3］同样是“眼光向下”，同样是考察当代社会史，社会学界与人类学界亦不乏聚焦于区域或微观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也会使用地方的档案馆藏、志书、文献汇编、口述史料乃至私人日记，但并未造成研究意义琐碎和思想缺位的情况。［37］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理论视野对于整篇论文架构的支撑，即“机制”之于史料的整合作用。例如，同样是研究当代史上的鼠疫防治，李洪河与艾智科的视野在于省市一级，着眼点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过程及应对措施。［38］相比之下，阿拉坦研究的对象仅是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左翼中旗。但作者以“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为题，展示国家如何在防控疾疫的同时“既整体又细密地重整了乡村社会”，从而将看似互不关联、无特殊寓意的小事件贯穿成一幅完整的图景。［39］这种叙事手法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在当代社会史学界，不少学者呼吁走向田野，收集和整理散失在民间的珍贵史料，在这方面学界同仁已做了不少工作。［40］但是，这类史料所反映出的历史更为细碎零乱，在体量上更为繁复庞杂，仅靠“村庄故事”的个案叙事是很难构成总体性的历史图景的。因此，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要重视发掘和呈现新史料，更要学会如何对其做出解读。

　　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尝试将跨学科的概念或理论融入史学的叙事中。如郭若平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的研究，即从“仪典”这一社会学概念出发，去理解这种纪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所发挥的积极作用。［41］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是社会史很重要的理论依据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依据如何衔接就有它本身的缺陷。”［42］当代社会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有时对取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产生误用。以“社会结构”一词为例，虽然这个词常被用来描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研究框架，但学界往往停留在这个词汇的表层意义，而忽视了它的内涵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争议。什么是结构？社会结构由哪些要素构成？新要素被纳入“社会结构”这一范畴的标准是什么？在社会学界，不同学者依据对其含义所做出的不同解释，可以形成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43］相较之下，当代社会史学界往往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尚未编织完整的篮子，姑且将人口、家庭、阶级阶层等议题纳入其中。今后学界在引入新名词、新理论的时候，要避免“拿来就用”，有必要先对其含义加以辨析。

　　（二）当代社会史研究应具备“历史感”，避免将“当代中国”概念化、背景化

　　同是研究当代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更强调议题的“历史感”。即使研究同样的问题，作为史学，当代社会史研究也要尊重问题所在的历史情境对问题本身的影响，认识到没有哪一个议题是可脱离于其所处的复杂的时代背景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当代社会史研究若抛弃“历史感”而盲目追求所谓的“社会科学化”，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进步，而更像是一种本末倒置。

　　一些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时，很容易将当代中国这个具体的时空条件概念化。例如，某些论著一提到改革开放前30年，就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时段下的历史视为均质的、静止的、闭合的一整块，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对比时突显出来。［44］而对当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体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些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无法一概而论。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视为一体，这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此外，一些研究在论及上述年代的中国时，习惯于用“全能主义”、“庇护关系”、“弱者的武器”等概念去套。虽然在某些时候这样可以“一叶知秋”，但在某些时候也会误入“一叶障目”的歧途。上述种种概念和理论之于洞察当代社会史固然重要，但学界应当注意到，这些概念和理论的诞生有其具体的社会文化土壤，并非天然具有普适性的解释效度，更有可能带有特殊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判断。从概念和理论入手去考察历史，虽然会帮助研究者透过表象去把握实质，但有时这也可能会遮蔽“史实”之中本来存在着的诸多面向，甚至使研究者对“史实”做出非历史的不实评价。姚力在《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论》中就提倡“在历史的脉络中认识历史问题”，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传统医疗保障制度和“单位自保”这些历史现象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45］作为史学，当代社会史研究应当更懂得何为时间、何为空间。

　　除此之外，当代社会史研究要避免将当代中国这个历史的行为主体背景化。在现有成果当中，某些研究虽可被划入当代史的范畴，但它们更像是各自学科体系之下既有议题在研究时段的向后延伸。这类论著大多关注社区或村落的变迁历程，但主导这一过程的往往是市场因素或文化因素，而所谓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仅是其宏大而宽泛的背景。这使得它们往往呈现为远离政治史的民族志式的研究。［46］但正如张静如所言：“严格地说，能够上史书的群众生活，也很难完全脱离政治。表面上似乎与政治无关，其实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7］在现今国内社会史学界，回归政治史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国家也成为必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同样是讨论鼠疫防控，医史学界可以就医学而言医学，讨论鼠疫的观察与命名、疫情传播介质、传播路线与疫苗研制。［48］相比之下，所谓“外史”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更关注疫情传播与防治过程中，政府的防疫措施、政权问题、政治思潮与社会观念等带有政治史研究意味的议题。［49］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理解政治，开展政治社会史的研究，是拓展这两个方面研究的最佳路径。当代社会史研究之为“当代史”，不仅仅因为这是一次政权交替，更是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革命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即使不以旧有的“国家—社会”视角来看，这种制度化的革命也已深深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个“新中国”从一开始便是当代史的内在属性，那种“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路径恐怕很难发现当代社会史的本来面目。打通政治与社会的界线，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而言，具有总体史的意义。

　　长久以来，当代社会史研究都是国史研究的“薄弱领域”，但如今，在学界已有所积累之后，我们更有必要去做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国内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之初，也曾急迫地想要填充此前遗留的诸多空白。［50］然而到了90年代，国内社会史学界很快意识到史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在总体上给研究实践带来的束缚，从而开始系统反思何为社会史等一系列问题。时至今日，国内社会史研究已形成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新社会史及历史人类学等不同的治学路径。［51］这些路径不见得尽善尽美，但确实有助于推陈出新，而这背后是无数学人在史学理论研究上的辛勤耕耘。作为“后起之秀”，当代社会史研究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虽然学界目前对既有议题的研究仍是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为主流，但新的议题却正在多学科交汇融通的过程中逐渐步入学界的视野，既有议题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被发掘出新的解读空间。上述趋势使得学界在坚持“史学本位”的前提下，更有必要自觉地在与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比较之中，去反思当代社会史研究现存的不足之处与其独有价值。正是如此，学界才能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在不失其本来面目的条件下，为当代社会史研究这一门新兴学科找寻到更为开阔的发展前途。

　　［参引文献］

　　［1］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宋学勤、李晋珩：《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4］张太原：《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生活的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李春峰：《河北省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韩﹞郑承敏、赵峥：《生产与生活：“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6］李文：《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总结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

　　［7］赵入坤：《“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8］黄兢、黄海英：《1957~1965年广东省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状况与特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柳森：《1961~1963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减》，《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陈熙：《1955~1956年上海首次城市人口紧缩与粮食供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9］岳珑、王涛：《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一五”计划、“三线”建设与陕西城市化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0］游海华：《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李占才、运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化及其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1］宋月红：《建国初期北京市的区街建政与居民自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

　　［12］张志永：《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婚姻制度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刘维芳：《新中国新式婚姻制度的初步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范连生：《构建与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在黔东南民族地区的推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范连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推行与基层干部动员和教育——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3］周倩倩：《集体生产组：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盐场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张力：《20世纪50年代山西中部土盐户转业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4］张昭国：《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瞒产私分》，《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姚宏志：《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农村救灾度荒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

　　［15］丰箫：《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中小学优秀教师评选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周蕾：《国家表彰与妇女解放——196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姚力：《1977~197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6］肖爱树：《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肖爱树：《20世纪60~9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赵胜、苏智良：《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夏杏珍：《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群众诗歌运动——“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王凛然：《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计划生育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刘迪成、李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期。

　　［17］王瑞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飞龙：《20世纪50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岳谦厚、杜清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杨丽萍：《1949~1952年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8］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姚力：《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姚力：《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9］﹝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著、姜智芹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6页。

　　［20］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21］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2］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23］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25］李钧鹏：《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6］吴忠民：《历史社会学初论》，《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席来旺：《“历史社会学”再探讨——兼与〈历史社会学初论〉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赵世瑜：《打破学科畛域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朱汉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为例》，《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27］﹝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8］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

　　［29］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0］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

　　［31］孟庆延：《“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李隆虎：《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社会》2011年第5期；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2］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33］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4］张力：《20世纪50年代山西中部土盐户转业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5］王瑞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6］﹝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7］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吴艳红、﹝美﹞J.David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社会》2005年第6期；吴艳红、﹝美﹞J.David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年第1期；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李耕：《20世纪50年代工厂住宅与主体性重塑——基于北京市某国有工厂职工住宅情况的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2期。

　　［38］李洪河：《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事业述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李洪河：《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艾智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网络与社会动员——以1949年北京市应对察北鼠疫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3期；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应对机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9］阿拉坦：《捕鼠记——内蒙古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1949~1952）》，《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40］常利兵：《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41］郭若平：《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2］李良玉、李文：《扎实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3］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4］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社会》2011年第5期；姚泽麟：《近代以来中国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一种职业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柳建坤、陈云松：《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基于书籍大数据的实证分析（1949~2008）》，《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45］姚力：《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14页。

　　［46］周大鸣、高崇：《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孙庆忠：《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高永平：《传统框架中的现代性调适——河北省平安村1949年后的招婿婚姻》，《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宋言奇、张建华：《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孙庆忠、张蓉：《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贾俊民、董金秋：《从传统农庄到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曲折历程——“无保调查”中保定市薛刘营村城市化进程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7］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8］吴文清：《中国第一部防治鼠疫的专著——〈治鼠疫法〉》，《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2期；杨微：《霍乱疫苗鼠疫疫苗研制的先驱哈夫金》，《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4期；马学博：《蚤类传播鼠疫机制的发现》，《中华医史杂志》2012年第4期。

　　［49］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0］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1］刘平：《风生水起：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演进》，《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宋学勤，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100872；李晋珩，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