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全面复兴以来，逐步从历史学的边缘领域走向舞台中心。1996年，为进一步确立社会史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地位，加强对社会史研究的“宏观把握、整体架构工作”，由龚书铎任总主编，曹文柱和朱汉国任副总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面世，描摹了先秦至民国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较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通史》所述内容止步于新中国成立前，在时序上尚不能称为贯通。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正式立项。该项目着眼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领域的发展变迁，接续了此前的中国社会通史研究，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2月，项目的最终成果——朱汉国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3编，共6卷，总计240余万字，全面、立体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全貌，深入探讨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运行的状态、特征和一般规律。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学术价值突出，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框架与体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脉络与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层出叠见，其中不乏涉及各领域的、颇具深度和前瞻性的专题性研究，也有反映学科发展总体成就的通史性著作。截至目前，以当代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通史性论著主要有三部：一是由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二是由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三是本文所讨论的《当代中国社会史》。三部通史性著作的相继推出，标志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拓荒阶段向稳步发展阶段迈进。

　　研究对象的界定影响着理论框架的搭建和编写体例的选择。就当代中国社会史而言，三部通史性著作均从自身理解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观点。《中国当代社会史》基于“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的认识，认为有必要把经济、政治和外交等纳入研究框架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提倡“小社会”的研究视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的“社会”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大致相当。《当代中国社会史》承袭并发展了《中国社会通史》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主张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提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可概括为“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社会运行在当代中国又主要表现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两个方面。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可围绕社会构成、社会建设与社会变迁三部分展开。

　　根据各自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主要按照由横到纵的体例来架构全书，即依照一定的时间线索，分别概述当代中国每个历史阶段“大社会”或“小社会”的发展状况。这种编写方式的优势在于牢牢把握住宏观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确实，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历史演进脉络的总体关照，但社会领域各要素的演化流变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诸如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等，具有稳定性较强、反应变化相对缓慢的特点。鉴于此，有别于前两部通史性著作，《当代中国社会史》在谋篇布局上采用的是由横到纵体例，即以社会构成、社会建设与社会变迁为枝干，每个枝干下伸展出若干可深入分析的基本问题，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勾连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状况和社会运行状态，以彰显“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变化”。从框架结构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史》正好可与前述两部论著形成有机互补。此外，为处理好社会构成、社会建设与社会变迁这一主脉络与各基本问题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史》在总体架构和内容编排上也有一番精心设计，体现了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次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史》认为，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及其发展是分析认识社会运行状态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该书第一编即“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旨在深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构成诸要素的发展特征及相互关系。根据“人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认识，全书第一章“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首先探讨了当代中国人口的数量、质量与流动变化特点。人非孤立存在，人与人之间总会产生如家庭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据此，第一编按照由小及大、由横入纵的编排原则，分别论述了当代中国的家庭、行政区划与基层行政组织等一般结构性要素的演进。这部分内容还特别关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的特殊社会结构，即“城乡二元社会”“单位社会”及民众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揭示了国家力量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该书第二编“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书核心内容。与其他时段的社会史相比，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最大特点在于党和政府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地调适、完善有关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案，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建设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第八章“中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首先考察了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这一宏大理论问题的不懈思考与探索。随后，分章详细论述了党和政府为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逐步完成建设理想社会的规划和目标，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招生与就学的公平正义、妥善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就业问题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从党和政府关于理想社会的顶层设计，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的贯彻落实，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第二编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社会建设的艰辛奋斗历程及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第三编“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开。一般而言，社会变迁是指人类社会发生的整体性、综合性变化，涉及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思想文化变革等方方面面。在吸收借鉴社会学相关论点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史》主要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来界定该书所讨论的“社会变迁”内涵，指出“社会变迁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变化，但其最终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化上”。其中，社会的基本构成影响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主观感受；保障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使民众产生切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党领导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与结果呈现。由是，第三编重点从城乡居民生活的变化层面来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而更好地聚焦该书的主旨。至于社会生活变迁研究的具体范畴，《当代中国社会史》首先从民众的“劳动生活”着手，认为“劳动是大多数人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主要方式，劳动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异形态，有必要给予劳动生活以充分关注。因此，第三编开篇便是“劳动生活”，对比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群体不同的劳动方式、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等。紧随其后，第十九章至第二十六章分别论述了民众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娱乐休闲、宗教生活以及社会习俗的演进历程，描绘了社会生活变迁的鲜活历史场景，归纳总结出在不同历史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所表现出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社会史》围绕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一共探讨了26个基本问题。该书通过细致、深入地研究每个基本问题，厘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的演进脉络与基本特征，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真实状态，探索并总结了其中的发展规律，既推动了学术研究走向深入，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史料与方法：系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

　　《当代中国社会史》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运用整体史的研究视野，注意借鉴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从而达到“对当代社会进行系统、全面、深入、贯通的整体研究”的目标。

　　（一）凭借多元的史料构建起主线清晰、内容丰富、论述严谨的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图景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有学者主张深耕某地材料，或抓取某一典型个案，尝试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展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时代变迁的整体趋向。然而，在具体的史学实践当中，区域化或微观化的社会史研究面临难以横通纵贯的困境。一些研究或“用碎片的史料解构整体的历史”，或仅满足于具体而微的史实陈述，进而产生了“碎片化”的研究倾向。《当代中国社会史》作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碎片化”研究取向的回应。为使研究具有系统性和贯通性，该书在史料搜集与运用、史实铺陈与释读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首先，该书充分利用各地档案馆馆藏的未刊史料，较好地再现了历史过程和细节。仅书末列出的征引未刊档案数目有169条，从南至北，从省到市再到县，从城市问题到农村问题，从政策文件到个人汇报，档案的类型和内容都十分丰富。这些未刊史料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各类公开出版文献材料形成映照，共同描摹出社会领域发展的历史景象。其次，该书对亲历者做了大量口述访谈，这在弥补文字资料不足的同时，也呈现了社会史的鲜活面貌。例如，第六章“单位社会”在论述单位对职工思想、思维方式产生的柔性塑造作用时，不仅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进行说明，还加入了作者对职工群体的口述访谈，既给书中增加了生动的个案，也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最后，该书搜集并使用一批内部出版的厂史、厂志等，尝试用民间文献来进一步充实研究内容。当然，相较于已刊文献和未刊档案，全书所用的民间文献种类比较有限，日记、信件等一手材料尚付阙如。事实上，如何搜集并利用民间文献已是当前学界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面临的共同难题。该书在史料开拓方面已有较大突破，后续研究可继续从史料着手，从发掘和抢救珍稀民间文献开始，使历史书写更加贴近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真实状态。

　　（二）在唯物史观、整体史的研究视野下做到上下之间、动静之间的有机结合

　　该书主张将当代中国社会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之下进行全面分析，既思考“个案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关系”，也揭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第三编第十九章“衣着与服饰”为例，这一章节将最寻常不过的衣着与服饰视为“民族文化的表征”，指出其“是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符号，成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载体”。透过服装服饰的变迁，此章探讨了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是如何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与之发生互动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出社会各领域发生变化的关键历史节点，清晰勾勒其纵向演变的轨迹，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该书每一章的论述几乎都围绕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展开。例如，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时，该书抓住了“补缺型”“社会化”和“普惠型”三个关键词来描绘这一制度的变迁轮廓。与此同时，该书也注意跨越历史分期，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寻觅变中之常，觉察历史变迁下得以延续流传的恒常之物。例如，第二十六章“社会习俗”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中国的婚姻、丧葬、节日节庆等社会习俗发生了剧烈变革，但“有的传统习俗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洗礼以后，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当代的社会习俗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由此可见，该书不是孤立、凝滞地看待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去分析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探讨了当代中国与其他历史时期在社会层面的延续与断裂，既展现了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一面，也体现了联系与发展的整体史研究视野。

　　（三）在坚定史学本位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研究，使得全书既具有历史感又不乏理论见地

　　广泛地占有史料，通过叙事回溯历史场景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史研究若只满足于史料堆砌，其结果便是“落入史实罗列和收集信息的窠臼，倒回流水账式叙事的老路”。社会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通过借鉴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拓宽研究视野、增进问题意识、加强解释力度，向来为学界所提倡。然而，有学者发现个别研究只是简单地引入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抽象概念，“在史实建构和概念解释上不能充分融会贯通，致使‘两张皮’现象严重”。因此，如何平衡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既不被社会科学理论“牵着鼻子走”而歪曲史实，又不至于仅摆史实而缺乏一般性的理论见解，是社会史研究者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史》在借鉴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时，尤为强调适度与合理，即未随意使用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坚定史学本位。该书是在仔细爬梳整理史实的基础上，合理、恰当地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释读出历史表象背后所蕴藏的深刻意涵。例如，第十七章“社会管理”通过详尽考察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及演进的相关史实，总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管理工作逐步呈现“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基层管理制度变迁背后反映的是“基层群众自下而上的立场与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的结合”。这一认识正是在翔实的史实论述基础上参考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得出的。

　　概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史》一书正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在唯物史观和整体史研究视野的指导下，正确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使得国家与地方、社会与个人上下左右连成一片，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价值与贡献：推进学科建设，助益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史》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探索并构筑起一套脉络清晰、逻辑缜密的研究体系，有助于“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在承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书颇具创造性地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要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这一研究体系既有利于廓清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边界，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延展性，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社会史》还全方位、多层次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状况与社会运行状态。例如，该书在全面、系统地回顾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点、取得的伟大成就与面临的问题挑战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社会建设和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等基本经验。这些经受过历史锤炼的宝贵经验，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对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史》作为一部体量庞大的通史性论著，其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确切无疑的。就目前全书来看，一个值得继续思考与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史研究中彰显人的作用？一般而言，社会史研究区别于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研究的关键之处，正在于它的基本立场是“自下而上”，它内在地要求给予普通人以更多的关注，从民众视角出发来理解和认识历史。该书及其他社会史研究仍多侧重讨论党政部门在社会领域建立的制度、颁布的政策及其贯彻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上，民众感受常作为背景或结果出现，由此造成分析视角的相对单一，无法很好地揭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相较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但拥有异常丰富的各类档案文献史料，而且研究者还有机会走进现场，通过田野调查，探寻不同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态度的变化。因此，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关注民众社会态度的演进趋向及其对社会构成和社会运行的作用、影响，这或许是《当代中国社会史》仍需继续深化之处。

 

　　［作者简介］黄岑玥，历史学博士，讲师，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61113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