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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发布时间: 2017-01-17    作者:李文    来源: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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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巨型发展中经济体,这句话完整准确地概括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国情。首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量增长率低但基数巨大,经济发达程度有限但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水平不高但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这三个“巨大”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态势。此外还有令人头痛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既是难题,也是隐患。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个“发展中”不但体现在经济上,也同样体现在社会上;这个“大国”不但体现在人口规模、幅员辽阔和经济规模上,也体现在地区、城乡、阶层发展的差异上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上。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分化和转型愈演愈烈。伴随市场化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新变化,农民阶级人数不断减少,大量新社会阶层涌现。伴随工业化、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分配要素多元化使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显著拉大。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本文拟对上述现象展开分析和讨论,数据引用原则上到2012年截止。 

  一、人口和家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两高一低”过渡型转变为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型,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中国推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大大减少了新增人口规模的同时,迅速改善了人口年龄结构,由此节约下来的巨额人口抚养费用就部分地构成了所谓“人口红利”。但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趋势上看,在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同时,是少儿抚养比的减小和老年抚养比的相对增大。而且,伴随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是家庭户人口规模的不断缩小,而这种家庭小型化的趋向也使得家庭的功能发生变化,特别是当面临人口老龄化时,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了。 

  这里,我只讲一个数据。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中国的增长速度和比重两方面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年人。 

  中国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直到今天,大约农村仍有六成(含有子女外出打工的家庭)、城市接近半数的父母与子女相伴。也就是说,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在农村,因为没有正规的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来自子女的供养更是绝大多数父母失去劳动能力后的主要寄托[1]。但是,这种养老体制正在受到来自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股潮流的日益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户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421”家庭结构:父母4人,孩子1人,夹在中间的是不堪重负的夫妇2人。于是,越来越多的父母主动地选择了空巢或被动地走向了空巢。2012年,中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近半(49.7%);农村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也上升很快,达到了38.3%。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自然结构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从2009年开始出现掉头下行的走势。这三十余年积累下来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将随着这批人口逐渐成年而显现出来,那就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目前中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人,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近年来在某些靠近边境的地区,从邻近的国家娶妻(多数未办理合法手续)暂时缓解了这一难题。而随着网上征婚的流行和出境旅游的便利,内地男子“进口新娘”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也一直暗流涌动。 

  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 

  改革开放以来十多亿中国人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空前的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由于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迄今国内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量为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农民工总量达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 

  外出农民工八成是要流向城镇。在中国,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每年提高1.36个百分点,说明这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增加。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被统计进城镇人口总量的流动人口中八成左右还保留着农村户口,属于“被城市化”人口。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渐形成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思路,力图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有序地解决“被城市化”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不过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户籍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所在,附着在上面的是一整套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取消户籍排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要实行属地化管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数量和各地的承受能力,为防止出现一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现象,这样的改革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是一种由农村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本质上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且这些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这些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并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他们大多在城里无力购房而是租房居住,其在农村的住房却大量处于空置状态,留在乡下的是分别达数千万的老年人口、妇女和儿童。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农民工的家庭生活和妇女发展问题,以及留守儿童的抚养、教育和成长问题,同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三、职业分类和阶层分化 

  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不断调整。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及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相互促进,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职业结构也会发生频繁的变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突破了过去以行业管理机构为主体,以归口部门、单位甚至用工形式来划分职业的传统模式,采用了以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作为职业划分标准的新原则,首次对全社会的职业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划分和归类,全面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职业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职业变化的两个新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更新换代加快,二是呈现不断细分的趋势。一些传统产业中的职业趋向萎缩,一些领域中的职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些员工会因此失去就业岗位。一些职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保姆”变成了家政服务员,理发员变成了“美发师”等等。一些职业则不断细化,如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CEO)、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一些新兴产业则在不断衍生出新的职业,特别是那些复合型人才比较集中的岗位。从趋势上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正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职业。 

  职业结构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性因素。上述职业结构的变迁,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上最大的变化就体现在农民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此消彼长上面,这是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均衡的条件下(有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推进的正常结果。改革之前城市里的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市民(非农业户籍人员),改革以来先是农民发生了分化,“自从有了乡镇企业,就有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工人)。1992年后,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他们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2008年)整个4亿多从事二、三产业的蓝领员工中,农民工已经占多数,在建筑、矿业、环保、纺织、服装、玩具、餐饮服务等行业中,农民工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员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单是带着农业户口,而且大多数在同样的单位接受着有别于本地非农户口就业人员的薪酬和待遇。这一差别所产生的效应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被成倍地放大了,在那里他们变成了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因此才成了所谓“世界工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上再一个大的变化体现在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中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以知识分子居多,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收入较高但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壮大了以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即所谓“白领”)的中间阶层。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是一个底层过大中层过小的现状,距离理想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还相差甚远。尽管已经出现了下层缩小、中层扩大的趋势,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横亘在其间,城乡基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中间阶层主要在城市,农民工处于不城不乡的尴尬状态,中国要塑造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中间阶层成长壮大的助推器。2010年,中国各职业受教育年限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约为13.4年,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12.5年,其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还不到初中受教育水平。[3]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客观存在的城镇化困境和城乡教育分割造成个人发展机会不平等,阻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中国一定程度上存在阶层固化现象。[4] 

  四、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从城镇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来看,各行业位次的排序受不同职业人力资本水平、劳动水平以及所在产业层次的影响,而且,进入门槛越低、市场竞争越充分、要求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越低;反之,垄断性越强、进入门槛越高、要求技术水平越先进的行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越高。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当前的职业结构与社会分层(包括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之间具有较高的吻合度。此外,不同职业工资上的差距还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总体上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比较低。 

  当然,在中国,工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工资性收入之外还有大量的非工资性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随着农民工规模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工资性收入在收入构成中的比重总的趋势是,城镇居民有所降低,农村居民逐步增加。如果将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加在一起比较,这个时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至少在2010年以前仍在扩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3.11∶1扩大到了2009年的3.33∶1,2010年以来 

  虽然有所降低也仍一直在3倍以上徘徊,依然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5]要知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村居民纯收入部分地还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显示,2004年最低为0.473,2008年和2009年最高分别为0.491和0.490,2012年回落到0.474,但仍在国际警戒线之上徘徊。“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6]按收入分等统计,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中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达5.4∶1;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5∶1,表明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均收入相差最大的莫过于拿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西部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收入最高的人口大多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收入最低的人口则主要生活在西部荒凉的农村里。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居民具体的收入情况可能远比官方统计到的情况复杂得多。由于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在上述公开的账面收入之外,还有数额巨大的难以具体统计的隐性收入,包括账外存在的个人福利、隐性财产收入、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等。相关研究表明,隐性收入主要发生于城镇,职级或收入越高的阶层获取隐形收入的渠道越多、数额越大,而且近年来隐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加快。于是就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中国本来就金融市场不发达,个人投资渠道较窄,贫富分化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投机又助长了贫富分化。这些年一线城市房价猛涨让那些炒房客赚得盆满钵满,普通工薪阶层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隐性收入因素的存在,一方面会诱导人们一窝蜂的不现实追求,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一些人的“仇富”心理,特别是由于一些官员的腐败引起的“仇官”心理。可见,解决隐性收入问题迫在眉睫,但这一问题远不只是单纯的收入分配问题。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21世纪以来,社会建设的艰巨任务,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整个社会的快速转型,都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构成新挑战,提出新要求。 

  [1]上海财经大学新近披露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农村老人现代生活观念趋强,但“与子女同住”仍然是老人心中的期盼。四成多农村老人喜欢的养老方式是“与子女同住”。68.4%的农村老人依靠子女经济支持,大多数农村儿女对老人孝道犹存。参见《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报告:近四成老人身边无子女养老》,中国经济网,2015年4月23日,http://district.ce.cn/zg/201504/23/t20150423_5193341.shtml。 

  [2]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8亿就业人口:农林牧渔仍为中国第一大职业》,《人民日报》2013年3月27日。 

  [4]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以及所谓“拼爹”现象就是阶层固化的客观反映。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人民日报》2010年9月16日;《贫富差距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挑战中国》,《广州日报》2010年11月3日;《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人民日报》2013年5月26日。 

  [5]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6]《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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